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鐵軍：為何我國不能實行農村土地私有化

2010年09月28日 15:27
來源：《紅旗文稿》作者：溫鐵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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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決“三農”問題不能簡單套用西方的理論邏輯

“三農”問題不只是我國才有的現象，而是多數發展中國家普遍、長期存在的問題。對此，西方嚴肅的學者也并不認為他們的經驗或理論能夠有針對性地解決問題。其實，不僅中國，包括日本、韓國等在內的整個東亞，甚至整個第三世界，本來就沒有西方主流意識形態中孤立存在的農業問題。我們發展中國家需要考慮的主要是農民生計、農村可持續發展和農業穩定這“三農”問題不只是我國才

近年來理論界很關注“三農”問題，但不少學者卻繼續以西方的理論邏輯來套用于國情不同的本土問題。西方學術界主流提出的“土地私有化+流轉市場化必然導致農業規模經營”的思想，在國內得到普遍呼應，除了利益集團背景之外，部分原因是其在理論邏輯上確實很完整；但把這種理論邏輯直接套用在發展中國家的“三農”問題上，則顯然缺乏經驗依據。反而是幾乎所有人口過億的大型發展中國家，在繼承或采行西方制度之后，普遍受制于耕者無其田和城市貧民窟化，并由此造成社會動亂。

因此，國內主流學術界實際上是以西方的理論邏輯，推導形成了對中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觀點，并加以模型檢驗；需要提醒的是，這個土地私有化邏輯仍然需要在經驗層次得到起碼的支持：不論任何主義、制度或政府、領袖，只要發展中國家在不能對外轉嫁成本的約束下加快工業化，必然導致農業資源和生產力諸要素大幅度凈流出；在這個進程中，由多種復雜因素形成的“三農”困境，不可能靠某個外部引入的激進理論或政策就會迎刃而解。

筆者在1980年代也曾經熱衷于依據西方主流理論構建的邏輯來討論中國農村問題，認為，只要全面實行了土地產權的私有化，就會有利于土地買賣、自由流轉、兼并集中，那就一方面使農業有可能出現土地規模經營、以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獲取規模收益；另一方面，多余的農業勞動力和人口會自然被城市化吸納。于是，新古典和制度學派的理論成為我在農村調查研究中的指導思想。然而，我在后來更為廣泛的國內外調查和對發展中國家的比較研究中，逐漸從堅信不疑到形成質疑，主要是由于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找不到支持這個邏輯的經驗依據，才使我認識到，當年提出的這種從私有化必達自由化的邏輯看上去完整，實則似是而非。

二、土地規模經濟只是一個有特定依據的西方理論邏輯

事實勝于雄辯，歷史經驗強過主觀構建的理論邏輯。這種“土地私有化+流轉市場化必然達成土地規模經濟”的邏輯，不足之處在于缺乏發展中國家和東亞國家的經驗依據，無論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還是在具體的現實變化中，都很難找到支持這個邏輯的客觀經驗。

即使在西方發達國家中的老歐洲，那些殖民地宗主國比如英國，以及戰敗之后完全撤出殖民地、再也沒有條件大規模對外移出人口的東亞工業化國家，比如日本，客觀上都沒有條件憑借“產權私有化+流轉市場化”等制度安排來實現土地的規模經濟。亦即，歐盟和日韓的農業經驗也都不支持在中國流行的這個主觀構建的理論邏輯。

世界上確實也有特定的、個別國家的經驗依據，但恰恰不可被后來者重復。

在老歐洲由傳統農業社會向近現代工業化和城市化轉型的過程中，宗主國將自己的剩余人口、貧困人口乃至于犯罪人群大規模轉移出去，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資源掠為己有。這一過程緩解了人口與土地及資源之間的矛盾，緩解了工業化和城市化與生俱來的社會轉型壓力，形成了構建現代政治經濟制度的前提條件。

而在那些主要由歐洲移民新建立的殖民地國家，因其大規模屠殺當地土著人口、剩余的被圈進“保留地”而獨占了廣闊的土地和自然資源，其內部矛盾也就能夠比仍然主要由土著人口構成的國家(如中國和印度)相對緩和得多。

正是在歐洲大規模推進殖民化的幾百年里，西方工業化的制度成本得以從內部轉移到外部，資源則從外部轉移到內部。憑此，這些老歐洲國家才避免了目前中國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所長期存在的“三農”問題。

如果客觀地“放眼全球”，則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世界上僅有不超過10個大農場國家，能夠有條件實現土地規模經濟、產生農業規模收益，它們幾乎全部是在殖民化進程之中大規模殺戮當地土著、開疆拓土的產物。除此之外，老歐洲那些發達國家雖然市場化了幾百年，卻都沒有實現教科書中才有的“規模經營”，至今還是以小農場為主，而且2/3的農業經營者還是兼業化的；東亞工業化國家和地區之中的日韓以及中國臺灣地區都比我們早進入完善的市場經濟，但其農業迄今依舊是以小農經濟為主。即使實現了土地規模經濟的美國，其農業也沒有完全按照自由市場的教條化理論運作。眾所周之，美國大農場農業得到的政府補貼，比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都多很多。

事實上，西方發達國家得以順利實現(請注意這里突出的是“順利實)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規模化、產業化的前提，本質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離開西方中心主義派生的這兩個主流，西方模式的現代化就無從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