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脹大周期下靠加息遠遠不夠

2011年02月10日 08:57
來源：經濟觀察網作者：張茉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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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觀察網張茉楠/文央行三度加息劍指通貨膨脹，既要通過貨幣調控穩定全社會通脹預期，也要通過降低貨幣流動性、緩解“負利率”程度抬高資金使用成本，進而抑制房地產價格的飆漲。這說明，當前政府的確已經把宏觀調控的重心放在了抗通脹上。張茉楠

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一個從“全力以赴保增長到全力以赴抗通脹”的輪回。似乎通脹問題成為一切矛盾的焦點。不過，在我看來，通脹不是矛盾的根源，而是矛盾的結果，如果“跳出通脹去看通脹”也也許我們更容易找到問題的答案。

從當前看，盡管1月份CPI會超過5%的警戒線，但由于基數效應、翹尾因素以及國家對物價調控決心等因素，短期對通脹的擔憂不必過大，不過，我們更應關注中長期的結構性風險。從性質上看，中國正處于一個通脹大周期中，中國目前通脹的成因極為復雜，不僅僅是短期因素，更有長期因素；既有貨幣超發和輸入性因素，更有中國經濟的結果性因素。

當前人們還對通脹的根源有不同爭論。一些觀點認為，貨幣超發是主因。的確，中國貨幣超發是不爭的事實，2010年M2，72.58萬億元，同比增長19.7%，M1的余額26.66萬億元，同比增長21.2%，這兩個數據與美國同比中國大體分別相當于美國的1.21倍和2.13倍，這是M2和M1的數據比較。而同期我們國家的GDP總量大約只是美國的1/3左右，這說明我國的我國貨幣支持經濟發展的效率太低了。在中國整體金融市場發展滯后，金融工具不發達，蓄水池有限的情況下，這么多的流動性自然會對實體經濟產生嚴重的沖擊。

也有相當一部人認為，中國本輪通脹主要是由于輸入性通脹造成的。美國再度量化寬松是最大的外部因素。在全球復蘇不一致的大背景下，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持續釋放貨幣快速涌向新興經濟體。根據國際金融研究所預計，2011年從發達經濟體流向新興經濟體的資金將有9600億美元，2012年將擴大到1.04萬億美元。另一方面，美元作為“新興經套息交易工具橫行于各類資產中，全球經濟顯然還沒有恢復到危機前水平，而黃金、銅等部分大宗商品價格卻創出新高，這直接傳導到中國國內的資源價格和CPI上，而極端惡劣的氣候條件導致的全球糧食供需失衡，讓糧食價格沖上歷史新高，這也加劇了中國對糧食安全的擔憂。

而另一些長期的結構性因素對通脹的影響更為持續，影響更大。

第一，從要素結構上看，中國已經步入了“劉易斯拐點”的通道之中，隨著經濟走過“劉易斯拐點”的以及農村勞動力數量的逐步下降，農業部門不可能再像以往一樣幾乎無限度的供給工業部門，這預示著，中國資本的原始積累初步完成，勞動力的低工資時代即將結束，勞動報酬將加速上升，而勞動力成本壓力將擴散到更廣泛的經濟部門，帶動價格普遍上漲。

第二，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速，農產品生產的基礎成本上漲漸成常態，長期“工農價格剪刀差”得以回補，農產品價格進入趨勢性上漲通道。就拿蔬菜價格上漲來說，由于地價和房價過快上漲抬高城鎮化成本，過去10年，我國城郊“菜籃子”產品生產基地不斷向遠離城市的農區轉移，打破了原有的“近郊為主、遠郊為輔、農區補充”的生產布局，目前我國部分大城市的蔬菜自給率不足30%。由于城市的過快擴張，農業及相關產業的低回報率及農區新建菜田基礎設施建設滯后，交通運力緊張，致使在整個種植產銷鏈上的各個環節層層加價，等等因素共同推動菜價居高不下。

第三是，高房價等資產價格的過快上漲反映的是中國經濟有泡沫化和制造業局部空心化的傾向。中國傳統增長紅利的衰減導致了我們的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下滑，特別是在成本大幅提高和銷售價格不斷下跌的雙向擠壓下，很多實體企業利潤(中間層)迅速變薄，這樣，不僅靠實業起家的眾多民營企業紛紛“逃離”實體經濟，一些大型國企也“不甘寂寞”，當這些資產領域產生預期利潤率大大超過，或者成倍超過制造業的利潤率時，就會導致制造業的大量資金有游離出。而另一方面，中國的房地產對GDP的影響太大了。據測算，中國房地產業每年約為國民經濟的貢獻率約為20-40%不等，按照中國經濟平均10%的增速，房地產業每年約為GDP貢獻2-4個百分點的增速。同時相關研究也表明，房地產投資對關聯產業的帶動系數約為1.93，房地產業還帶動了水泥、鋼鐵等20多個產業的發展，這樣的一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行業，其任何的風吹草動足以牽動整個宏觀經濟，在房地產是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和國家稅收的主要來源的情況下，房價怎么會降下來呢？

因此，中國的通脹問題恐怕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都會嚴重困擾中國經濟。我們的宏觀經濟政策取向只在“保增長”和“控通脹”的關系上尋求平衡，那么短期經濟政策的空間將越來越小。

就貨幣政策而言，“外堵熱錢，內防通脹，把好流動性的總閘門”是貨幣當局的最大難題，因此，央行嚴控銀行信貸，動用數量型政策工具，七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三度加息，不可謂不堅決。但是最大的問題是貨幣主動超發的部分是可控的，而被動超發，特別是外部的貨幣是不可控的，只有對沖的方式成本將十分高昂，回收流動性的努力被國際熱錢的大量流入而大打折扣，特別是在人民幣加速升值、貨幣連續緊縮等效應累加下，一些利潤率薄的企業會很快遭受困境，損害經濟復蘇的基礎。通脹問題短期內可以通過政策緊縮對沖，但中國經濟一系列深層次矛盾必須通過轉型、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以及大規模增加有效供給才能得到根本解決。

作者系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