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曉：“中國模式論”是不可取的

2010年11月15日 19:37
來源：博源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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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秦曉2010年07月19日參加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畢業典禮時的演講，題為秉承普世價值，開創中國道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命》)

親愛的清華經管學院2010屆畢業班的同學們：

今天，我非常榮幸能作為演講嘉賓出席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畢業典禮。大約一個月前，錢穎一院長邀請我時，我當時是一種很矛盾的心態。一方面，我確有一些思考和體驗想和同學們交流；另一方面，我缺少和高校學生，特別是80后的年輕一代溝通思想的經驗，不知道我所關注的問題是否能為你們理解和認同。盡管如此，我還是鼓起勇氣來了。

我算是共和國同齡人的一代，經歷了改革開放前后兩個30年。在這60年中，中國社會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作為一個長期在大型企業和金融機構工作的管理者，我的關注點從企業管理、宏觀經濟逐步擴展到社會問題及相關的制度和價值。在思想認識上我也走過了信仰—困惑—獨立思考—不斷尋求真理的路徑。

我想先從大學的功能、大學教育、大學學生的使命談起。關于大學的功能，在歐美曾經歷了精英教育 ─ 專業人才培養 ─ 通識教育這樣一個復歸的過程，這一過程反映出人們對大學功能、大學教育、大學學生使命的再認識。簡而言之，大學不僅是傳授專業知識，培養專業人才的場所，它還是文明傳承和發揚的載體；大學學生進入社會后不僅要成為一個有專業知識、有職業道德的專業人士，同時要有對普世價值擔當的意識和公共關懷的責任。

公共關懷是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和使命，他們要超越自己的專業領域，抵制世俗和權力的誘惑，秉承普世價值，在公共領域中維護人的尊嚴和社會正義，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建立起道德、精神和文化的價值支柱。

精神價值的缺失和重建在當代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但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這個問題的表現是不同的。當今的中國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社會轉型。我們所講的社會轉型不是中國語境中的“現代化建設”、“國強民富”、“大國崛起”，而是現代性社會的構建。現代性社會是相對于傳統社會而言的，它的主要標志是以“啟蒙價值”，即自由、理性、個人權利為價值支撐的，以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治社會為制度框架的民族國家。

發端于17世紀歐洲的啟蒙運動是人對神的“叛逃”和“祛魅”。在擺脫了精神上的束縛以后，人可以運用自己的理性保護個人的權利，實現個人的自由。在此以后的幾百年中，以自由、理性和個人權利為核心的“啟蒙價值”成為推動人類社會從傳統走向現代的精神力量，成為現代性社會的價值基礎。當代“普世價值”就是“啟蒙價值”經過人們幾百年的認識和實踐演化而成的。

中國現代性轉向起于一百多年前的晚清。百年的路程是曲折的，百年的進步是偉大的，但到今天，這仍是一個“未完成的工程”。進入本世紀后，中國經濟崛起，但增長模式的可持續性受到質疑，腐敗滋生，社會公平和正義的缺失引起了人們的不滿和擔憂。面對這樣的現象和問題，在中國知識界引發了“普世價值”與“中國模式”之爭。

“中國模式論”所宣揚的是政府主導的、民族主義支撐的經濟發展路徑、政治權力結構和社會治理方式。它從一開始的“特殊論”正在走向“取代論”。“特殊論”是以特殊性消解普遍性。特殊和普遍本是相互依存的，沒有普遍性何來特殊性。而“取代論”則宣稱“中國價值”可以取代“啟蒙價值”。“特殊論”和社取代論”試圖用現代化、穩定、國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現代性、自由、個人權利、民主、理性這些普世價值的核心和基礎，我認為是不可取的。

我們把以“啟蒙價值”為源頭的現代社會價值和制度安排視為普世性的。雖然不同的國家具有各自的文化、歷史特征，但這種差異不是對普世價值和現代社會制度架構的顛覆和拒絕。從實現路徑上講，由于初始條件、內生狀況、外部約束不同，后發國家不可能重復先驅國家走過的路，只能另辟蹊徑。但這并不意味著這條道路的指向與現代性社會目標的偏離或背離。在這個意義上講，當代中國的命題應該是“秉承普世價值，開創中國道路”，這正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命。

學術界的這場交鋒或許還沒有引起高校學生特別是80后年青一代應有的關注。但我認為這是一個未來的社會精英繞不開而且必須直面的問題，因為它關乎中國未來道路的選擇。我在這里提出三個與經濟和管理相關的問題。

1、政府職能：發展主義政府還是服務型政府

中國作為一個轉軌中的發展中國家，在市場己發育到一定階段后，是應該繼續堅持強力政府，由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直接控制經濟資源和要素價格，還是應該從“替代市場”轉向“干預市場”，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府轉為以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為中心的政府。前者被稱為“發展主義政府”，它在特定條件下可能會帶來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但從長期來看它會造成權力與資本結合?K導致腐敗、扭曲市場價格體系造成資源錯配、抑制企業家的創新精神、破壞市場的公平競爭、造成社會的不公。這些問題在今天的中國己充分顯現。

2、國有資本：政府化還是社會化

國有企業是公有制計劃經濟的遺產。在“發展主義政府”的指導思想下，政府進一步擴大和強化了對經濟資源，特別是國有企業的控制。這正是當前關于“收入分配不均”、“國進民退”爭議的背景。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是The Wealth of Nations(國民的財富) 而不是The Wealth of Governments(政府的財富)。發達國家經過資本社會化將原來少數寡頭控制的經濟資源分散到中產階級和廣大民眾，使他們有了資產性收入，從而穩定了社會。中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應有序地、公平地將龐大的國有資產分散到民眾手中，這是經濟發展的目的、社會進步的表現。同時這樣做也有利于政府將更多的資源配置到公共服務領域。

3、城鎮化：土地經營還是人的發展

中國正在經歷一場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城鎮化進程。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字，目前中國城鎮化率達46%，這一進程至少還會持續10年。

城鎮化是與工業化并行的，也是解決城鄉差別的必然選擇。盡管我們在城鎮化進程中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績，但相關的觀念、制度、政策卻明顯滯后。在某種程度上講，中國的城鎮化伴生了地方政府過度依賴土地財政收入和開發商獲取暴利的現象。問題的根子還是在于政府主導經濟的理念和模式上。土地的獲取是政府的“征購”行為而不是市場的交易，農民由此得到的“補償”并不是真實的市場價格。在土地征購、轉讓和建筑、銷售環節中，政府的收益主要不是用來向農民轉移支付、為城市低收入群體建造廉租房。雖然城市更現代化了，但農民和城市居民卻未能從中得到應有的利益。

以上三個問題都是當前中國經濟發展中的重大問題。它們在表面上是經濟問題和管理問題，但是在深層次上都是是否認同“普世價值”的問題。“普世價值”告訴我們，政府是服務于人民的，資產是屬于社會大眾的，城鎮化是為了人的幸福的。而“中國模式論”鼓吹的卻正好相反：人民要服從于政府、政府要控制資產、百姓的利益要讓位于地方建設。

“普世價值”與“中國模式”之爭，是在中國現代化進程關鍵時刻的一次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交鋒。對此，公共知識分子不應沉默，要用自己的良知擔當起社會的責任和時代的使命。清華是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大學，明年將迎來百年華誕。一百年來，清華和從這里走出的學子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做出了非凡貢獻。我們的共和國已走過了兩個三十年，未來的第三個三十年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特別是現代性社會構建極為重要的關鍵時期。我期待，同時我也充分相信，今天在座的新一代清華學子一定能秉承普世價值，擔當起開創中國現代化之路的歷史重任。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