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平：中國模式的推廣有待時間考量

2010年11月13日 02:50
來源：中國經營報作者：徐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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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平：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

我最近剛見了“北京共識”的作者雷默，他也認為并非推而廣之，而是客觀總結了中國走了一個不同于其他國家按照華盛頓共識方式的發展道路。模式，類似經濟學中“model”，各個國家各個時期都可以有各種model，但這個“model”在多大意義和程度上能夠得到推廣，好不好仍然需要時間考量。

中美關系牽一發而動全身。

釣魚島、臺灣、南海等問題，即使處于亞洲，也很難繞過華盛頓，外界屢屢也擔憂2010年為中美關系新時期來的低谷。近來美國中期選舉塵埃落定，中美關系如何重新定調？《中國經營報》記者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黃平。

中美重歸不確定

《中國經營報》：一直以來，大家都覺得美國對外關系有所調整，甚至有路線不明之嫌，美國中期選舉之后有什么新跡象？

黃平：美國對外關系確實在調整，這也是隨著冷戰結束、蘇聯解體以后的世界變化而變化，應該放在全球化、信息化加上中國、亞洲等地區的高速發展的這么一個大的背景來考量，不僅僅是個人或者兩黨之爭所能決定。

我認為奧巴馬會比克林頓時期更難，現在美國經濟太難，尤其是就業，新能源也無法成為新的增長點，醫改也無法開展。克林頓時期更泡沫經濟還相當繁榮，雖然虛假繁榮，但克林頓還是拉動了美國經濟。金融危機是結構性問題，涉及后工業化問題，以后眾議院又成了共和黨多數，奧巴馬更難做事。

《中國經營報》：美國今年以來一直有重返亞洲的態勢，這是否會使得南海形勢緩和一些？

黃平：未必，可能會相反。美國國內搞不好，為了應對民眾的壓抑憤怒，就會來做國際方面，自己力量和投入不夠就會加強美印、美日、美韓的軍事同盟并要同盟國有更多行為。重返亞洲以及重新把中國作為一個針對的對象，這個不是奧巴馬個人能決定，更多取決于軍方和外交這兩支團隊，后面是利益和利益集團。隨著美國高調重返亞洲，強調在亞洲取得(或維護、加強)領導地位與加強與同盟國的特別是軍事同盟，中國面臨的挑戰更多，同時經濟上糾紛摩擦也在增加。我認為要處理好中日、中韓、中印等關系，最重要是要解決跟美國的關系，要害是要穩住中美關系這個大盤子，不讓美國做不利于我們改革開放發展穩定的事情，或者說要讓它的所作所為有利于我們的進一步繁榮和穩定。

《中國經營報》：中國對外關系中或明或暗都要經過美國，你談到當前美國高度不確定，中國應該如何應對這種調整？

黃平：第一，我們要認清中國本身發展階段和地位，并客觀衡量國家的實力，包括綜合國力、硬實力軟實力、科技自主創新的能力、基層的財政能力和社會建設(如養老制度、醫療制度、社會福利保障制度等)，以及我們與周邊國家的關系，我們是唯一的大國中還沒完成祖國統一的，也是大國中還有很多邊界問題和歷史問題沒有完全解決的。第二，在處理好中美關系的時候，也要處理好與周邊國家還有其他大國的關系，如日本、印度、澳大利亞、俄國等周邊大國。還有法國、英國、歐盟的關系也要處理好，亞非拉的關系，發展中國家的關系也必須維護好。與美國的關系極端重要，但是如果只盯著美國，一不小心，多年形成的傳統的中國與周邊的關系、中非關系、中拉關系也可能會損壞，現在外交對外還是四句話：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舞臺。

中國特色，并非中國模式

《中國經營報》：你對于“中國模式”、“北京共識”也有過研究，有觀點認為所謂“中國模式”就是低人權模式，你怎么看？

黃平：我自己用的更多是“中國經驗”、“中國特色”我最近剛見了“北京共識”的作者雷默，他也認為并非推而廣之，而是客觀總結了中國走了一個不同于其他國家按照華盛頓共識方式的發展道路。模式，類似經濟學中“model”，各個國家各個時期都可以有各種model，但這個“model”在多大意義和程度上能夠得到推廣，好不好仍然需要時間考量。

中國特色提得很早，相對而言，我們上世紀50年代開始就強調獨立自主的道路，強調資源約束、人多地少、底子薄等基本條件。隨著改革開放三十年走過，也積累了一些寶貴經驗，比如漸進式改革、不能出現大的社會動蕩，這一過程中走出了一條中國發展道路，是13億人用了一套自己的辦法來經營、處理發展和穩定、改革和開放，客觀上走了一條不同于西方、不同于英美的道路。這條道路還在走，也需要完善、修正，有的處理得好，有的沒處理好。這個不斷完善的模式不是要推廣到別的地方，而是我們解決自己問題要走的路。

我們講中國道路不是為了推廣，而是我們自己要掂量，哪些地方要發展，哪些地方要堅持和改變。（馮雅男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