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峰會：理論與現實的分歧

2010年07月03日 01:36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作者：曹理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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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分歧挑戰傳統經濟理論

《21世紀》：此次G20峰會一個最大的特點是意見的不一致，您認為造成分歧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曹遠征：G20峰會討論了三個問題：世界經濟是否穩定，刺激政策是否該退出；重構國際貨幣體系；加強金融監管。

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出現，使貨幣的錨開始漂移，繼美元波動之后，歐元也開始波動。秤不準了，生意沒法做了。所以，G20峰會更重要的問題不在于經濟形勢是否好轉，而在于如何盡快建立一個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保證世界經濟正常運轉。

其次是金融監管。金融活動產生了系統性風險，即不確定性，衍生工具能對沖掉局部風險，但最終會累積成系統性風險。應對方法之一是去杠桿化，加強對資本充足率、衍生品的監管。美國通過的監管法案足以表明一個方向：一是去杠桿化，增加銀行資本充足率；二是加強對衍生品的監管；三是克服大而不倒，開征銀行稅，避免系統性風險；四是分隔自營業務和顧問業務以及一般金融業務，減少投資業務，讓銀行回歸傳統。

在政策退出問題上，我認為G20峰會的意見差異不大。歐美對于寬松的貨幣政策態度是一致的，只是在財政政策上有些差異。歐洲的財政問題比較復雜，財政緊縮需求更強烈；美國也提出了財政緊縮計劃，只不過實施得晚一些。

更大的分歧是在理論上，即凱恩斯主義是否有效。過去的財政、貨幣政策可能對防止危機和更大衰退有效，但對刺激增長效果并不明顯。這凸顯了一個理念：歐洲國家認為在凱恩斯主義失效的情況下，要提高真實增長率，靠出口競爭力來扭轉逆差，這回歸到最早的重商主義；而美國則堅持在凱恩斯主義理論框架下考慮問題。經濟政策的設計理念正面臨挑戰：

首先，如果貨幣和財政政策有效，那么匯率、利率一定是變化的，是有對沖安排的。但監管使得對沖安排在減少，宏觀政策的余地也隨之減少。如美國的赤字財政要求配合廉價美元的貨幣政策，來降低融資成本。但如果美元供給過多，其匯率和利率就會下降，吸引資金來回游走，這時候監管怎么做？監管過嚴，財政作用余地就很小。

其次,國際貨幣體系問題。國際貨幣體系理論告訴我們，任何主權貨幣都面臨特里芬難題，也一定會表現為匯率波動，會有游資，對此，監管又該怎么做？

再次，南北問題。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經濟、金融市場發展情況不同，政策工具也不同，若統一監管標準，鎖定政策工具，就忽略了發展程度的差異。

這次危機是對深層次經濟活動的一個挑戰，也是對經濟學家的一個挑戰。凱恩斯主義用政策來反危機，但可能危機本身就是經濟活動的常態，反危機政策只是使危機不斷累積；倘若允許經濟波動，可能反而把大危機化成小危機。G20會議關于財政政策的討論正與這一思維相聯。

《21世紀》：那么，與其說G20反映的是對待退出政策態度的差異，還不如說是兩種政策理念和思維的差異，這對現有的經濟理論提出了怎樣的挑戰？

曹遠征：首先,什么是金融危機?這次危機和我們過去看到的都不一樣，馬克思也好、凱恩斯也好,講的都是生產過剩的危機，是固定資產更新周期引起的波動，是需求跟不上生產擴張而出現的過剩，通過擴大投資就能熨平危機。原因在于，企業都是要賺錢的，通過影響貨幣供應量降低利息，從而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使其投資的預期收益率提高，這樣企業就會提前投資，周期就熨平了。所以，凱恩斯主義主要是“貨幣利息通論”，強調的是貨幣政策。后來發現貨幣政策有可能引起通脹等問題，希克斯就對其進行了發展，將反危機理論發展為反周期理論，形成了現在的宏觀調控，其中很重要的手段就是財政政策。所謂財政的自動穩定器功能，就是經濟冷的時候稅收會自動下降，政府擴大支出，減少稅收來拉動經濟；經濟熱的時候，稅收增長，政府節約開支，彌補赤字，經濟波幅就可熨平。

宏觀政策的有效性，是立足于企業的固定資產更新周期，其作用目標是從反危機到反周期，退出政策實際也是反周期政策的應用。但這次危機并不是從實體經濟產生的，而是從金融領域，其特點是杠桿迅速擴張，之后恐慌性地去杠桿引起實體經濟的衰退，這種危機產生的原因幾乎是我們沒有經歷過的。短期來看,日本上世紀90年代的情形可能與此類似，其后十幾年，它都沒有走出這個陰影，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企業行為發生了變化。在凱恩斯環境下，企業要賺錢，財政貨幣政策才有效；而在金融去杠桿化的情況下，企業自己的負債率很高，首先面對的問題不是利潤最大化，而是負債最小化，有了利潤就還錢。這是日本當年的情況，也是美國目前的情況，美國去年貸款比往年下降了50%。在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在一定程度上，財政政策的重要性就顯現了。用財政購買個人債務，也存在一個邊界，即財政必須有可持續能力，至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出現，我們已開始觸及這個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