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辛亥百年(3)

2010年11月02日 16:14
來源：《中國改革》

0人參與0條評論

“中國模式”幻影

資中筠：現在，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許多人都過高估計了中國，特別是讓媒體一炒，就很容易沖昏頭腦。幾年以前，有所謂G2的說法，后來改成了“中美共治”。接著，因為美國發生經濟危機，就變成讓中國拯救世界了，越來越不靠譜了。何況現在有一個吹牛的資本，中國經濟總量超過了日本。

其實，中國經濟總量上是否真的超過日本，我看不見得，因為日本有大量海外投資。中國人口比日本多十倍，人均差得很遠。還有經濟質量問題，分配嚴重不均的問題等等。老實說，我們跟日本差得很遠，中國人要保持清醒的頭腦。

為什么要強調這一點，因為，如果過高估計中國的成就，就會影響中國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啟動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已經嚴重落后了。然后，我們需要走向以普世價值為基礎的民主憲政。

鴉片戰爭以后，一些想要改變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開始都是看著西方先進國家，包括日本，先從物質方面，然后從制度方面，然后從價值觀、思想方面，一步步走。但是，走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歐洲發生了問題，梁啟超這些人跑到歐洲轉了一圈，發現歐洲非常困難，西方世界有很多問題，就從這個時候開始轉向，覺得西方也不值得學習。這里面就產生兩種傾向，一種是國粹派，認為還是中國古老的傳統比較好。恰好這個時候發生了“十月革命”，后來不少人轉向了蘇聯，覺得這是非常新的制度，并加以引進。蘇聯也派人到中國來推廣和建黨。

現在的情況跟那個時候有點像：因為西方出了問題，不過沒有蘇聯那樣的榜樣，中國就轉向自己了，覺得自己很不錯，出現了“國學熱”，有的人說在《易經》里發現了博弈論、市場經濟。還有一種傾向是回到毛澤東時代，覺得原來就非常好。這是基于對現實錯誤的估計，推斷出錯誤的方向。

袁偉時：不要將復雜問題簡單化。從20世紀中國的歷史來看，假如光看一個方面會很危險，比如，如果你光看到腐敗那一面，就會走向另外一個極端。總的來說，我是樂觀的，今后30年，中國還有可能比較穩定、快速地發展。市場經濟強大的動力還沒有充分發揮出來，還在繼續前進。

另外，一系列社會矛盾，其實也是改革極大的壓力。多個事例表明，中國政府不斷吸取教訓，對社會矛盾是采取改革辦法來解決的，而不是一味用壓制的方式來解決。

大家都擔憂權貴資本主義，但是，它和國外的權貴資本主義有些不同，它還沒有成為很明顯、很固定的壟斷集團。中國政府是縱容還是想辦法處理，也要冷靜觀察。

第二，對貧富差距也要冷靜觀察，統計數字有問題。發展的梯度也沒有充分考慮。

資中筠：現在許多人覺得中國模式好得很，并借此吹牛。有的媒體也在起勁煽動。我認為，中國和美國的發展不在一個階段上。要看到中國的后發困境。中國工業化并沒有完成，但是等到1978年，再次打開國門，外部世界已經是后工業化時代，馬上就是數字經濟、信息經濟時代。中國得跳過很多步驟來追趕、接軌，很多問題由此而來。

原本中國可以借鑒歐美國家工業化時代的經驗，但是，來不及了，就拼命往前趕，再加上原來計劃經濟遺留下來的問題。如果說借鑒的話，中國需要再往后看一點西方的經驗。歐洲啟蒙時代的基本觀念，中國還沒有完全拿過來。所以，簡單說互相借鑒，我覺得是比較困難的。

這里，我忍不住還要講一下美國。中國開放改革，向誰開放？向西方開放，最重要的是向美國開放。這些年來，中國出口，實際是美國人的購買力對中國的經濟起了很大作用。中美發生磨擦的時候，國內很多年輕人覺得豈有此理，我們應該跟美國斷絕關系。別忘了我們的出口，很大一部分是向美國市場出口的。加入WTO對中國有很大的好處，并不是像有些人認為的那樣，中國吃虧的。與此同時，美國也得到好處，這是不容否認的。問題是，在經濟上既然有競爭，就會有摩擦，這并不可怕，大家只要真正理性地看到自己的利益，要想辦法達到雙贏的局面。

我現在最擔心的一點，是怕美國把中國拖入軍備競賽的漩渦，就像過去對蘇聯一樣。有一種說法，就是里根的“星球大戰”計劃迫使蘇聯全力與美國展開軍備競賽，結果把蘇聯經濟拖垮。不論此說是否確切，在最冷戰”結束后，美國原來是有機會帶頭裁軍的，因為你已經沒有了勁敵，但是，美國卻做了件很不好的事情，進一步擴軍，別的國家自然也就會跟上來，這就是帶頭搞軍備競賽。

我特別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中國在經濟強大以后，偏離重心而向軍備建設傾斜。美國的政策，特別是美國對中國的軍事政策會起很大的刺激作用。美國搞軍備競賽的內部動力就是當年艾森豪威爾所指出的“軍工集團”。我不希望中國也出現這樣的集團?，F在，中國年輕人的極端民族主義的情緒是非常強烈，最容易刺激這種情緒的國家，一個是美國，一個是日本。

章立凡：剛才聽各位講了這么多，似乎中國學者相對悲觀，美國朋友對中國這30年的成就比較嘆羨。對美國模式的懷疑往往是出現在美國經濟出問題的時候，比如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候，計劃經濟思潮就在國際上興起，也影響到中國。那個時候，蔣介石比較欣賞德國的統制經濟，宋子文比較欣賞蘇聯式計劃經濟。當時很多中國企業家，像盧作孚，也主張計劃經濟的，當然，他并不希望政府直接去干預，直接經營的，他希望在一個大的國家計劃框架之下，由企業來發展。我父親章乃器那時提出要工業立體發展，實際上也是一種計劃經濟模式，但是，他們覺得，國營經濟像母雞，民營經濟像小雞。

近現代中國有三次國進民退的過程，我們現在又遭遇第四次。

從清末搞鐵路、礦山國有，國民政府在抗戰時期搞國營為中心，到共和國年代搞對資改造，這三次實際后果都是很不好的。第一次是大清滅亡，第二次是國民政府經濟崩潰，政權垮臺，第三次造成了幾千萬人餓死。這三次的共同特點就是權力和財富過于集中，要辦好事可能辦得很好，要辦壞事就糟得不能再糟。其中邏輯是什么呢？這個邏輯就是中國傳統的東方專制主義的國家壟斷。歷代政府都是“治水政府”，從大禹時代就是搞大型水利工程，“集中力量辦大事”。五六十年代中國搞的也是這一套。到共文革”結束，確實沒有辦法按原有的方式統治下去了，所以才要松綁，換個方式。

一般來講，改革都是被迫的，是在原有方式不能繼續統治，下層民眾也接受不了這種統治的時候，要么改良，要么革命。如果改良走到前面了，矛盾就可能緩解，但是，如果問題解決不了，矛盾繼續激化，最后就會導致社會革命。這種革命往往是以一種“以暴易暴”的方式來呈現的，對社會生產力的破壞非常大。從我們知識分子來講，總是希望避免這樣巨大的破壞，但是，歷史有它的慣性，很多現象是重復出現的。

近代以來，西方工業化、自由貿易的模式對中國農業文明產生沖擊以后，中國確實發生了改變，但是，這種改變是不完全的。政治家也好，政黨也好，還是按原有的方式處理矛盾、行使統治。

30多年來，中國解決了一些問題，到今天，還有很多問題沒有解決，但是，從毛澤東時代以來，基本上還是用傳統的方法來解決傳統的問題，雖然有所改變，但是，這種改變還不是根本性的。從辛亥革命到現在，中國大致上有過三個社會契約，一個是民國成立時候的臨時約法，一個是1949年的共同綱領，第三個是一個不成文的改革開放?，F在到了簽訂第四個社會契約的時候了。社會的矛盾這么尖銳，政府應該拿出一套比較徹底的改革方案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