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脹的反思：貨幣量只是其一流動渠道才是根本

2010年11月19日 20:11
來源：鳳凰網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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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研究院首席宏觀策略分析師付鵬

當前中國面臨著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通貨膨脹的問題，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中國的通貨膨脹，一個方面是從傳統意義上的貨幣量來看，另一個方面，也是屬于中國特色的一個方面就是從流通渠道方面來看。

如果我們用貨幣主義觀點去理解通貨膨脹，其實就是貨幣多了泛濫了就會形成通脹，也就是中國人通常說的‘票子毛了’。弗里德曼認為，貨幣供應量的變動是物價水平和經濟活動變動的決定因素。但我堅決的認為貨幣供應量的過量增長雖然是當前中國面臨通脹的必要條件，但卻不是充要條件，只有當過量的貨幣缺乏流動的時候才會帶來通脹，而一旦我們讓貨幣流通起來，讓這些貨幣真正進入實體循環，而不是僅僅停留在消費環節，那么通脹并不一定會起來。這就如同同樣的水流，你如果放到一個循環流動的環境中，溪水匯入河水，河水匯入江水，江水匯入大海，流動中的貨幣就如同這水流一樣，如果讓他循環就很難會形成堰塞湖。而只有當流動的渠道沒有了，堆積的流動性就會形成一個大大的堰塞湖，物價的壓力也就隨之而來了。

首先從必要條件也就是貨幣量這一方面來看。我認為中國國內貨幣的過量增長的原因有兩個，其一，我認為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們經濟的雙順差導致的雙重貨幣增量。經濟發展模式決定了中國的經常項目順差，我們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依賴于廉價的勞動力的，從貨幣價值作為勞動力價值的標桿來看，長期的固定匯率制度也導致了我們國內被動貨幣投放量隨著我們中國常年的經常項目順差的不斷增加而增加。從政策方面看，改革開放后，政策上鼓勵的大量外資的引進，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政策都加大了中國的資本項目下的順差，大量的外資投資雖然帶動起了我們經濟的發展，但同時卻也加大了中國的貨幣投放量；其二，2000年后由于美國以及西方經濟體主要依賴于虛擬經濟的發展過程，全球的貨幣投放量都在不斷的加大。我們看到08年金融危機過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由于復蘇的先決條件不一樣，導致它們復蘇的路徑以及面臨的經濟形勢也不一樣，進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經濟政策的制定也不一樣。發達國家在危機過后面臨的主要是防止經濟出現通縮的危險，而發展中國家危機過后主要面臨的卻是通脹的風險，尤其是資產價格過高上漲之后泡沫破滅的風險。這從危機過后“金磚四國”相繼出臺的政策就可以看出，比如巴西加息、征收資本利得稅；中國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等。可以說發展中國家雖然在金融危機中所受到的傷害較發達國家比較輕，但是由于發展中國家經濟體缺乏彈性，而在處理危機時卻實行了和發達國家一樣“量化寬松”的政策就從而導致了發展中國家危機后面臨資產價格膨脹、通脹預期管理壓力大的難題。而中國作為全世界最大的新興經濟體，所面臨的壓力就更大。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貨幣多了，但這僅僅是必要條件。

其次從充要條件也就是流通渠道這方面來看。發展模式單一，流通渠道不暢，投資領域受限等這些屬于中國特色的問題才是引發了通貨膨脹深層次的原因。而這些原因才是造成我們流動性堆積，通脹堰塞湖形成的根本，不解決這些問題，就解決不了通脹的堰塞湖。

中國的發展模式是過度的依賴于廉價勞動力形成的出口導向型的GDP模式，帶來了同質化競爭的不斷加劇，而這種無形的內部競爭降低了企業再投資的收益率，當這種收益率不再吸引企業進行再投資活動的時候，大量的資本就會沉淀于企業之外。但此時一些高利潤行業往往都是一些壟斷性行業，準入門檻過高，這就會引發大量資本從事投機行為。這兩年中國國內的溫州炒房團，山西炒樓團等現象，都反映了民間資本的再投資意愿不強烈，資本流動逐步趨向于投機行為。由于我國在不同行業準入門檻上的限制使得大量資金并不能有效進入這些行業而獲得利潤，相比較而言，房地產行業是一個準入門檻相對較低的行業，再加上改革開放以來工業化進程帶動的城市化進程所帶來的住房需求，以及住房改革帶來的購房需求等，這些都為資金的投機提供了一個好時機。因此我們看到近幾年房地產行業的調控結果是，每次調控政策的出臺都導致房價不降反升，這背后其實折射出了資金流動的深層次問題。當今年國十條出臺后，房地產的投資受到了抑制，大量的資本再次的被擠出，可投資領域再次遭到人為的收縮，人為的造成的投資環境以及投資渠道的惡化和收緊，這就導致了資本大量的短期投機行為，資本所到之處，也就出現了價格的暴漲，蹺蹺板效應非常明顯。

形成通脹的充要條件必須得到妥善的解決，那就是要給資本形成一個可以流通的渠道，未來必須擴展可投資渠道，解決不斷惡化的投資環境，只有這樣做才能從真正意義上解決流動性堆積形成的通脹堰塞湖。

一個轉型中的國家所面臨的最大困難是管理通脹預期。管理通脹預期。對資金的有效“疏通”意義要大于“堵截”！對資金的“疏通”需要我們在經濟發展戰略、產業結構政策以及匯率制度上做文章。這正是當下中國決策層制定經濟政策的總體思路，即正確引導資金進入實體產業，正確引導資金投向，以及疏導”的方式來管理通脹預期。后期中國經濟的問題在于如何實現由總量增長向結構性增長的轉變以及如何實現外延式增長向內生性增長的轉變。要完成這種轉變首要解決的就是東西部發展差異的問題。我們看到東西部最明顯的差異就是資金方面的差異，但這背后則折射出的是制度、文化、基建等方面的差距。正確引導資金由東部向西部流動需要我們在政策上進行配合，我們看到國家出臺的一系列財政政策以及產業政策都為資金順利流向西部提供了有利條件。財政政策方面，資源稅的提出符合稅收歸屬地的原則；各項產業政策的提出，比如限制性行業的準入等都是為了讓資金順利由東部流行西部。如果把東西部看作資金的兩個池子，則現在的情況是東部的資金池容量遠遠高于西部資金池容量，國家當前的政策就是要通過產業政策實現產業轉移來打通東西部這樣兩個資金池，實現資金由東部向西部的流動，產業政策就起到一個“連通器”的作用。通過產業政策的調整來引導資金的流向也可以從這個層面對房地產市場進行有效調控，當大量的資金都從房地產市場撤出來流入利潤率較高的其他實體產業時，房地產市場回歸理性也就指日可望了。

從國內調控政策來看，管理通脹預期是未來一段時間內政策當局所必須要考慮和解決的問題，在這一背景下，短期內通過行政手段抑制資產價格是一個救急不救命的手段，而未來放開匯率制度，政策引導資金向實體轉移則可視為一種折中的方法，而從根本上要解決這個問題，則需要做更深層次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