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需回答均衡發展與協調發展問題

2010年08月31日 02:25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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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傅

從中央到地方，“十二五”規劃正在加緊醞釀之中。“十二五”走什么路，怎么走，不僅影響中國經濟的中短期進程，更會影響下一個30年的發展。然而，從已經披露的調研信息看，有些地方還是把目光盯緊在自然資源上，發展思路沒有完全擺脫舊的模式。出現這種狀況，與“十二五”需要回答的兩個重大問題——均衡發展與協調發展有關。

所謂均衡發展，是對改革開放30年來實行的非均衡發展戰略的調整，是指在總體經濟結構和各環節之間的均衡，尤其在產業結構與區域布局上的優化調整；所謂協調發展，也是對近30年來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不協調的修正，是對社會科學與文化“短板”的修復，特別是對經濟發展過程中，過多注重單一經濟指標，忽視經濟社會綜合效益的修正。

現在，為什么要提出這兩個問題呢？這和前一甲子的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的一系列經驗教訓有關。從1949年到2009年，中國社會經歷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巨大波動。前30年搞計劃經濟，主要受制于冷戰時期的國際遏制環境和一窮二白的國內現實；后30年向市場經濟轉軌，主要得益于全球化的戰略機遇期和求生存、謀發展的國內改革需要。

然而，無論是前30年還是后30年，都有一個非均衡化和非協調發展的問題。前30年計劃經濟時期，由于受國際遏制勢力影響，外部環境艱險，戰爭威脅不斷，加上新中國成立之后，一要醫治戰爭創傷，二要平穩社會經濟，同時還要考慮站起來的中國人怎樣才能站得更穩。在這種情況下，集中有限資源有選擇地發展重工業，注重經濟積累，自然是迫不得已的事。

后30年市場經濟的探索時期，由于適逢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產業分工的新浪潮，加上“文革”已經把中國經濟折騰到了崩潰的邊緣，在這種情況下，再加上當時面臨的一缺設備、二缺技術、三缺外匯、四缺資本、五缺人才的發展落差，中國選擇在少數地區搞特區，先行先試，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此積累財富，再圖發展的非均衡發展戰略，更有其必然性。

但是，非均衡戰略雖然在特殊時期對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有明顯的促進作用，但它的負面影響同樣也很突出。比如，城鄉分裂、貧富差距、地區差距，以及經濟增長的環境代價、資源代價、文化代價、社會代價等日益加大。而各種生產要素的配置，從土地、人口，到資金、技術、資本等，以及公共服務資源的配置，也都出現了扭曲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化解越來越多的“兩難”矛盾，解決越來越復雜的歷史遺留問題，如果不從關鍵環節入手，只是就局部問題談問題，用老辦法來對付新矛盾，不僅難以奏效，而且很有可能激化矛盾，使治理成本更高、代價更大。因此，重新回到問題的原點，審視經濟發展的內外部條件和社會公眾在新的歷史時期對下一輪發展的要求，就顯得尤為重要了。

從外部環境看，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雖然大的戰略機遇期還沒有消失，但中國經濟面臨的外部環境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前30年以發達經濟體為主要依賴對象的外向型經濟已經失去了基礎。比如，以美國為首的發達經濟體提出了世界經濟“再平衡”的要求，開始加大出口、實施“再工業化”戰略機這對中國現有的外需主導型經濟構成了直接挑戰。

從內部情況看，由于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觸發了全球生產、貿易以及其他經濟與金融關系的總調整，使得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系也因此遭遇了“被調整”，由此導致了國內的投資、消費等一系列結構關系的重新洗牌。其中，產業結構和區域經濟結構的調整成了首當其沖的對象。而更深層的社會資源、生產要素、基本公共服務的重新配置與整合，也成了無法回避的問題。

換句話說，從1979年開始，改革開放30年所推行的非均衡發展戰略，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它所積累的許多矛盾，特別是內外部經濟關系問題，內部的結構性、系統性矛盾，現在已經到了需要徹底清理的時候了。也就是說，中國經濟已經走到了一個新的歷史節點上，不研究這些問題，在發展中逐步解決這些問題，就難以走上健康發展的新路。

而就經濟來講，現在非常關鍵的是如何改變過去的非均衡發展模式，從以外需為導向，各種公共資源與生產要素向少數地區和領域集中配置，轉向以內需為主導，內外需均衡，各種公共資源和生產要素在地區間、產業門類間優化配置，轉向環境友好、資源節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可持續發展方式，轉向更加注重長遠效益的新的均衡化發展模式。

現在，外需的情況已經變了，不僅東部地區需要加快轉型，中西部地區如果還想復制東部的舊模式，走資源消耗、外需依賴型的老路，那肯定是不行了，因為其前提條件已經不存在了。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徹底改變思路，平衡好內外需關系，把內需作為經濟持續增長的主動力，重新調整各種生產要素和公共服務資源在地區間的配置，才能走出一條均衡發展的活路。

而均衡發展的第一步就是要解決過去由非均衡發展遺留的歷史欠債，加大對中西部地區、農村和欠發達地區的投入。這種投入，不是簡單的補償，而是在構建新的供求關系，在新的內外需結構中、新的產業與區域布局中，進行更高層次的優化整合。與此同時，還要邁出另一步，就是充分尊重各地的自然資源、人文資源，創造出各地獨有的經濟增長點，以謀求均衡而有效的發展。

就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來講，現在更為關鍵的是要解決文化“短板”問題，解決社會發展相對于經濟發展明顯滯后的問題。這種滯后不只是硬件設施的滯后，更主要的是體制機制改革的滯后、公民主體意識的滯后，乃至思想文化與精神家園建設的滯后。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在過去30年中，中國的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相比對經濟社會的發展貢獻明顯不足，短腿現象嚴重。

比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家先后出臺了一系列行業振興規劃和區域發展規劃。這十幾個行業振興規劃，有些立意比較高，眼光也看得遠，可仍局限于一個行業本身，缺乏人文及社會科學的介入。十幾個區域發展規劃更是如此，多半著眼于本地的自然資源，很少考慮人文因素的影響。尤其是規劃的擬訂，缺少來自社會及人文科學方面的系統研究。

這種社會及人文科學的缺位，也反映了社會及人文科學自身的問題，反映了社會科學研究的滯后以及文化“短板”因素已經在無形中制約著經濟的發展。而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不協調，還反映在國民綜合素質與創造力上，反映在經濟生活的各個領域。因為，當前“山寨”文化的盛行，自主知識產權的缺乏，正是人文“貧瘠”的表現。

回到“十二五”規劃上來，要回答均衡發展與協調發展的問題，筆者以為，一方面要密切關注已經變化的內外部環境，用均衡優化的綜合性思維，構建發展新模式，解決非均衡發展遺留的老問題；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視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因為在當代經濟生活中，人文元素正在發揮越來越重要的價值提升作用。而一個地區的發展如果沒有人文考慮，是不可能“和諧”的問題，

(作者系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