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積弊探源：大政府成包袱腐敗橫行

2010年06月14日 02:15
來源：《新世紀》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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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原因，讓希臘成為歐元區最差的短板，并引發了震動全球的主權債務危機？

□本刊特派記者張? 發自希臘雅典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希臘成為新一輪金融危機的重災區，在金融市場借債無門，只能求援于歐元區兄弟國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走到今天這步不光彩的田地不是簡單的“財政管理不善”幾個字可以概括——這既有這個國家歷史、文化的客觀遺留問題，又是多年來應改未改的積弊產生的乘方效應。走進希臘，這個熱情好客的國家同樣也將它的缺陷毫不保留地表現給人看。令記者略感吃驚，又稍有些“親切”的重是在很多問題上希臘與中國的相似之處，特別是一些社會經濟行為，其中有正面亦有負面。也許希臘作為一個只有1100萬人口、產業較為單一的小國，與中國在經濟上并無可比性，但此次危機揭示的種種政治、社會弊端卻值得所有國家引以為戒：一些改革，一旦錯過了時機，就很難再彌補。

雖然南歐四國(葡萄牙、意大利、希臘、西班牙)加上愛爾蘭被統一冠以一個并不悅耳的“歐豬”之稱，但這幾個國家除了共同面臨財政赤字高企的問題，“各有各的不幸”。粗線條地說，希臘像是一個一直跟不上進度、也不愿“聽話”的“后進生”；意大利則更像是處于過了鼎盛期開始走下坡路的中年危機；西班牙近30年來的活躍發展熱度還在，相較而言更井井有條，卻也有一些長期問題還沒找到答案。

一些問題，如老齡化、福利體系負擔、移民等，其實并不局限于南歐幾國，在很多歐洲國家都多少存在。只是金融危機放大了南歐幾國的問題，經濟全球化又讓這些問題擴散開去。值此危機之時，本刊記者走訪南歐諸國，并推出系列報道。

─編者

6月3日的雅典，顯得比平常安靜一點。黃昏的時候，最繁華商業街Stadiou上有些店鋪已經早早地打烊了，關上的卷簾門上各式各樣的涂鴉跟路人做著鬼臉。

因為這一天希臘公共交通部門進行了大罷工。地鐵、電車、巴士、城際鐵路等都停運，抗議希臘政府的緊縮計劃和養老改革。因為交通受阻，一些學校和公司也不得不停課或停工。

罷工、游行在希臘幾乎已經成了常態。走在雅典的大街小巷，每隔幾步就可以看到路燈柱上貼著的6月5日游行的宣傳海報——希臘兩個分別代表公私部門的總工會ADEDY(公職人員總工會)和GSEE(希臘勞工總工會)將繼續抗議政府的緊縮措施。

一些行業的小范圍抗議活動更是層出不窮。單是最近一周內就接二連三。5月31日，海運工人罷工抗議希臘政府放松對外國游輪靠岸希臘碼頭的管制，封鎖了希臘最大港口的游輪碼頭。6月2日，十幾艘漁船在希臘四個港口攔住了客船泊位，反對歐盟更加嚴格的捕魚限制。同日，一些公立醫院的供應商停止向醫院供貨，因為希臘政府決定用政府債券而不是現金，來償還過去三年內醫院的欠款。6月3日和4日是公證員罷工，因為政府的養老體系改革會把他們的養老基金與其他表現更為遜色的基金合并。6月7日和8日，律師們也將進行罷工。

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希臘政府要執行歐盟-歐洲央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三方組織(希臘人稱之為“troika”—“三巨頭”)開出的緊縮藥方，以求在2012年前將財赤率降低到3%以下，這意味著比2009年的12.7%縮減約10個百分點。

苦了誰？

“今年我只能拿十個月的工資，比以前少了四個月。”在希臘分別代表公私部門的兩大工會ADEDY和GSEE下屬的勞工研究所學術主任羅比利斯(Savas Robolis)告訴本刊記者。

羅比利斯同時也在雅典Panteion大學任教，所以屬于公職人員。在希臘，公職人員每年的復活節和圣誕節兩個月內還可以多拿一份工資，但緊縮計劃已經把這兩個月工資砍掉了；作為教師，他們原來暑假兩個月的工資現在也拿不到了。

GSEE代表私有部門職員，每年都要與企業進行談判商定最低工資標準，目前這個標準是每月680歐元。整個私有部門中大約有20萬人，也就是所有雇員中的25%，以剛開始工作的年輕人為主，領的是最低工資。

“往年在年初的一兩個月內我們就會結束談判，現在都6月了，還沒有談完！”羅比利斯告訴本刊記者，工會和雇主每周都要開一次會，但雙方至今還達不成一致。

雖然政府的緊縮計劃只涉及公共部門，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私人部門的雇主們也一樣要求凍結工資增長。工會一方則認為，至少應該增長5%，因為今年的通脹率會有4.8%。

考慮到希臘經濟仍處衰退，4.8%的通脹率令人吃驚。主要原因是政府提高了增值稅率，從去年的19%提高到了現在的23%，此外還大幅提高了燃油和煙草的消費稅?！艾F在我們的燃油價格是1.5歐元，其中1歐元是稅，真正的價格只有0.5歐元，其羅比利斯舉例，“這樣的情況下，下個月可能還要有更多抗議活動。

“經濟衰退的時候，私人部門就承擔了所有失業后果?！绷_比利斯說。在希臘，私人部門雇員的待遇遠遠低于公共部門(公務員、教師、公立醫院醫生等)。除了最低工資標準比私人部門高出近400歐元外，公共部門的工作是終身制，一旦受聘，終身在職；私人部門則完全不存在終身制合同，一旦被解聘，每月僅能從政府領取400多歐元的失業救濟，這么多錢可能只夠在雅典租一個條件不太好的公寓。而且，失業救濟只發放一年。

為了讓企業能更靈活應對危機，希臘政府新近還提出一項措施，將提高每月允許企業裁員人數的上限，從原來雇員總數的2%提高到4%；此外，原來每工作一年就可以拿到相當于一個月工資的解聘補償，現在也要減半。

在希臘這樣一個人口只有1100萬的國家，公共部門雇員達到了100萬人。這是因為希臘的私人部門多是十人以下的小企業，難以大量吸收新增就業，過去的各屆政府往往依靠擴大公共部門來創造就業。龐大的公共部門便成為希臘財政入不敷出的一個重要原因。

目前希臘官方公布的失業率是12%，但勞工研究所研究顯示失業率實際是18%，無疑未來幾年內還會繼續上升，羅比利斯認為起碼要到2018年才能回到危機前8%的水平。

“過去那種經濟模式已經死了?！绷_比利斯說。他認為，以小企業為主的希臘缺乏必要的投資，以小企業為旅游業為支柱產業的希臘“一年只有四個月有活干”，因此不可能產生更多就業。

正因如此，他代表希臘工會參與政府跟“三巨頭”的談判時，才著重強調救助計劃應該以發展希臘經濟為重，應該加大對私人部門的投資，并且要關注希臘的就業、勞動者收入和社會保障體系。但令他們失望的是，IMF的藥方中這三方面全部都要緊縮。

“這不是一個為希臘經濟發展服務的計劃，而是讓希臘經濟陷于衰退?！绷_比利斯毫不掩飾對IMF計劃的不滿。

犧牲還是抗爭

ADEDY秘書長伊利亞斯•伊利奧普洛斯(Illias Iliopoulos)的批評更不客氣：“三巨頭”的救助計劃對希臘不會有任何好處。在雅典市中心的總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他說：“由于少數人的過錯，希臘積累了3000多億歐元的債務，但他們現在還要借錢給希臘，想用更多的新債來解決舊債。只有少數的債務是由大企業承擔，最后受害的和還債的還是普通的老百姓。

“我們寧可自己節衣縮食，想辦法還清債務。我們不要債務，要自由?！币晾麏W普洛斯反復強調，“我們不要任何來自外界的干預，要自己為國家做決定。

ADEDY代表了希臘40萬名公務員(包括10萬名退休人員)。工會有三方面的要求：第一，查明導致希臘財務危機的原因，公布并作出合理的解釋；第二，危機的代價要全體希臘人民共同承擔，富人多出，窮人少出，但尤其是那些大資本家要承擔起自己那份；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不要任何外來的干預。

工會對緊縮計劃的抗議會有多強硬？樂觀者如希臘外交部國際經濟關系和發展合作秘書長康斯坦丁•帕帕佐普洛斯(Constantine Papadopoulos)認為，“表現出對政府的抗議正是工會的角色所在”，因為工會還要向自己的成員報告，但“他們也表現出了一些理解的信號”

在他看來，雖然發生了許多游行、罷工活動，但“上街的人是少數人集中在特定日子里的活動，并且被電視媒體等的廣播效應放大”，而民意調查的結果說明，大部分人還是理解現在需要作出犧牲。

“起碼現在沒人說要退出歐元區，更不用說歐盟了，這說明我們的社會還是比較成熟的?！迸僚磷羝章逅拐f，因為對希臘民眾來說很清楚的是，回到過去的貨幣就意味著回到更貧困的生活，希臘國家信譽的毀滅，以及更難從金融市場融資。

和這位政府官員一樣，希臘經濟與工業研究基金會(IOBE)的總干事亞尼斯•斯托納拉斯(Yannis Stournaras)也認為希臘人支持緊縮和改革計劃的居多。“歐盟對我們來說意味著現代化?！彼J為希臘人會為了歐盟大計作出努力。IOBE是一位希臘企業家在1975年創立的，現為一個獨立的經濟研究智庫，和希臘的企業聯合會多有合作。

但政府官員和經濟學家是否過于樂觀？當本刊記者問ADEDY秘書長伊利奧普洛斯，如果為了歐元區的安全考慮，工會愿不愿意作出讓步？他表示，“這次危機讓我們看清了，歐元區不是建立在感情基礎上，其他國家讓希臘背起越來越多的債務，是為了從中賺取利息，他們是在利用希臘的危機獲利。

福利改革堅冰

作為對希臘1100億歐元貸款計劃的條件之一，“三巨頭”要求希臘改革養老體系。因為如果不改革，希臘的養老金支出到2050年時將達到GDP的25%。

“三巨頭”的要求主要包括延長工作年限。比如，領取全額養老金要求的工作年限要從現在的35年延長到40年，法定退休年齡要從現在的男性63歲、女性60歲統一推遲到65歲。

這種措施“不人道”，ADEDY秘書長伊利奧普洛斯說。在希臘，許多人要到35歲才能找到一份固定工作，難道要工作到75歲？

“經濟不好的時候，有的人工作一兩年，就要失業半年到一年，他們要攢夠40年工作年限，那要70幾歲了！”在希臘圣托里尼島當中學老師的萬杰利(Vangelis)也覺得這樣的措施不合理。

正因為養老改革的極不受歡迎，希臘勞工與社會保障部長安德烈亞斯•洛韋爾多斯(Andreas Loverdos)可能是希臘政府壓力最大的人。5月25日，他公布了養老體系改革草案，其中對工作年限的下限規定是37年，比與歐盟達成的備忘錄中規定的40年短了三年；全面執行的日期也比備忘錄中的2015年推遲了三年。而此前一周，歐盟剛剛致信希臘政府，要求遵守備忘錄中的改革條件。這份草案引起了又一輪輿論紛爭。

“對希臘政府來說這就是一個找平衡的問題。”希臘外交部國際經濟關系和發展合作秘書長康斯坦丁•帕帕佐普洛斯對本刊記者說。比如，希臘與歐盟的備忘錄里說40年工作年限，但沒有具體的解釋這40年包括什么，包不包括服兵役的兩年？所以實際工作時間的認定是希臘政府決定的。

但在研究福利體系的雅典經濟與商業大學(AUEB)副教授馬諾斯•馬察加尼斯(Manos Matsaganis)看來，這個35歲還是40歲的爭論遠未觸及希臘養老體系的要害。這個年限只針對私人部門，但事實上，希臘養老體系中有數百種不同的養老金發放制度，不是簡單的數字可以概括的。

馬察加尼斯告訴本刊記者，希臘公共部門中某些類型的雇員只需工作20年到25年就可以退休。上世紀80年代很普遍的是，公共部門的女性可以只工作15年就退休，所以產生了很多剛滿40歲就開始領退休金的人。直到今天，銀行、公共設施(水電)等部門還大量存在這種現象，因為這些部門過去都屬于公共部門，現在雖然有相當一部分已經私有化，但仍保留了原來的養老金制度。比如希臘最大的航空公司奧林匹克航空(Olympic Air)，其私有化歷時多年，在此過程中為了說服那些原來享有公共部門福利的職工“下崗”，政府接連不斷地提供給他們一些提前退休的補償計劃，待遇非常高。

除了這種高度分割的復雜性，希臘養老體系也犧牲了其他社會部門的利益。養老金支出占希臘財政轉移支付的90%以上，比起老歐盟15國平均水平高出約20個百分點。這不僅意味著其他方面的轉移支付，如家庭、失業、住房等福利資源受限，也意味著由此產生的財政赤字將給后代帶來更大的負擔。“希臘的養老體系是整個歐洲最明顯不可持續、最粗暴地不平等的，”馬察加尼斯如此總結。

希臘政府不是沒有嘗試過改革，事實上，上世紀90年代起的各屆希臘政府都將養老改革列入議程。1990年，當時的新民主黨(希臘中右翼主要政黨，現為希臘反對黨)政府也曾在巨大的財赤壓力下提出了一個全面的改革方案，但此后發生了公交部門、銀行和公共能源企業為時兩周的大罷工，政府不得不收回改革中的很大一部分。1993年社會黨(希臘中左翼主要政黨，現執政黨)上臺后，也先后組織了專家委員會、邀請了英國政府有關部門作為外部專家，開展養老改革的研究。到2001年改革計劃終于公布，再次遭到了工會、議會反對黨的強烈反對，稱該計劃是要終結福利國家。2002年，政府在邀請工會專家參與的情況下再次提出改革方案，但這個方案不僅未推遲退休年齡，實際上反而提早了250萬養老基金繳納人員的退休年齡。

“這場養老改革之戰已經敗了?！瘪R察加尼斯說自己屬于悲觀派，“因為政府往往不能認識到問題所在，即使他們認識到了，也不知道該怎么辦，或者就算知道該怎么辦，在政治上也沒有能力辦到。另一方面，民意又認為養老改革是要威脅福利國家，公眾不愿去了解那些對養老體系弊病的警告?，F在要改革已經太遲了。

不改革福利體系，就不可能真正解決財政問題。事實上，希臘公共部門債務的擴張正與希臘福利體系的建立密切相關。1981年社會黨政府首次上臺執政，開始大力發展社保體系，向其他歐洲“福利國家”靠攏。社會黨執政的1981年到1989年間，希臘的債務率從20%上升到80%，其中社保支出的擴張是主要原因。

政治病根

科斯塔斯•巴庫里斯(Costas Bakouris)大半生在瑞士從商。為了2004年的雅典奧運會，他回到祖國希臘，1998年-2000年擔任雅典奧組委執行董事，此后他又擔任了兩年希臘投資促進機構主席。他發現了希臘存在的很多問題：官僚作風嚴重、法律不明晰等。為了應對這些問題，他加入了致力于反腐敗的國際非政府組織“透明國際”，并從2006年起擔任該組織希臘分部的主席至今。

“我之所以來做反腐敗，是因為我認為這是解決希臘經濟問題的根本。”在雅典的家中，已滿頭白發的巴庫里斯對本刊記者說。在他看來，今天希臘有龐大的公共部門，而工會、利益團體等不愿放棄利益，有希臘政治發展的歷史根源。

“我們的政治體系中，議員和選民之間就像是一種客戶關系，”巴庫里斯解釋道。雖然古希臘被稱作西方文明的起源，但現代希臘重新成為一個國家是在1821年。這個不到200年歷史的國家里發展出了這樣一種社會現象：為了爭取選票，議員就要對選民作出各種承諾。

這種現象在過去30年內越發突出。這是因為，希臘在“二戰”后經歷了左右翼之間的內戰，以1949年左翼戰敗告終。此后的幾十年內希臘深陷左右紛爭，高潮為1967年至1974年間右翼的軍政府統治。這段時間內大量的左翼人士受到了不公平的社會待遇，“比如你要在政府里找工作，但人家一旦知道你父親是共產黨，你就沒機會了?！敝钡?981年安德烈亞斯•帕潘德里歐(現任總理喬治•帕諾德里歐之父)帶領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PASOK)贏得大選，組建了希臘幾十年來首個中左翼政府，這種情況才開始改變。

安德烈亞斯•帕潘德里歐把之前受到社會歧視的左翼群體帶回主流，卻也在這些人中形成了這樣一種心態，“我們過去被剝奪了很多權利，社會欠我們的，我們現在要要回來。

“安德烈亞斯•帕潘德里歐幾乎把腐敗給合法化了，”巴庫里斯說。他舉了一個廣為引用的例子：曾有一個官員被發現嚴重貪污，安德烈亞斯•帕潘德里歐知道了以后說：我說你可以拿錢，但沒說你可以拿那么多！

這種“不勞而獲”的習慣又因為希臘在1981年加入歐共體(歐盟的前身)而加劇。作為較不發達國家，希臘從歐盟獲得了大量的“結構基金”。但這些基金中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用來興建基礎設施，而是直接給了那些貧困的人?！叭藗円幌伦泳妥兊糜绣X了，但沒有形成那種財富是靠辛勤工作掙來的文化。所以他們并不珍惜錢的價值?！卑蛶炖锼拐f。

雅典經濟與商業大學的馬察加尼斯也提供了一個例子：歐盟有一個“歐洲社會基金”每年為希臘提供培訓經費，幫助提高勞動力的就業能力。但這么多年從歐盟得到大筆資金后，“沒有證據說明創造了一個新的就業”，馬察加尼斯說。

“這在希臘創造了一個行業，”他說，一個專門從事組織培訓活動的職業應運而生，但真正進行培訓的寥寥。歐盟的監督員來視察培訓場所的時候，他們也能找到這樣的地方來應付檢查。

2001年，希臘又加入了歐洲經濟與貨幣同盟，享受到了利率大幅下降的好處。于是貸款購房、購車開始流行，借貸消費的文化開始形成。

與此同時，政客們還繼續著那種“客戶關系”的政治文化。為了贏得競選，他們要給人以承諾，包括承諾以政府職位。長此以往，政府規模日益增大，費用失控。所以當這輪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來襲，希臘政府毫無準備?！耙驗槲覀儚牟粨?，我們總認為永遠都借得到錢，在過去30年里我們又創造出一種賄賂的文化、一種不勞而獲的文化，所以我們到了今天這個地步。” 巴庫里斯說。

大丑聞與小紅包

當下，占據希臘報紙最大版面的也許不是經濟緊縮政策，而是幾宗大型腐敗案的調查，并且直接指向希臘政界最高層。

與這些大丑聞相比，巴庫里斯認為更令人擔憂的是已經普遍存在的“小貪小賄”。在希臘，公民享受免費公費醫療，但事實上，為了得到更及時、更盡力的醫治，往往要給醫生一個“fakelaki”——希臘語中的“小信封”，類似于中國的“紅包”。根據透明國際的調查，有12%-14%的家庭有過給“紅包”的經歷，其中看醫生的情況占了三分之一。

此外，給稅務官“紅包”來少交稅、給頒發建筑許可的部門“紅包”來取得建筑許可，也愈發普遍。

有的“紅包”已經有了相應的“市場價位”。比如要逃避車輛年檢，大概付個300歐元。但如果是看醫生，不同情況可能的價位在幾百到幾千歐元。透明國際對2009年這些“紅包”總額的估計是將近8億歐元。

另一與希臘當前的財政困難直接相關行為是逃稅。游客來到希臘能夠立即發現的一個與其他歐洲國家不同的地方是，商鋪中接受刷卡付款的不多，很多情況下消費都得不到收據。在圣托里尼島旅游區的一家商店，記者以高出一般市價的“旅游區價格”購買了商品，詢問是否可以刷卡消費，店員回答：“不行啊，刷卡的話我們一要付銀行6%的傭金，二要付政府23%的稅，一下子30%就沒了。

尤其是，希臘有許多“自雇職業者”，比如私人診所、電工、律師等。他們往往不會給顧客開收據，或者開收據就額外加錢。據估計，希臘的“影子經濟”占了GDP的37%，也就是有1000億歐元左右的經濟量沒有正式申報，而這對政府意味著180億到200億歐元的稅收。

為彌補財政虧空，近來希臘政府也開始從嚴征稅。5月13日，政府首次公布了57名查明有逃稅行為的私人診所醫生的名單。7月1日起，希臘大街小巷的報刊亭都必須開始使用有簿記功能的收銀機，并且必須給收據。為鼓勵民眾養成要收據的習慣，政府還出臺了新的稅法，要求每人每年集齊一定數額的收據，則這部分數額的收入可享受免稅。

但更艱巨的任務，還是重樹政府和公民之間的信任，巴庫里斯說?！笆紫龋恍湃蝹€人，如果你去申報收入，說你的收入今年是1萬歐元，但政府不相信。他們總是試著查出你是不是在騙他們。如果一個自雇職業者認為政府反正不相信，他肯定就要少申報一些，也就是說其實是政府在鼓勵大家說假話。另一方面，過去30年來人們看到政黨是怎么大手大腳、不計成本花錢的，而人民自己卻沒有得到什么好處，他們就會想，為什么要給他們更多錢讓他們去浪費呢？”根據透明國際的調查，希臘95%以上的民眾不信任政黨。

因此，要建立一個有效的稅收體制，歸根結底是希臘的政治改革，巴庫里斯認為。要讓政黨重建可信度，需要將黨派資金來源透明化，需要改革現有的議員免責制度，延長訴訟時效，并且要有一個獨立的機構來監督政客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