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辛亥百年(2)

2010年11月02日 16:14
來源：《中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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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之手掌控的世紀

袁偉時：要認真思考中國共產黨的特點。中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里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組織。中共從擁有武裝起就要求“把支部建在連上”。特別重要的一個文件是上世紀40年代早期，關于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決定，這個體制到現在為止基本上沒有改變。這會帶來什么后果呢？路線、方針、政策錯誤的時候，后果非常嚴重，比如“文革”、“反右”，還有“大躍進”。另一方面，一旦中央領導人的觀念變了，其在動員和組織力量方面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政黨或者政府沒有辦法比擬的。在這樣的情況下，發展就特別快。可以說，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市場經濟”

茅于軾：現在的問題在哪里呢？就是政府力量過于強大，由于缺乏監督而導致其越來越腐敗，國家越來越公司化，甚至用黑社會的手段來追求利潤。鄧小平時代的部長都是真心誠意為國家做事的人。現在的情況就變化了。我覺得中國不大可能再有過去30年這樣順當的經濟發展。

于建嶸(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中國今天的經濟發展與中國共產黨歷來的土地政策是密切相關的。

中共的土地政策，大致有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政治動員性的實用主義。從“三大”開始，所有的土地改革都是為了獲得農民支持，搞革命。

第二階段，固然是為了發展重工業，但帶有一定的理想主義色彩。解放后，在很短時間內，中共迅速改變了原來對農民的承諾，而這種承諾是用理想主義色彩來實行的。

第三個階段是現實主義時期。將來要怎么走，可能沒有很好的目標。但是，可以解決當時中國存在的問題，是最主要的目標。

下一步，中共會選擇怎樣的土地政策，可能是它面臨的最大的挑戰。今天中國農村土地所謂的“集體所有”，實際上是社會矛盾重要的焦點。假如我們要考察未來的經濟發展，農村土地政策是一個很重要的考量。

茅于軾：關于50年代合作化，說那時有公有制理想化色彩固然沒錯，但是，也有務實的方面。因為理論上講集體勞動的效率比單干的效率高。但它的問題是，勞動付出和報酬完全脫節了。這是吃“大鍋飯”失敗的根本原因。

至于中國土地制度的前景，我的看法是，由于中國人口增加，經濟發展，土地的升值空間非常大。農民，特別是郊區農村的農民，如果他們能夠得到一部分合理的升值回報，其他一部分歸社會所有的話，中國土地問題有可能得到較好解決。問題是怎么分配？但是，增加分配的物質條件是有的，因為有巨大的財富增長。

章立凡：如果是出于理想主義，可能“初級社”就可以了。如果按這種模式走下來，可能中國的農村不是現在這個狀況。不幸的是，后來采取了越來越集中的方式。為什么會這么做，可能還有另外一個設想，就是收稅容易。

在封建時代，皇權不下鄉，但是，到了1949年以后，黨組織發展到社會每個細胞里面。三年大饑荒的時候，老百姓居然老老實實在家里餓死！

中國傳統上是一個“大政府、小社會”的國家，政府的威權過大，社會得不到自己的發展。還有，中國歷史上重農的政策和思想導致在傳統上，商人地位很低，所以，商品經濟不發達，沒有形成真正的市民社會，很難形成一種社會契約，很難與統治者展開權利和義務上的交換。

黃益平(北京大學教授、財新傳媒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過去60年的經濟政策，基本上是兩個比較大的實驗，第一個實驗就是前30年搞計劃經濟，第二個30年搞市場經濟。政策目標是一致的，為了讓經濟增長速度加快，方法不太一樣。采用計劃經濟，跟全球經濟潮流有關。“二戰”以后，很多發展中國家都采取或多或少的計劃經濟的成分，包括印度、拉美，更不必說蘇東集團。共產黨動員能力比較強。在五、六十年代，一開始增長是很快的，問題是生產了很多東西，產品質量不好，沒有人要，而需要的東西沒有人賣。

70年代末，為什么轉向市場經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搞不下去了。“文革”后，經濟處于崩潰的邊緣，農民吃不飽飯，這樣的制度肯定持續不下去。很重要的外部因素是，東亞很多國家和地區為中國提供了很好的范本。這30多年非常成功，原因何在？最主要一條是走市場化道路。

但是，目前問題和矛盾也很突出。經濟結構失衡，發展模式有問題，高增長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這跟過去30年市場化的方式有關系。其特征是，產品都市場化了，要素市場基本沒有市場化，或者要素市場扭曲很嚴重。在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土地市場、能源市場，沒有完全由市場來決定要素的價格，實際是壓低所有的生產要素的價格，其本質含義是在過去30年間，全國老百姓一直在補貼生產者，補貼出口商和投資者，使得經濟活動看上去非常繁榮。但是，隨之而來是結構失衡的問題，為什么投資一直壓不下來？因為投資回報率很高。外國生產廠家愿意到中國來生產，為什么？我們中國不光勞動力便宜，資本便宜，土地便宜，能源便宜，還不需要完整地補償對環境的破壞，實際上給的所有補償，一方面推動經濟增長速度非常高，另一方面經濟結構失衡的問題很嚴重。居民的收入相對變得越來越少，消費占的比重越來越低。

過去30年的做法，實際跟計劃經濟下統購統銷制度有相似之處，就是通過補貼生產者，片面追求經濟增長。所有的政府資源全部動員起來搞經濟。下一步怎么走？很簡單，就是要把市場化的路子走完。不僅包括要素市場化問題，地方政府的行為也要改變，國有企業如何改革，等等。

周孝正(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的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中國歷史上常說“國破山河在”，今天是“國在山河破”。環境分兩種，一個是自然生態，一個是社會生態。自然生態不用說了，還有社會生態，簡單說就是信用，無論是從政務誠信、商務誠信還是社會誠信，都出現了大問題。

再有，許多人維護贊美舉國體制。如果用來干大好事，這沒得說，但是，誰能保證政府完全干好事呢？要干大壞事呢？公民無能為力。30年的成績明擺著，代價也擺著，重大代價就是欺負農民兄弟姐妹，所謂“農民真苦，農村真窮”。簡單地說，土地分兩種所有制，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但是，集體所有制是假的。改革開放30年，大約有2億畝的農業用地變成非農業用地，一畝地增值20萬元，只有5%到6%歸所有者，剩下45%被地方政府拿走，45%被開發商拿走。

有人說房地產的泡沫破不了，我說，中國的泡沫皮厚，不容易破，但是，不破天理不容。

資中筠(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前所長)：有個很有趣的現象，奧巴馬總統剛剛上臺的時候，要推行醫療改革，美國右派都攻擊他，說他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的左派也說，你看美國都在走社會主義道路了，說明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很好，用不著改革。實際上這是非常荒唐的一件事情，牽扯到什么叫社會主義的問題。有幾種看法，一種是說只要是政府多做一些事情就算社會主義，還有是像瑞典等北歐這些福利國家。還有一種是中國人傳統的看法，核心是國有化，加上計劃經濟。計劃經濟已經失敗了。我們已經拋棄了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但是，以國有經濟為主導這一點，我們一直認為是很好的東西。

我認為國有經濟不是真的社會主義，而應該說是“萬惡之源”。從歷史上看，中國有好幾個階段，民營經濟都有相當的發展，就是從晚清到北洋軍閥，到國民黨時期，有不少相當繁榮的民營經濟有機會發達起來，最后都是被官府打敗了，被政治權力壓制下去了。1949年以后，干脆把私有經濟全部取消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繁榮真正依賴的是民營經濟的發展，就是靠這點放松，這點松綁，就使得民營經濟能夠有現在這點有限的發展，卻創造了中國現在的就業機會，農民工進城，市場繁榮。

但是，現在國營壟斷資本仍然掌握著最龐大的經濟資源，并且在一個完全不平等的競爭基礎上發展，還有最大的特權。我為什么覺得國營經濟是很糟糕的一件事呢？因為它不是國營經濟，我們號稱這是全民所有，實際上真正掌握它的只不過是一小部分非常有特權的權貴，實際就是“權貴資本主義”。有人統計，在中國所謂500強的大企業里，所有的民營經濟加起來不如兩家國有企業的資本，而他們的CEO收入已經趕上美國的CEO收入，這是非常不正常的。說是全民所有，人民完全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比如，電為什么定這個價。特權越來越集中，它阻礙了中國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這是目前面臨的一個很大問題。

大家講到了各種各樣的中國的嚴重情況，我覺得有兩個問題，一個國營壟斷，一個賣地經濟，是目前在中國經濟發展不可持續的很重要的因素。由于有了集權，而且這個集權不光是中央集權，每個地方都集權，一個小地方都有它的權力，可以任意剝奪農民和小市民的一點點財產，可以任意破壞環境，任意掠奪資源。現在權力比較分散，各個地方都是一個個小王國，破壞力就更大了。

特權在計劃經濟時代已經有了，可能是隱性的。但是，現在的特權就太厲害了。福利應該是給予弱勢群體的，現在正好相反，誰有特權誰有福利。在廣大老百姓沒有地方住的時候，官員還不斷地利用特權擴大住房，卻叫做福利分房。有限的醫療資源絕大部分被高官所占有，這也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而且，這些都是公開、合法的。有的學者稱這為“倒福利”，與“社會主義”的本義完全背道而馳。

茅于軾：對普通人來說，永遠有強大的吸引力去搞計劃經濟。為什么大家相信計劃經濟？人類直覺地認為，市場經濟有許多毛病，應該用計劃去糾正它。而且，市場經濟的道理不是很容易懂的，計劃是比較容易懂的。所以，在全世界那么多人搞計劃經濟，全搞錯了，這不是偶然的。到現在，照樣有很多人想搞計劃，比如，中國房價這么高，似乎是市場造成的，解決這個問題怎么辦？當然由市場之外來解決，政府來解決，這恰好是經濟學家反對的。我們認為，房地產市場的問題是因為市場有毛病才造成的，要有針對性地糾正。

有人舉出些數字，說改革開放前夕，國民經濟并沒有走到“崩潰的邊緣”。經濟成效應該看GDP，但是，那時是沒有GDP統計的，而且價格嚴重扭曲，也不可能真實地統計出經濟績效，我們只能看人的生活。GDP是最終產品之和，投資應該轉化成消費，如果消費沒有增加，那證明投資是低效的、錯誤的。我的估計是，1978年和1950年比較的話，人均GDP大概降了一半。我們搞了很多所謂的工業建設，搞武器，搞重工業，浪費大得不可設想。

我們看人均住房，1950年，中國經過了十幾年的戰爭，房屋破壞得一塌糊涂，居住條件非常惡劣，但是，解放之后的30年，房子蓋得很少，人口從5.3億增加到9.3億增人均住房不斷降低。住房改革以后，人均住房面積從大約五六平方米增加到25平方米，這是有據可查的。

楊奎松(北京大學教授)：很多事情不能離開歷史來看問題。如果沒有毛時代工業化的基礎，改革開放也不可能搞成。鄉鎮企業早期的基礎是毛時代遺留下來的。毛時代不是27年或者30年這樣一個板塊的歷史，而是分階段的。有的階段經濟發展不錯，有的階段經濟發展非常糟糕。到了20世紀60年代以后，經濟發展的速度降下來了，那跟后來毛的很多政策的導向錯誤有非常密切的關系。

我們回顧改革開放，回顧中國經濟發展史，不能回避一點，不能因為專制或者集權的制度有非常多的負面效果，就無視它在經濟發展上曾起過的作用。如果導向是正確的，就會有力推動經濟發展。在世界歷史上，有不少這樣的例子。

在朱镕基搞分稅制以前，中央是沒有錢的。從稅制改革以后，特別是房地產改革以后，中央越來越有錢，現在地方也很有錢，為什么？因為中國政府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主”，所有土地資源幾乎掌握在政府手里，什么集體土地所有制、全民所有制，最終是國家在支配。說到底，大量擁有土地資源和土地不斷增值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現在地政府把土地賣給開發商賺一筆錢，收稅又賺一筆錢。很可能幾十年后，又可以重新賣這塊土地。

政府得到資源和金錢的條件和途徑實在是太多太多了，而這些土地之所以變成國有，就是歷史造成的。共產黨奪取政權后，把所有土地從私人剝奪到政府手里，無償占有了國家全部的自然資源。這些自然資源在過去沒有發揮作用，是因為過去是計劃經濟，沒有市場，沒有資本，沒有各種各樣的交易、流通渠道，土地不能生錢。到房地產市場放開以后，土地突然變成錢，而且不斷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