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一場錯位的博弈

2010年05月21日 23:04
來源：經濟觀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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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斐斐

這也許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美國高級官員的“遷徙”

5月24日，已經在中國旅行一周的美國商務部部長駱家輝將與國務卿希拉里與財政部長蓋特納會師北京，他們將一起帶領浩浩蕩蕩的200多位美國高級官員，與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與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開始為期兩天半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S&ED)。

自從去年美國總統奧巴馬上臺之后，將每年舉行兩次的戰略與經濟對話合二為一，形成了這場“巨無霸”式的會議。當中國更關注在美資產安全、貿易摩擦以及高科技出口同時，美國人希望中國給予美國企業更多市場準入，給美國財政更大的支持，同時在伊朗與朝鮮核問題上立場與美保持立場協調。

對于這兩個21世紀最重要的國家來說，一場錯位博弈即將開始。

“高科技出口”與自主創新

美國商務部部長駱家輝21日在北京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將會在今年夏天之前完成對華高科技出口產品的重新審議。“美國將只對涉及重大國家安全的產品進行出口控制。目前，需要出口許可證的產品只占全部出口的1%。在這1%當中，已經批準了98%，只有2%依然在審議。我們也將加快效益，縮短審批流程。

但他拒絕評論放松出口的具體領域以及此次“解禁”是否涉及軍事、信息等敏感領域，只表示會對所有領域產品都會審議，涉及上千種產品。

駱家輝是于19日在上海時提及放松對華高科技出口的消息的。在此之前，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4月下旬時表示，美國現有的出口管制體系結構過于復雜，存在太多重疊，應將執法力量集中在最關鍵、最敏感的核心技術和產品。

美國高科技產品出口限制制度已經阻礙了美國對華經濟出口：以2008年為例，2008年中國高技術產品進口總額3400億美元，美國在其中占7%，低于歐盟的9%和日本的14%。

但摩立特集團全球首席執行官傅忠(JosephFuller)認為，美國在軍事、計算機技術等敏感領域不可能有任何實質意義上的出品限制放松。“高科技出口問題在美國已經嚴重政治化了，在中期選舉臨近的情況之下，奧巴馬政府幾乎不可能冒著風險改變這一政策。惟一的可能就是在清潔能源技術方面尋求突破。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副總裁DouglasH.Paal對本報表示，即使最后達成這一協議也更多是象征性的遠非經濟利益的。更重要的是，美國政府在高科技出口限制方面，經常會作一些笨重遲緩的決定，遠遠落后于科技產業本身發展速度。“這一官僚主義的作為也使得政策本身的經濟效應大打折扣。

不管最終結果如何，美國此舉可謂是在S&ED之前向華主動示好，但這絕非不求回報。

在駱家輝與中國美國商會的午餐會上，自主創新(indigenousinnovation)這個詞的出現頻度遠遠高于S&ED。中國政府在這一領域的相關政策也成為了美國企業與商會組織集中攻擊的目標，而矛盾的焦點集中在政府采購協議(GPA)之上。

“中國自主創新的政策影響了一些在華美國企業的利益，美國政府希望用‘放寬高科技出品’主動示好，起到間接提示與游說的作用。”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王逸舟表示。

2009年11月，中國科技部聯合發改委、財政部開始在全國范圍內進行自主創新產品認定工作，最終形成 《國家自主創新產品目錄》。“這本是中國政府實現可持續發展、節約能源的國家發展戰略，但是美國企業擔心這一問題會影響到對華貿易投資的公平與透明。谷歌事件使得這種擔心達到高峰。”王逸舟說。

事實上，中國政府已在這一領域采取了放松的政策。中國政府在4月13日公布了《關于進一步做好利用外資工作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擴大對外資開放領域，鼓勵外資參與國內企業改組改造和兼并重組，并支持符合條件的外資企業在中國境內公開發行股票、企業債和中期票據。

針對外資企業爭議較大的中國政府采購新規定，中國發改委副主任張曉強表示，將在規定時間內充分聽取包括外資企業在內的各方面意見，以作出最后的決定。

社科院美國所經濟室副主任王榮軍對本報說，中國并沒有加入到世貿的政策采購協議當中，因此不受約束，而美國希望我們能加入，在該領域也實現國民待遇。“中美在這一領域的交鋒將成為本次S&ED的主要議題之一。

金融資產安全

“當然，這兩個議題不是我們的興趣所在。在本屆S&ED當中，我們更關注中國在美金融資產安全，以及美國能否管理好其公共財政的問題。”王逸舟表示。

一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似乎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本屆S&ED的焦點話題。

美國財政部5月17日發布 《月份資本流動報告》——3月份海外投資人所持美國國債金額增長3.5%，其中中國自去年9月以來首次增持2%，以8952億元繼續蟬聯美國國債持有國榜首。這意味著一旦歐洲債務危機蔓延至美國，中國將成為最大受害國。

這并非不可能。IMF近日公布一份報告顯示，美國政府目前公共債務占GDP比重高達85%，與希臘的116%相距不遠。美國2015年的財政困境在西方國家中排名第五，僅次于愛爾蘭、日本、冰島和西班牙。有學者甚至預測，美國公共債務對GDP的比例將在兩年內沖破100%大關，美國將面臨主權債務危機。

“在這種背景之下，中國作為債權國，更有理由與權力去關注美國的財政政策，表達擔心，并借S&ED施加影響。”王逸舟說。

受到歐洲債務危機影響還有此前一直熱炒的人民幣升值問題。

3月初，隨著美國部分議員公開表示應該將中國列入“匯率操縱國”之后，人民幣問題的爭論達到高潮。4月，胡錦濤主席出席在華盛頓召開的核安全峰會，美國財長蓋特納也推遲向國會提交包括中國在內的主要貿易伙伴貨幣政策的報告。他并表示，5月末舉行的戰略與經濟對話將是就此話題推進美國利益的最佳時機。

但事件并沒有像美國人的邏輯那樣發展。自從4月份開始，歐洲債務危機不斷惡化，歐元匯率創下四年來新低，美國市場擔心這場歐債危機將會波及美國，甚至引發一場全球范圍內的債務危機。

傅忠認為，從客觀角度上，歐洲的債務危機很大程度上轉移了美國金融領域的焦點，就人民幣匯率問題產生的矛盾也相對出現緩和的跡象。

“奧巴馬現在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穩定市場情緒，中國政府也需要一個良好的環境保持經濟增長與就業。短期來看，每個人都在擔心歐元貶值引起的市場動蕩，雙方政府都不希望出現進一步的市場恐慌。”傅忠說。

“如果市場是一個孩子，中美政府就像是父母，他們一方面會說，孩子，別擔心，爸爸媽媽不會爭吵，但實際上，彼此還是心存芥蒂的。

中國方面則堅稱，匯率問題遲遲不動還是更多地出于本國考慮，而非外部壓力。“一方面，國內的經濟形勢不是那么穩定，不確定因素很多；另一方面，各部門、產業、地區平衡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好。”王榮軍說。

而作為中美之間最重要的經貿議題，人民幣問題勢必還將存在于本屆戰略與經濟對話的重要日程之內，但雙方似乎已達成某種默契。5月20日，中國財政部部長助理朱光耀就重申，中國推進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的方向是堅定不移的。但他也強調，在債務危機引起的挑戰面前，中國財美國以及歐盟應該加強宏觀政策的協調，“保持主要貨幣匯率的穩定性以為世界經濟復蘇創造更加良好的環境。

朱光耀說，中國與美國之間應該就匯率問題“靜悄悄地溝通”

同時，美國財長蓋特納和財政部負責中國事務高級協調員戴維上周三在華盛頓也表示，美國不會在即將舉行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上就人民幣匯率問題向中國施加壓力。

“這充分說明雙方在人民幣匯率問題的溝通上，高層之間管道是非常通暢的。”王榮軍說。

但社科院美國所研究員陶文釗認為，隨著蓋特納在6月或者7月向國會提交報告，該議題將繼續成為影響中美關系的重大變量。

這也許就是美國人留給中國的時間窗口。

“歐元與英鎊持續走弱會使人民幣匯率問題更加復雜化。但歐債危機并沒有打消中國需要在貨幣政策上作出調整的必要性。我預期中國在6月多倫多G20峰會之前開始人民幣與美元匯率脫鉤的過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副總裁DouglasH.Paal對本報表示。

錯位，就一直這樣存在著。

鏈接

2010年5月24日-25日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 中國北京對話主要成員：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將與美國財長蒂莫西·蓋特納共同主持經濟對話，戴秉國國務委員將與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共同主持戰略對話。兩國40多個部門的近50位負責人將參加。戰略對話主題：兩國有關部門將就能源安全、氣候變化、聯合國維和、反恐等問題進行對口磋商和雙邊會見經濟對話主題：確保持續發展、互利共贏的中美經濟合作伙伴關系經濟對話主要議題：

1.評估世界經濟形勢的最新發展，特別是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及其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推動采取可持續的財政政策，管理好通脹預期，促進結構調整等議題。

2.探討構建開放的投資環境、促進開放的貿易、反對貿易保護主義。

3.主要就金融監管改革的進展、金融部門的發展，加強雙邊和多邊協調以及金融部門在促進經濟平衡發展方面的作用交換意見。

4.雙方將評估匹茲堡峰會以來的進展，探討進一步深化兩國在國際金融機構改革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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