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 2011年不需對經濟增長擔憂焦點在反通脹上

2011年01月15日 14:46
來源：鳳凰網財經

0人參與0條評論

鳳凰網財經訊 2011年1月15日，由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主辦的第二屆中國經濟年會于北京中國大飯店舉行，此次年會會議主題為“把脈中國與世界經濟走勢”。鳳凰網財經全程圖文直播。中國社科院財政預貿易經濟研究所所長高培勇在會上表示，2011年我們可能不需要對經濟的增長持續有多少擔憂，而應當把主要的焦點放在反通脹上。

以下為高培勇發言實錄：

肖薇: 謝謝王主任。現在我們來解讀一下2011年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我們都知道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今年是第三年采取這樣的財政政策，但是今年的背景和以往有很大差異。現在請高培勇先生就2011年積極的財政政策的重點給我們進行解讀。

高培勇: 我想至少可以講兩句話，第一句話，盡管2011年宏觀經濟政策總格局是積極和穩健，但是2011年宏觀經濟政策的基調是反通脹，而并非是保增長。第二句話，2010年的積極財政政策有點類似2004年積極財政政策，對于2004年的積極財政政策，我們的基本判斷是明為積極，實為穩健。為什么這樣講？盡管我們在宏觀經濟政策搭配當中有積極財政政策的安排，盡管表面上積極的財政政策應當以保增長為主要的增長目標。看一下我們2011年主要面臨的經濟社會形勢。其一，2011年是“十二五”的開局之年，全國各地都有投資沖動的跡象。2011年還是建黨九十周年，2011年又是邁向“十八大”召開的前一年，在這樣的條件下，再加上世界經濟形勢盡管有振蕩，但是我們說它仍然處在振蕩當中的一種復蘇跡象。所以，我的判斷是，2011年我們可能不需要對經濟的增長持續有多少擔憂，而應當把主要的焦點放在反通脹上。

高培勇: 一般來講，反通脹，要看CPI，即使2010年和2011年CPI可能不會有太大的增長，比如5%和6%，其實5%、6%和九十年代初期的20%以上，甚至到2007年5%相比，并沒有多大的不同。但是我們現在面臨著最大的問題是各種社會矛盾非常嚴峻，特別是收入分配矛盾非常尖銳。我們所擔心的問題是，通脹一旦和收入分配矛盾的尖銳化相碰頭，我們就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防通脹上。這是一個判斷。

高培勇: 第二，2004年，大家可能還記得，那一年我們標榜的也是積極的財政政策，但是它的具體安排就是保持財政赤字的不變，并且為走向穩健做了方方面面的準備。2003年的財政赤字是3198億，2004年財政赤字也是3198億，只是在2005年實施財政政策轉向調整之后，財政赤字就縮減為3000億元。今年的情景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按照預算的安排，今年的財政赤字名義上安排了9000億人民幣，但是如果考慮到其中從2010年的預算調節基金當中，也就是2010年預算超收當中拿出1500億元用于彌補2011年的財政赤字，或者當時在預算安排上沒有說明把它作為預算收入來安排，實際上9000億財政赤字加上1500億元預算穩定調節基金的調度，今年的財政赤字的規模依然是10500億元人民幣，和去年大體持平。大家可以關注一下2011年中國政府的減稅空間究竟有多大，起碼立刻可以得到一個判斷，它不會像2008年、2009年那樣有較大規模的減稅空間，今年主要是增值稅的作為，增值稅的作為無非是增值稅要吃掉營業稅當中的一部分，從而有些減稅的動作。除此之外，還有個稅小規模的調整，而個人所得稅在中國稅收收入總盤子當中不過是6%-7%，總規模不過1000多億元，能夠做的是工薪所得稅的調整，這其中有多大的空間，就增值而言，就投資的安排，主要是放在已開工項目后續的安排上，而不去新增項目。第二，

肖薇: 結合去年的情況，去年由于受到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影響，在國內地方政府的融資平臺數量和融資的規模就會迅速發展，相應加大地方財政風險和金融風險。現在請教高先生第二個問題，您認為2011年我國應該如何防范財政風險？

高培勇: 對于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甚至包括地方債務規模來講，我一直是這樣的觀點，這并非完全是一個新問題，我們要以平常心加以對待。事情表現在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和地方政府債務膨脹上，問題的根源存在于我們的經濟社會體制上。大家可以稍微回顧一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史，地方政府投資沖動是一個老問題，在1994年稅制改革之前，主要是通過招商引資或者通過減稅優惠來吸引投資。1994年以后，稅制改革之隨便減免稅已經很難實施了，于是有了各種各樣收費的辦法，通過收費來積攢用于投資的稅收。2000年以后，收費逐步得到了抑制，所以地方政府的投資來源自然就轉向了土地出讓金，在近幾年特別是在國際金融危機當中，這種投資沖動就搭上了積極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的一趟列車。這種問題目前表現在了債務的規模膨脹上，而并非表現在收費規模的膨脹上或者其他方面的因素。有所不同的是，在債務規模出現膨脹的條件下，它帶給財政的是直接的風險，而并非像過去那樣隱含著制度運行當中潛在的風險。在這樣的條件下，一方面我們要高度關注地方債務膨脹的問題。另一方面，其實應當標本兼治，把更重要的注意力放在整個經濟社會體制的改革當中。我的判斷是，只要是對地方政府有考核，而且這種考核主要是來自于中央，而不是來自于百姓，只要以政績作為考核的標準，盡管可能不是GDP，但是是其他的考核，它總要有一定的沖動，通過各種手段籌集資金，維持投資規模擴張的機制運行。在這樣的背景下，對于2011年的地方政府債務規模由此而導致的財政風險，我們應當從兩個方面來應對，一方面不要覺得這是一個多大的事，因為它就早就存在這個經濟體當中。另一方面要著眼于根本措施上加以解決這個問題。

肖薇: 因為2011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對于整個“十二五”時期的財政政策的走向，您能不能再做一個簡短的判斷？

高培勇: 因為講財政政策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宏觀層面的，二是是財政收支的具體攤薄，我們稱之為結構性的攤薄。我并不一定說得非常準確，我覺得整個“十二五”期間，中國財政政策的主基調可能是穩健，我剛才提到了一點，2011年我們事實上是在名義上財政機制條件下實施的是穩健的或者主要實施的是穩健的、實實在在的。而展望整個“十二五”期我們能夠做出兩個基本判斷，其一，就當前國內外經濟形勢而言，導致這一輪國際金融危機的基本或者主要因素，比如結構失衡的問題還沒有根除，發生危機的風險依然存在，我們還必須有擴張性的措施來維持經濟增長。其二，在過去兩到三年當中，中國政府所實施大量非常規的擴張轉移，已經使我們初步品嘗了通貨膨脹的影響，而且這種通貨膨脹影響或者叫做流動性過剩的影響，它的釋放將會持續幾年或者更長時間。如果這將是我們整個“十二五”中間所面對的國內外經濟形勢的總體判斷，“十二五”期第一年我們還要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但是參照2003年、2004年、2005年中國經濟財政政策由積極向穩健轉化的經歷，整個“十二五”期間，我想今年是積極，明年就有可能轉向穩健，今后的幾年可能會在整個穩健的基調來維持這種財政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