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為希臘債務埋單

2010年05月24日 19:30
來源：瞭望東方周刊

0人參與0條評論

中國駐IMF執董何建雄指出，此次IMF從希臘債務危機中要汲取的另一大教訓，就是不能只將監督重點放在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從而忽視對發達國家存在的問題的關注度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劉洪 | 美國華盛頓報道

就像當年雷曼兄弟破產引發席卷全世界的金融海嘯一樣，源自債務問題的希臘危機，正對美國經濟復蘇帶來明顯沖擊。

但“希臘”成為目前華盛頓各界最關心的問題，還不僅僅因為對經濟的擔心。拯救希臘和保衛歐元引發的“道德困境”，暴露了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經濟運行模式和整個世界經濟秩序更深層次的缺陷。

這才更令人憂心。

假如希臘悲劇失控

對美國來說，當前歐洲債務危機可能跨越大西洋，并擴散到美國本土，主要表現在三個層面：第一，希臘債務危機全面惡化的直接影響；第二，危機擴大至其他歐元區國家后將帶來的沖擊；第三，連帶的對美國高財政赤字的反思和恐懼。

就第一個問題，如果危機僅限于希臘，對美國影響其實很小。希臘畢竟是一個小國，經濟總量只占歐元區經濟總量的2%多一點，即使希臘到期債務全淪為壞賬，受影響的也主要是法國、德國等歐洲銀行，美國銀行業介入較少。

但假如希臘的悲劇失控，情況就大不一樣了。

中國駐IMF執行董事何建雄指出，希臘經濟規模并不大，但其危機卻被認為具有“系統性溢出效應”。究其原因，就是市場認為一些其他國家也不同程度存在類似失衡，卻未受到國際社會的應有重視。

從國際股市最近接連暴跌可以看出，希臘債務危機背后是南歐諸國的高財赤問題。他們和希臘在同一條船上，如果希臘債務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危機勢必進一步蔓延至這些國家，將帶動整個歐元區陷入新的衰退。

從實體經濟角度來看，歐盟是美國主要貿易伙伴之一，美國五分之一的出口面向歐洲，歐盟經濟增長乏力，歐元不斷貶值，無疑將打擊作為美國經濟復蘇重要引擎的出口。

另外，從金融市場角度看，歐美金融體系高度融合，如果歐洲債務危機擴大，比如說擴大至西班牙、意大利等國，美國金融體系也難以獨善其身，擁有這些國家主權債務的華爾街將面臨大量壞賬，恐慌加劇，新的系統性風險就無法避免。

如果說歐洲債務危機的“蝴蝶效應”令美國不安，那么它更應讓中國警惕。對美國來說，歐洲只是其主要貿易伙伴之一，對歐洲出口遭遇挫折，還可以從增長強勁的對亞洲、尤其是對中國出口中彌補。這也是最近美國要派出龐大貿易代表團到中國的重要原因。

相形之下，中國面臨的處境就更加麻煩。歐盟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歐元仍在不斷貶值，而在美國的壓力下，人民幣升值趨勢明顯，如果處理不慎，中國出口將再次蒙受沖擊，而與美國不同的是，中國出口可沒有新的有強勁需求的大市場可替代。

“先支出、再增稅”模式已碰壁

從希臘發端的歐洲債務問題，讓人聯想到美國自身的債務隱患?！度A爾街日報》指出，從最糟糕情況出發，歐洲的財政壓力將加劇外界對其他存在巨額財政赤字國家的擔憂，“比如說對美國和英國”

在美國，其實早在希臘危機爆發前，高財赤問題就已是朝野爭論焦點。按照奧巴馬的預算方案，2010財年赤字將達到1.6萬億美元，約占美國GDP的10.6%；2011財年仍維持在1.27萬億美元的高位。

據IMF預測，到2015年，美國總體財政赤字將達到GDP的110%，大大高于1950年美國因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創下的90%的歷史紀錄。

美國知名經濟學家、卡內基.梅隆大學經濟學教授艾蘭.梅爾策表示，這么龐大規模的赤字是難以為繼的，如果美國不能嚴肅財政紀律，切實降低赤字規模，結果將必然造成“美元危機”---美元出現大幅貶值，通貨急劇膨脹，世界可能因此面臨新的危機。

當然，美國有一個希臘無法比擬的好處，美元是主權貨幣，又是國際主要儲備貨幣，可以通過美元貶值來轉嫁自身經濟風險。也難怪曾當過美國常務副國務卿的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要感嘆，當他幫助其他國家努力填補財政和貿易赤字時，總是感慨美國的這一好處---可以自由發行債券和印刷鈔票。

但美元既然是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美元既匯率的劇烈變動自然會產生國際性影響，并引發其他國家不安。在全球化時代，其他國家經濟受損，美國經濟也不能一枝獨秀；而且，美國如果采取這種不負責任的政策，也會迫使海外借貸人望美國卻步，進一步抬升美國的融資成本。

當然，對作為美國最大債權國的中國來說，這意味著極大的投資風險。在去年的第一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中國曾就美國債務問題表示高度關切；在現在歐洲債務危機的背景下，美國的債務問題無疑將成為即將召開的中美對話的重要議題，某種程度上，這可以對沖美國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對中國的指責。

希臘危機可以說給了美國必須處理好財赤問題的緊迫感。美國亞特蘭大聯儲行行長洛克哈特指出，希臘危機給美國帶來警示，因為預算赤字上行將加劇通脹預期，迫使決策者在經濟虛弱時提升利率，這將導致“貨幣政策困境”。他指出，美國必須邁向一條“通往可持續財政的可信道路”

希臘和美國的財赤猛增，其目的都是希望通過“先支出、再增稅”來促進經濟發展并平衡預算，但欠債總是要還錢的。《華爾街日報》不久前的一篇社論就警告，希臘的困境，包括此前美國加州和紐約州的問題，都是一個清晰而響亮的信號，“先支出、再增稅”的經濟模式已“撞了墻”?！?/p>

反思下來，讓人大跌眼鏡的是，在發展中國家勤勞節儉過緊日子的同時，發達國家卻是大幅舉債、揮金如土。　

到底誰為希臘的債埋單

歐洲債務危機發生后，總部與白宮鄰近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也緊急開出藥方。有意競選下任法國總統的IMF總裁卡恩指出，要讓財政變得有可持續性，在許多國家，必須采取“大規模的，有時甚至是前所未有的”財政調整政策。

卡恩的論點無疑是正確的，但似乎說得晚了點。為避免希臘成為另一個雷曼兄弟，歐元區已不得不出資800億歐元，IMF則要提供300歐元(折合400億美元)。而在保衛歐元出臺的7500億歐元資金中，預計IMF出資額要達到2500億歐元。

希臘是歐元區國家，救助希臘，歐元區自然責無旁貸。但實際上，讓美國、中國和許多國家不滿的是，現在是全世界在為希臘危機和歐洲埋單。最直觀的一個例子，就是IMF已批準的400億美元的援款是各國分攤構成。

IMF的錢目前有兩大來源，一是成員國份額出資，二是倫敦二十國集團峰會的成員國增資借款。按照IMF官員透露的信息，此次對希臘400億美元的貸款援助，一半來自成員國份額出資，一半來自成員國的增資。

在目前IMF份額排序中，美國份額為17.09%，日本為6.12%，德國為5.98%，英國和法國均為4.94%，中國列第六，為3.72%。但這些國家的出資比例實際要大于其份額，這是因為發展中國家本身尚需要IMF的救助，因此，它們的份額注資其實是名義上的。按照IMF今年1月的聲明，不可用的份額約在21%。

換算下來，200億美元的份額援款中，美國需出資40多億美元，而中國出資也要達到約9億美元。

在另一半成員國對IMF的增資中，主要經濟體也承擔了大頭，其中，美國、日本和歐盟都承諾了1000億美元，中國實際也購買了約500億美元的IMF債券，俄羅斯、巴西和印度都購買了約100億美元債券。由于這些增資仍處于變動或生效過程，因此很難明確計算，但初步估算，美國對IMF增資中用于援助希臘的資金約在40億美元，中國約在20億美元。

因此，總體算下來，在IMF貸款給希臘的400億美元中，約有80億美元來自美國，約有30億美元來自中國，此外，還有相當部分來自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考慮到IMF這筆貸款利率只有3.33%，低于許多國家國內貸款利率水平，也低于歐元區借給希臘的5%的貸款利率，可以說，其他國家都是在讓利給希臘。

一些富國不負責任的財政政策“綁架”了世界經濟

這就帶來一個“道德困境”。譬如對美國納稅人來說，他們和希臘危機無關，但現在卻必須再次出資救助。對于IMF救助希臘，美國一位共和黨議員批評說，讓美國納稅人拿自己的血汗錢來支持富裕國家的失敗政策，這是不公平的，這是個“原則問題”

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來說，這尤其顯得不公平。

不管是國際金融危機還是主權信用危機，都不是發展中國家的過錯，作為窮國，它們是最大的受害者，但作為IMF的成員國，它們卻還必須要為富國的過錯埋單。這種“劫貧濟富”，既是現在美國民間對華爾街切齒痛恨的根源，也是許多國家對IMF救助政策頗有微詞的地方。

正是考慮到民意的強烈反彈，對于歐元區隨后推出的7500億歐元維穩基金，雖然歐洲方面聲稱，IMF將在其中出資2500億歐元，但在媒體的追問下，IMF第一副總裁利普斯基卻再三謹慎地強調，IMF從未說過這一出資數額，未來即使需要IMF出資，也將是個案處理，逐筆審查。

IMF集全世界之力，幫助希臘擺脫債務危機，這是當前情況下不得已的選擇，但由此造成的“道德困境”，事實上卻使IMF有慷世界之慨的嫌疑。

可以說，現在一些富國不負責任的財政政策已綁架了世界經濟，其一旦崩潰的垮壩效應，迫使包括中國、印度、巴西等在內的許多發展中國家不得不伸出援手，為他們的過錯埋單。

世界必須對這種不得不救的“道德困境”進行認真反思。中國駐IMF執董何建雄在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時指出，此次IMF從希臘債務危機中要汲取的另一大教訓，就是不能只將監督重點放在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從而忽視對發達國家存在的問題的關注度。

他說：“過去幾年，IMF把注意力較多放在全球失衡問題上，尤其是主要貿易大國的經常項目和國際收支狀況上，忽視了一些地區和國家內部的扭曲和失衡，這使得希臘等國家的問題長期未能得到重視?！薄?/p>

簡言之，IMF在中國人民幣匯率等新興經濟體貨幣政策上浪費了大量精力，卻忽視了發達國家的金融監管漏洞以及潛在的債務隱患。

這種不合理狀況，歸根結底就在于當前國際金融體系的不合理，西方掌控著IMF等金融組織，矛頭自然對準發展中國家，要有效改變這種狀況，就必須加快IMF治理結構的改革，提升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在IMF的份額，更好地反映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使發達國家自身也得到必要的監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