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民工之夢：生命不是標簽

2010年05月27日 02:54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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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劍麗

5月25日凌晨，第11條年輕的生命選擇在富士康公司墜樓而下。

沉默多時的富士康終于選擇開口，公司老總郭臺銘邀請了若干記者到廠參觀，多位心理專家也應邀進入富士康進行現場會診。

與此同時，北大社會學系副教授盧暉臨等九位勞動社會學學者，不日即將分批啟程趕往出事地點——富士康深圳廠區，開始針對富士康事件的第三方調查。

此前兩日，九位學者已經在網絡發布公開信，呼吁對富士康事件給予足夠重視。

那時候，看到部分輿論的調子引向關注出事員工的精神疾患缺憾時，盧暉臨顯得非常著急。“心理干預無疑是必要的，但這絕對不僅僅是個案的心理異常問題，不能局限于此，需要在公司管理、包括整個國家農民工的管理和支持制度體系上，反思很多很多。新生代農民工的特征，也需要進一步研究。

“我們會跟他們打招呼，有他們支持更好，沒有也還要做。”盧暉臨說。

自殺率之考

此前，應邀到富士康調研的清華大學心理學系副主任樊富珉曾表示，目前中國的自殺率大概是10萬分之16左右，而富士康目前的自殺人數占40多萬員工的比例約為10萬分之2、3，和大學生自殺率相差不多。富士康的自殺率仍低于全國平均自殺率，屬于正常。

對此，盧暉臨在5月24日一次公開學術討論會上回應認為，這種自殺率的比較方式有待商榷。根據統計，自殺率最高者依次為農村婦女、中老年人、重病患者等群體，加上其他較低群體，才得出全國范圍內的平均率。單獨來看，那么，農民工、職業青年的自殺率，顯然不能簡單地與全國平均率相比。

“從同比角度看，應該拿這些年輕員工的自殺率，和城市的機關國企工作以及在農村務農的同齡人相比較，才有可比性。”盧暉臨說。

在富士康發生第10起跳樓案件后，當地警方調查后認為，死者李某系自己跳樓導致死亡，并稱“警方在其宿舍找到李某寫給親人的遺書，遺書顯示，李某感到現實與對前途的期望差距較大，再加上家庭因素等原因造成心理壓力大，對生活失去信心”

5月26日，在富士康深圳公司召開的心理問題研究專場會議上，中國社會心理學會副會長時勘直言，他一共調查了8家企業，富士康的員工抗逆力水平最低。這說明員工的心理承受能力和韌性較差，面對困難時心理適應和調節能力也比較弱。

事實上，九位教授在公開信中并未過多地連續多起的跳樓事件進行直接心理原因的揣測，而更看重從制度層面解決根本問題。“如果只認定為心理疾患，只對員工進行心理輔導，仍然不能完全解決根本問題，因為使得他們焦慮和絕望的根本因素，有待解決。”公開信參與者之一、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潘毅接受本報采訪時說。

剛性的最低工資

潘毅更愿意把自殺看作是農民工對制度的無聲抗爭，這背后值得反思的相關問題有很多，繞不開的是企業具體管理制度。

“長期以來，我們過于犧牲一線員工的利益，將產品價格定得太低，這種利用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帶來的低價競爭力，爭取到生產訂單之后再將低價壓力轉嫁到工人頭上的做法，肯定不會長久。”潘毅說。

在9教授公開信中，第一條解決辦法就是督促富士康調整九百元最低工資的規定，趕緊給一線員工漲工資，讓員工在法定工作時間的收入，能夠滿足自己的基本生存所需，而不必連續“被加班”

“即便工人加班能拿到一兩千，仍不能保證讓他們在深圳過上有尊嚴的生活。至少要提到三千左右，才是有保障的。”盧暉臨直言，此次富士康暴露的問題，絕對不僅僅是其一家的問題，他承認富士康甚至是血汗工廠中稍好的。

而一些建立工時保護的公司，制度也逐漸形同虛設。

潘毅通過實地調研了解到，為抵制“血汗工廠”而實行的一些員工保護制度，在企業殘酷的“逐底競爭”和“精益生產方式”之前，很難實施下去。

東莞一家為國外公司加工產品的企業老總就曾坦率地告訴潘毅，“顯然，按時交貨比取締超時工作更為重要。”一位受訪女工也曾無奈地告訴潘毅，“你可以說我們寧愿選擇長時間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對，我們是出賣自己的勞動來賺錢。我們大老遠跑來打工， 如果連自己都養活不了的話, 那就算讓我們星期日休息又有什么用。

悶得發瘋的員工

日常生活的類軍事化、集中化也被認為是反思對象。富士康一直以這樣的員工管理模式“聞名在外”

90年代曾經在深圳一家港資電子廠做全職工人的潘毅，和女工同吃同住同勞動了8個月，她對農民工的廠區生活環境深有體會。很多企業對工人的控制都是剛性和嚴厲的，勞動紀律中不會缺少的最多一條就是罰款。同時通過扣留證件、拖欠工資等非法手段，來抑制工人跳槽的意愿。

在這里，無論男女，無論已婚未婚，都居住在工廠宿舍，較典型的是每間房住8-12個工人甚至更多，廁所和洗漱間公用，宿舍里除了工人自己的床鋪外，沒有任何可容納個人隱私的空間。潘毅稱其為“宿舍勞動體制”

即便如此，聚集在一起的工人卻并不自發形成固定的工人組織，去爭取員工利益。大部分勞動者的農民身份，以及在城市候鳥式的短暫停留，使得他們很難形成自己的社區，建立緊密的感情和有效的組織。

工會的作用也比較缺乏。在潘毅調研的一些企業，工會委員會委員全部來自于管理層，而所謂的“工人代表”實際上也是組長等生產一線的管理人員。

這種高流動率，也使得工人難以形成集體談判的力量，因而一些投訴申訴渠道形同虛設。有的企業擁有勞動爭議調節委員會、投訴熱線、員工與社會責任專員面談等三個投訴渠道，也有長達三頁的申訴細則，但工人們極少注意這個制度，認為這個制度無異于裝飾。

“你看墻報上寫著的那些電話和名字，就是熱線和投訴經理們的名字，但我們從來不打，真有意見當面說就行，為什么要下了班再打呢。”一位工人對潘毅調侃道。

在這樣的管理體制和生活制度之下，離鄉背井的工人人情淡漠，多數又缺乏親人、朋友的情感支持，壓抑繼而產生。有與自殺者同宿舍一年的工人，竟然相互從未說過話。

但戶籍制度和工資待遇等諸多不公橫亙在面前，使他們進退不能。一位在東莞制衣廠工作的工人陳義寶曾經對潘毅說，廠里男男女女們都像石頭一樣，平時動都不動，越干得久的，越死板。“有時悶得發瘋，真想到街上逛一逛，可最后還是把沖動壓制住了。工作時候不是悶得發瘋，就是餓得肚子直叫。

待解的命題

“是時候對于我們的經濟發展模式進行徹底反思了。”潘毅說。

而員工選擇結束生命的結果，并不令潘毅意外。上世紀90年代，她到工廠做女工進行調研時，很多次聽到同宿舍女孩阿英夜晚不自覺的夢魘和驚叫。10余年過去了，讓潘毅沒有想到的是，承受壓力的年輕生命們，選擇了更為決絕和張揚的方式——死亡，來表達抗爭。

在90年代，潘毅盡管也接觸到工人死亡事件，但多數源于職業病和工傷。“那個時候他們再不開心，也不會尋死，大不了在24歲以后回家嫁人或娶妻，蓋個房子，一家人和和美美。可是現在，新一代農民工是不一樣的，也許他們沒有經歷太多父輩經歷過的貧窮，他們習慣了城市的生活，他們中的很多甚至不會種地，回去怎么生活？”

“不能再以農民工的身份為借口，以平均低于第三世界的工資水平來支付他們的勞動報酬，使他們無法在城市中安家生活，漂泊徘徊于城市與農村之間，過著無根無助、家庭分離、父母無人照顧、孩子缺乏關愛的沒有尊嚴的生活。”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沈原等教授也如是呼吁。

盧暉臨期望逝者的血，能為農民工問題的根本解決，迎來一個契機。“國家已經出臺關于三農問題的一號文件，這次富士康的事件表明，農民工問題的確實不能再拖了。

目前，潘毅嘗試進行一些NGO的工作幫扶女工群體。她負責籌建的“女工關懷”已經存續了10余年，并長期在深圳寶安進行女工幫扶。但由于沒有更多社會力量的支持，她們的友善活動，無法拓展到更多的區域。

潘毅認為，如何讓打工者融入城市，成為公民社會的新生力量，尚有很長的路要走。“這當中需要政府的決心，企業的遠見及支持，也需要打工者自身不斷覺醒后的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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