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鋼：不折騰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2010年11月17日 21:25
來源：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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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個關鍵詞描繪“中等收入陷阱”：

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民主亂象、貧富分化、腐敗多發、過度城市化、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社會動蕩、信仰缺失、金融體系脆弱 

一個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個新奇的經濟社會現象。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在經濟起飛過程中，當時被稱之為“進步時代”，同時也被稱之為“最壞的時代”，曾經出現過經濟危機周期性爆發、社會貧富兩極分化、政治腐敗十分普遍、 階級矛盾沖突的現象。其他發達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也有類似的過程。

胡鞍鋼 資料圖

這實際上給我們提出了一個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即為什么世界工業化已經進行了250年，而近200個國家中只有少數發達國家?為什么很多國家不能從發展中國家變成發達國家?或者再進一步問，為什么很多中等收入國家長期在中等收入階段徘徊，遲遲不能進入高收入國家，常常“跌跟頭”、“忽上忽下”，甚至可能出現經濟停滯或倒退呢?例如，拉丁美洲和中東地區就是兩個典型的例子，數十年來，他們都未能跳出這個陷阱。

中國發展前景的兩種“可能性”

通常來說，一個國家發展一般要經過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低收入到下中等或中等收入階段，也是經濟起飛階段，總體上這一經濟發展模式是由要素驅動的，表現為要素高投入、空間低集聚、貿易低附加值、自然資源高消耗與環境高污染。由于利用“后發優勢”和“對外開放優勢”，比較容易實現一段時期的高增長。

第二階段是從下中等收入到上中等收入階段，這一階段為重要的經濟社會轉型期，這是欠發達經濟體成為較發達或發達經濟體的關鍵階段。這一時期有三種可能性：如果轉型成功則經濟保持持續增長或經濟起飛，順利進入上中等收入;如果轉型不成功，則停滯在原有的水平上;如果轉型失敗則可能中斷經濟起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階段是向高收入或發達經濟體過渡，表現為知識和技術創新驅動，生產要素高度空間集聚，產品高附加值，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

中國從1995年之后就從低收入階段進入下中等收入階段，目前正處于這樣一個關鍵時期。 政治與社會不穩定因素激增是與一國的經濟發展階段有關。 盡管中國一直保持政治穩定，但是社會不穩定因素不斷增加，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以治安案件數、刑事犯罪案件數為例，從1990年以來都是持續上升的。

實際上，溫家寶總理在2004年就提出了中國發展前景的兩種“可能性”：一種可能性是順利實現工業化、現代化，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另一種可能性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經濟社會發展長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現社會動蕩和倒退。 這充分表明，黨中央早已充分意識到我國目前出現的各種社會矛盾、社會問題是與我們所處的發展階段有關系的，也是與當前階段的發展特征緊密聯系的。對此黨中央及時提出了五個“統籌”的治國方略。這是一個十分典型的“挑戰—應戰”模式，也是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思路。

當今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

2008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有所減緩，這其中既有金融危機沖擊影響的外因，也有中國內部經濟發展模式本身缺陷的內因。但總體上來看，中國從1978年之后進入經濟起飛階段，31年時間保持了GDP年均增速達9.8%的記錄，經濟增長速度已不是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

2009年我國經濟增長率達到8.7%，4年(指2006-2009年)已累計完成“十一五”規劃預期目標的104.6%，即中國已經提前一年完成“十一五”增長目標。 這次金融危機，中國是G20國家中三個經濟高增長的國家之一(印度為6.5%，印度尼西亞為4.6%)，不僅實現了中國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目標，而且也促進了亞洲地區和世界的經濟復蘇。

經濟增長率并不是越高越好，有個適宜的增長區間。就中國基本國情而言，它的上限就是資源供給約束、環境質量約束、生態容量約束、氣候變化約束。從中國的經驗來看，8%—9%的經濟增長率是適宜的，而一旦超過10%，各方面繃得很緊，偏離了健康、穩定、協調發展的軌道，各類代價極高，既得不償失，又難以為繼，其中2002-2008年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

因此， 當前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是經濟結構和發展方式問題。從我們(第三方)獨立評估來看，“十一五”規劃中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目標未能如期實現，節能減排約束性指標也沒有實現，反而問題更突出，這已經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視。

長期以來的“加快增長”目標形成了中國特有的“過度工業化、過度重工業化、過度出口依賴、過度投資驅動、過度粗放增長”的模式，已經嚴重威脅到中國的可持續發展。這些問題映射到社會、政治和生態領域，就出現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官員腐敗、城市二元社會(市民和農民工)、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一系列問題。這些都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須應對的挑戰。

當今中國社會主題已經是“轉型是硬道理”，已經從“加快發展速度”轉向“加快發展方式轉變”，轉型的內涵已經由經濟轉型擴展到社會轉型。加快經濟社會轉型、實現十幾億人口的經濟和社會凈福利最大化、各類發展成本最小化，要作為“十二五”時期中國發展的基本思路。這就有賴于我們主動解放思想，破除新教條主義論(如增長就是硬道理)，破除GDP盲目崇拜論，破除唯經濟論。

中國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誘因

“中等收入陷阱”的發生，并不是單一原因導致的，很可能是多種復雜因素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的結果。以下四方面的原因，可能導致中國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經濟原因。經濟增長過程中各類要素(土地、資源、能源、勞動等)成本不可避免地迅速上升，投入邊際報酬不斷下降，因此中國發展的比較優勢也在不斷減少。比如，沿海地區勞動力成本上升，壓縮了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利潤空間，導致其國際市場競爭力減弱。此外，中國正處在城鎮化加速時期，這就會出現所謂“超常城市化”，污染加劇、交通擁擠、公共服務欠缺、形成各類貧民窟、大量的犯罪等等。

社會原因。即經濟增長也是“雙刃劍”，它本身既是有創造性的一面，又帶有摧毀性的一面，還有加劇不平衡的作用。國內外研究都表明，經濟增長往往伴隨著政府與社會之間、勞資之間、貧富之間，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不斷累積，這些矛盾如果處理不好，就會反過來對經濟增長造成巨大的阻礙，即經經濟增長的負效應”

政治原因。即我們面臨著一個“改革悖論”：改革是一個調整既得利益的過程，是在財富的存量部分做文章。在改革過程中，最初的推動者由于從一種改革模式中獲益，成為既得利益群體，可能會退化為下一步改革的阻礙者，因此改革可能會越改越難，甚至停滯不前。

國際原因。當我們剛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西方國家普遍抱有懷疑的態度，不時會出現“中國即將崩潰”的悲觀論調。改革開放20、30年以后，他們突然發現，中國已經在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中占據了重要位置，到了不得不重視的程度，于是又出現了“中國威脅論”的聲音。現在，西方國家對我國民主、人權以及民族問題的丑化攻擊此起彼伏，國際貿易上對中國產品的各種限制措施也曾出不窮，經濟全球化的風險越來越大。因此，必須看到，我們面臨的國際環境特別是世界輿論環境，即將西風壓倒東風”的格局，并未隨著中國崛起、不斷強大而根本改變，相反某些方面還有惡化的趨勢。

上述四種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相互關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形成了特有的“收入差距陷阱”，“政治民主化陷阱”等等。關鍵是我們能不能及時地發現“陷阱”，準確地識別“陷阱”，智慧地避開“陷阱”

轉型期必須謹慎地選擇社會變革方式

我們要看到，中國經濟改革得以取得成功的一個關鍵原因，就在于中國政府具有很強的學習能力，面對一些嚴峻挑戰，每每能夠做出富有成效的應戰策略。1990年代俄羅斯改革失敗的案例，為中國提供了很好的反面教材。

當今中國特別是發達地區已經進入中等收入轉型時期。規避“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是要從經濟入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低水平的發展轉向高水平發展，從低質量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從不公平發展轉向公平發展，從不協調發展轉向協調發展，從不可持續發展轉向可持續發展。

有人認為要加快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把西方的民主引進來。這似乎是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的一個自然結果。這個時期老百姓的基本生存問題都解決了，文化程度提高了，開始出現民主訴求。政府要回應老百姓的訴求，主動或者被動地民主開放，因此容易形成所謂的“民主高潮”。但是，一旦任由這種民主特別是“街頭民主”訴求無序膨脹，就可能落入一個“南轅北轍”的局面，就會出現“民主亂象”，掉進“民主陷阱”之中。

我們看到最近泰國的“民主運動”，如何發展到“民主亂象”，這意味著以搞“民主為中心”，其結果可能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現代化必須在長期的穩定的社會環境中才能進行。保持政治穩定、社會安定既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最高利益，也是中國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前提條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過程中，我們必須謹慎地選擇社會變革方式，既能促進現代因素發展，又能避免劇烈的社會沖突，減小社會動蕩。

我想經歷了30年的改革開放實踐，無論是黨中央，還是人民群眾，都越來越理性，越來越成熟，也越來越智慧，中國絕不會誤入“中等收入陷阱”

(作者：胡鞍鋼　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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