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管理與媒體責任：金融危機引發的反思分論壇實錄

2011年04月15日 08:32
來源：鳳凰網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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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網財經訊博鰲亞洲論壇2011年年會于4月14-16日在中國海南博鰲舉行，鳳凰網財經全程進行報道，以下為“危機管理與媒體責任：金融危機引發的反思”分論壇會議實錄：

主持人：會議即將開始。

Mark PNEE：我們今天的主題是危機管理與媒體責任：金融危機引發的反思。我介紹一下各位討論嘉賓：韓國中央日報會長洪錫炫；香港鳳凰衛視董事局主席劉長樂；道瓊斯兼華爾街日報報總編輯湯姆森，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副主任王國慶；新華社副社長周錫生。今天主要討論一下在爆發危機的時候媒體怎么樣來應對，世界有很多危機，有些是自然危機，像日本的自然災害。有些是金融危機。有人說是媒體進行了夸張，使我們雪上加霜，但是有人說不要責怪那些報道的人，他們只是客觀地進行報道。根據我自己的經驗覺得兩種可能性都是可能的，有時候危機報道得到了夸張。像日本危機實際上嚴重程度很高，但是報道沒有全面反映。我們一定要記住不光涉及到媒體、涉及到本身，還有涉及到人們自己怎么樣做出反應。無論是對金融市場或者政治的事件的反映或者消費者的反映，都涉及到大家的思想。有時候報到不當的的話，15%GDP就沒有了，所以我們進行這樣的討論非常及時。首先請新聞辦公室副主任王國慶先生講一講。

王國慶：謝謝主持人，本來我想讓媒體的朋友講更好一些。因為我們主要話題是討論媒體在危機事件當中的作用。作為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是政府部門，當然我們從政府部門的角度，在我們國家發生各類各種各樣危機的時候或者突發事件的時候，我們參與了一些工作，對于這個話題為什么參加今天這個討論，我們也可以有話可說。所以我想既然主持人把第一個發言的機會給了我，我還是從在發生危機的時候政府和媒體的關系簡要談一談。這個話題是一個非常大的話題，如果展開講的話，可能一個上午都不一定能夠講明白。但我力爭簡要的把有一些看法給大家做點介紹。

王國慶：我想首先在危機事件發生后，政府和媒體在危機處置當中承擔著不同的職責。政府是要處置事件，同時要將事件具體的信息，應該及時的、準確的、全面的通過媒體向公眾公布。就像剛才Mark PNEE先生說到日本這次核災難事故當中，就有可能開始的時候大家感覺有不充分的問題，有不及時的問題，有不完整的問題。所以政府要及時、準確的充分把信息傳給媒體，媒體傳播給大眾。但是媒體也要承擔社會責任，如實、客觀、冷靜地把獲得的信息比較平衡地傳遞給公眾，因為無論在危機的潛在期，危機發生以后和危機處置當中，媒體的作用是顯而易見。從國家這幾年的危機處理過程當中和我自己本人參與的危機處置過程中，看到媒體的作用如果發揮得好，對事件處置是有幫助的。用我們的話說就為事件處置營造了一個好的輿論氛圍。而如果媒體作用發揮不好的話，可能給我們處置事件帶來麻煩，而且還會給我們政府、給我們權威部門的形象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這一點不展開講了。

王國慶：所以在危機事件處置過程中，我以為政府和媒體應該積極合作、共同面對危機。在社會透明度日益增強的今天，特別我們今天已經處于新媒體時代或者說社交媒體時代，媒體有一個說法，互聯網發展和手機廣泛應用后，有一個說法叫媒體無處不在，人人都是記者。在這種情況下，透明度應該說比任何時候都要大。所以政府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充分認識到媒體作為推動社會發展的力量，不應該也不可能排斥在危機管理之外。特別是我們國家處于轉型關鍵時期，同時也面臨國際關系復雜多變嚴峻形勢，已經進入了危機的或者突發事件的頻發時期，政府作為危機管理的主導應該充分發揮媒體輿論引導作用，積極將其納入政府危機管理體系之中。我想從政府角度來看，一方面要增加透明度，暢通溝通的渠道，充分發揮媒體在危機管理當中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政府也應該認識到媒體角色也在發生變化，所以市場經濟下應該強調與媒體的互動合作，而不是簡單的命令和控制，這樣才能很好發揮媒體作用。從媒體而言，媒體要增強責任感、專業素質，在這方面我們媒體還應該向西方的媒體虛心學習，學習他們某些經驗，他們的某些做法確實值得我們很好的借鑒。我們可以從他們對危機事件報道當中可以看到在不知不覺當中他們傳達了政府的聲音，在潛移默化中樹立了政府形象，在正確引導中維護了社會穩定。我想盡管我們對日本大地震媒體報道大家也有這樣那樣的看法，上面我說的三句話，日本的媒體在這方面也是做得很好。謝謝！

Mark PNEE：謝謝，周先生你來講幾句。

周錫生：舉行這樣一個論壇還是很有意思，危機的管理與媒體的責任。實際上這個主題已經非常明確。就是這兩重意思，危機需要管理，媒體必須擔當責任。剛才王主任講的這些問題，我很贊同。從媒體角度，我們覺得他應該擔當責任。從政府角度，因此及時給媒體提供信息。當今世界發生很大變化，從政治層面、經濟層面、社會層面、文化層面，包括到自然的方面，我們確實在看到很多變化的同時不幸地讓我們看到了危機。21世紀頭十年最后的兩三年全球媒體一直忙于報道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當這樣一個危機漸行漸遠，世界經濟復蘇勢頭更加強勁，從今年開始我們突然又見證和經歷了中東、北非地區政治社會動蕩危機，隨后又發生了日本地震、海嘯自然災害危機。當然在我們面臨的危機中間，這兩個是舉世矚目，全球媒體每天都在接連不斷發出報道。除了這些危機之外，我們還有其他危機。我不能說就一定是危機了，但是至少我們面臨很多這方面的問題。

周錫生：在這么一個大的環境下，作為危機我們是無法避免的，或者說不以我們意志為轉移，特別是日本地震危機。當我們在地震發生之前，一分鐘前我們媒體主要報道是集中在中東北非，而一分鐘后形勢就變了，我就覺得危機這個里面各個媒體的反應非常快。剛才王部長講的這些東西，就是我覺得我們現在在這么一個社會國際大環境下，媒體與危機關系更加緊密、更加直接，媒體很多的工作或者說現在越來越多的報道跟危機直接相關。Mark PNEE也講到現在我們是一個社會媒體時代，媒體形態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們確實不知不覺進入了一個社會媒體的時代。我認為在這個時代，我們這些原來一直從事傳統媒體的，當然我本人幾十多年來一直從事互聯網的新聞，但是總體來說還是一個社會傳播機構。我們作為專業媒體，我們的地位、我們的影響力不會減弱或者說我們責任將更加重大。因為出現這么多社會媒體，就需要我們專業的媒體來更好擔當責任，體現我們公信力、權威性和準確性。這兩方面很難說社會的媒體與主流的媒體在危機中間哪個表現好，哪個表現不好，有些時候社會媒體發生的作用、影響力還很大。有不少突發事件他往往是社會媒體第一時間報道，他不一定是專業的媒體。試想哪一家專業媒體可以在全世界24小時都來分布這樣的記者力量。而我們社會各個方面隨時都可以提供關于危機的報道。我想對我們有效組織危機是非常有幫助的。我們應該在強調媒體社會責任的時候，也應該看到無論在金融危機，無論在日本地震以及其他危機過程中，我們媒體發揮了重要作用。正是因為媒體大量報道，喚醒了人們的重視，在很大程度上幫助有效快速處理了危機。

周錫生：但是在這些危機中間，確實也有一些超量的報道。這都是需要重視。給我的時間很短，包括我們主題上還有一個關于金融方面的思考，我想簡單的說，關于國際金融危機發生的這么多，我覺得我們媒體同樣需要反思。在總結成功經驗的時候也需要反思。請問哪一家媒體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曾經預測過這樣發生全球金融危機？好像沒有。如果這次沒有的話，我們再推導十多年前，亞洲爆發金融危機的時候，又有哪一家媒體實現預測到了？所以我們作為一個媒體日益跟社會接觸面很廣，我們就要通過報道中間至少是滯后了來考慮我們下一步應該怎么樣。在金融危機方面，現在金融和社會各個方面聯系非常緊密。包括現在的中國人，有多少人在關心金融，這是不可想象的。我們作為金融報道、財經報道，我們要更好地來為社會服務，作為媒體必須擔當起責任。我認為責任簡單的說就是說一定要對社會負責，一定要堅持報道的公允、客觀、準確、全面、及時、深入。謝謝！

Mark PNEE：我們聽一下洪先生，請您從另外一個角度談談。

洪錫炫：謝謝！說到這個話題的時候，我想舉兩個例子。這兩個例子都是韓國媒體曾經經歷過的。我覺得從這個角度來談一談可能大家更感興趣。這兩個例子其實也是充分證實了數字時代以及新興的互聯網和社會媒體出現。這種媒體與傳統媒體之間的交互。因此媒體報道的最終的結果也充分地證實了新聞報道之間出現的革命性的交互。這主要也是基于傳統的媒體和現代的社會以及數字媒體之間的交互。首先舉一個例子，我想我們每一個媒體都是報道了日本的海嘯和地震事件，韓國與日本距離比較近，同時文化和歷史上和日本有著一定的淵源。因此我們認為在我們報道這場日本危機的時候所采取的角度和手法與我們報道其他危機是不一樣的。有一個重大區別，就是在海嘯發生的時候，因為日本NHK報道，日本NHK在全國各地都安置了攝像頭，派了一些攝影記者想要記錄實時發生的狀況。所以一個小時之內海嘯就在電視上直播了，然后又在韓國電視上轉播了。海嘯是下午2：45發生的，不到一個小時內韓國全國民眾都可以在電視上看到這場災難的發生，而且是實況報道。

洪錫炫：這可以說是在危機報道中前所未有的現象。這好像是現場節目實時發生的，而且還不是半夜。是在下午，人們可以在辦公室看電視或者在家里看電視，還有一些可以通過移動設備觀看這個節目。韓國是互聯網接受程度最高國家，即便家庭主婦都可以隨便上網。因此我想和其他危機情況不一樣。我們好像在報道日本危機的時候，就好像在看真人秀節目，而且是很大規模。剛才Mark PNEE說日本海嘯報道不足，但是在韓國是報道過度。在日本發生這場海嘯的時候，幾乎所有的媒體都報道這次事件。大概有80%媒體覆蓋率。事實上我們看到數字媒體、社交網絡媒體和傳統媒體發生密切的聯系。因此我的確很驚訝地認識到這種聯系，我自己60多歲了，我那一代人其實是徹底地受過了洗腦，我們知道日本人對我們所在的國家曾經做過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們心里有一些很復雜的心里糾結。但是實際上通過我這次的體驗，我驚訝看到年輕韓國人對日本事件表示出的同情心，他們甚至愿意直接走出來提供一些幫助。對我來說這真是一場驚奇。即使韓國在歷史上經歷了那些所謂歷史上和日本之間的敵意。所有這些仇恨似乎都已經消失了。

洪錫炫：傳統媒體會說雙方都會存在一些情感上的因素，但是我們仍然很驚訝地看到年輕一代人不一般的表現。因此傳統媒體必須要跟上去。傳統媒體也必須跟上公眾本能的反應或者公眾的自發反應，同時這些反應也在twittle以及其他社交網絡上公布出來。因此我覺得這個例子是很有意思，也是值得我們關注的。特別對于社會媒體網絡時代而言。因此時間有限，我就不再介紹第二個例子，以后有時間再說。不過我想強調一點，那就是社會媒體網絡也存在著負面效應。比如說像核反應堆事件。像這些核輻射的效應或者核輻射的負面影響在社交媒體當中得到過多的渲染，這主要是由這些社交媒體網絡推動的。今天實際上這些核輻射的原料，比如說將會在12個小時之內傳遞到朝鮮半島上，我覺得傳統媒體必須要在政府幫助下介入進來。但實際上社交媒體這些說法完全不正確、完全沒有科學依據。實際上是應該由政府提供一些比較健全、客觀性的分析和推理。但并沒有做到這一點，所以我覺得像在海嘯報道的這次事件，在韓國媒體的報道以及數字媒體的環境。我覺得在韓國也是比較發達的，這個例子就是一個比較有代表性的例子。謝謝！

Mark PNEE：請劉先生。

劉長樂：我是一個媒體人，而且是有著時事直播的新聞頻道的一個電視臺負責人。我們今天討論危機的報道，危機報道除了金融危機之外，還有天災人禍這樣一些報道。這些報道對媒體來說今天討論非常重要。有一個壞消息，就是今年突發事件非常多。鳳凰衛視有一個突發事件欄目，突發事件發生的時候，鳳凰衛視演播廳紅色大燈就會全部亮起來，今年閃動次數特別多，每次一閃動，大家都很緊張，就進入突發事件直播狀態。但是今天有一個好消息，好消息就是今天沒有任何危機事件發生。我們今天討論危機事件媒體報道責任、管理的問題。我們討論的嘉賓非常有意思，有政府高官、官媒大佬、西方媒體大佬，還有公關公司老總，這樣來討論危機事件報道、危機事件管理非常好。

劉長樂：我思考對危機事件報道有四個盡量，第一個盡量，發布上應該盡量及時，及時很重要，如果不及時就會發生很多麻煩。第二，信息盡量透明。透明也非常重要。第三，事實應該盡量準確。第四，態度應該盡量客觀。這個作為媒體來講可能非常重要。特別后面兩個，作為媒體在現在的報道中間已經發生過很多的事情，大家都看得很清楚。這方面確實有很多經驗教訓。但是總的來講這幾年對于突發事件或者危機事件的報道，我們作為一個過來人，鳳凰衛視是2001年創辦鳳凰衛視資訊臺，可以說是華語區第一個覆蓋范圍比較大的新聞頻道。2001年9月11日就發生了911事件，有人說如果沒有我們這個頻道誕生，可能華語觀眾當天看不到這個事件。我們非常感謝國務院新聞辦，中國電視觀眾能夠在2001年以后看到新聞直播的國務院新聞辦的現場，這是非常難得的。當然2003年又發生一個重大事件，關于 SARS的問題。從那以后中國危機新聞報道就開始一個嶄新時代。鳳凰衛視非常有幸作為這次新聞發布會直播的見證人，我們全程直播了這次新聞發布會的直播。這樣一個事件對于以后中國關于危機事件報道開了一個非常好的先河。當然也有另外一個問題，社交媒體的問題。我想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從目前情況來看，及時，透明。準確和客觀，這個還是我們危機報道中間最需要強調的四個要點。謝謝！

湯姆森：謝謝！今天其實有危機不見得是一個食品安全或者日本的危機、中東危機。是傳統媒體上有一個危機。尤其是西方傳統媒體。讀者在各個時空進行漫游，使得傳統媒體已經落伍的。這對媒體機構提出了一些問題。同時對信息質量本身也提出了一些問題。社交媒體非常重要，一個是社交，一個是媒體，兩個詞。有的時候很難讓人區分社交是那種閑談。但是媒體應該客觀報道這樣一個東西。如果你不是那么客觀，非常主觀的話，就變成社交了。你看到中東或者基于微博的革命，你看到社交媒體發揮的作用，但是他們只是催化劑，為了達到這個結論，你必須有專業的知識。傳統媒體他們做得是不錯的。95年的時候在北京有記者，而且有很大資源的支持。但是現在很少了，根本沒有很大的投入。當然中國歷史非常悠久。美國對中國報道，95年的時候更加深刻，現在深刻的報道更加少了，這應該也是另外一個危機。另外媒體總是推進這種危機，因為媒體也競爭。我以前是倫敦TIME的編輯。我們記者常駐國外，帶回來的報道是革命性的，因為那個時候很少外派記者。現在信息泛濫，但是反而不是那么客觀。有些媒體機構本身有很大的問題，他們資源有問題。

湯姆森：現在大家必須找到新的視角和角度來報道，而且在這方面又沒有很多經驗和專業的知識，這樣妨礙他們的報道。這樣的話會帶來一些危機。正如韓國記者講到日本的危機，多少記者真正了解輻射的不同層次，大家說輻射的東西正在污染環境，然后大家得出這樣的結論。所以我想真正完全了解這方面可以支持的記者是很少的。所以我想得出這個結論，最后我們讀者是非常聰明的。我們媒體往往是低估了讀者的智能，如果你辜負了他們的信任，你只是主觀報道，在這樣一個讀者非常聰明的時代，你不光很快地會失去他們的信任，同時最后失去讀者，從這個角度，我對媒體的非常的有信心，但是他們必須基于事實，必須有一種機會來找到這樣一種事實來進行報道。除非是能夠做到這一點。就是這種在過去十年中發生這么多的變化，我想不光對媒體，對社會本身也會造成負面的影響。

Mark PENN：現在我問嘉賓一些問題。我們開始講的時候，金融危機是報道很難的一個危機。因為只有很小的事實被透露，很多事情你們不知道。對金融危機的報道大家是公平的嗎？你們覺得對金融危機的報道方面是否是做得比較公正？

湯姆森：我以前做財經報道，我可以說兩句。有些情況下大家對此也不是很了解。記者是否真的懂財經呢？媒體是否投入了了解財經方面的情況，還有政府透明度的問題。政府透明度機構透明非常重要。如果你只選擇性報道的話，讀者就會說為什么你沒有全面報道呢？我覺得他們一開始的報道太少了，所以很多情況下他們不太關心。

洪錫炫：講到金融危機，其實98年亞洲也經歷了金融危機，2年前經歷了不是我們引起的，而是由美國引起的金融危機。所以媒體報道這兩場金融危機的情況不一樣。尤其是我們自己在98年經歷亞洲金融危機，這是流動性危機，我們叫它國際貨幣基金會危機。我們覺得非常絕望。為什么是我們呢？就好像一個病人被診斷得了癌癥，第一反應就是怎么就我這么倒霉。所以西方的國際貨幣基金會他們都是來說我們的行為導致了問題的出現，給我們開出了非常苛刻的治療方式。確實我們那個時候日子不好過？所以我們就做出批評。我們的媒體就應該這方面揭露政府的一些不當做法。但是也沒有什么用。我們自己也有責任，但是有一點我們是做得不錯。我們還是表達了這種自我的信心。就是我們展示了克服危機和困難的信心，所以我們做得還是不錯的。而且西方也是對此贊成的、肯定的。我們在家里收拾首飾，從總統到家庭主婦。實際上媒體在發起運動方面是很統一的，這是很有幫助的。也能幫助我們度過難關。

劉長樂：關于金融危機的報道問題，我的看法是媒體實際上是船頭的嘹望者，這不錯。但是首先媒體的預告沒有到位，首先是我們金融危機預防機制和危機處理機制并沒有形成，這是國際金融危機中間在發生以后大家的一個普遍的反思。媒體當然也是滯后了，但是首先是，剛才我們周社長講了，哪一個媒體預測到了？確實沒有。但是哪一個專家預測到了嗎？也沒有。現在大家預測下一個金融危機會不會持續到來，但是又有渲染成分。IMF剛剛宣布了一個對中國很不利的判斷，大家也看到了，說中國通脹泡沫化，馬上要爆發等等，索羅斯也發表了同樣的看法。所以我由此想到在金融危機方面可能還有一個平衡的問題。現在西方紛紛指責人民幣的問題，在這方面我們話語權是不是應該公正一些。這是關于金融危機報道另外一個話題。在這個話題上，我們的道瓊斯對中國很關注，這都是我們非常感謝的。但是作為人民幣問題，或者中國經濟對世界的影響，中國給世界正面的幫助，講得充分嗎？并不充分。我也希望西方媒體在這個問題給予更多幫助。當然整個金融危機報道應該說都有一個加強、完善、提升的過程。我們的媒體十年之內經歷兩次大的危機，我想在下一個危機出來之前，很可能有更多預測出現。謝謝！

王國慶：劉長樂講的我非常贊同。我想金融危機的報道、處置有一個機制問題，媒體有它的預警功能，但是如果他沒有得到任何信息的話，或者沒有得到任何有價值的信息的話，我想它這個預警作用也不能發揮。但是如果我們監管部門有這方面預警，而如果有各種各樣蛛絲馬跡，我們媒體如果沒有抓住，我們經濟學家對此如果沒有分析的話，我想報道也報道不好。另外剛才說到對金融危機過程當中，對中國報道情況。我非常贊同劉先生講的，作為中國的監管部門、政府部門應該在這方面更多的透明度，給更多的信息，特別是西方媒體也應該既報憂，也報喜，看到中國經濟發展當中如果有那些不健康的蛛絲馬跡，提出來，非常重要。但是如果僅僅看到這些，沒有看到一個完整、準確的報道，可能會產生誤導作用，有時候會加重金融危機影響。這一點我是呼應一下。

周錫生：剛才講到我們記者報道金融的時候，我們對金融是否真正了解？了解多少？這是我們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現在的金融跟五年、十年前大不相同。各種金融衍生產品、金融業務在全球發展非常快。我們記者來講，除了像這些專業的財經媒體，一般我想對這些問題的研究是很難做到比較全面和跟得上，因為這個專業性很強。所以我們金融報道要做到準確，作為財經媒體本身來說，我們就應該加強對金融知識學習、更新、了解？另外報道確實還是要拓寬視野，盡量做到平衡。比如現在對世界經濟的議論還是非常多的，說好的也很多，說潛在存在問題也很多，包括對新興經濟體也要有一個客觀認識。包括對中國的報道，毫無疑問我們要有一個客觀的報道。對于中國所發揮的作用，確實有些報道不夠全面。另外我們也不能過分夸張這方面作用，因為整個世界經濟是一個龐大體，不是靠某一個國家就可以拉動。我剛才講的我們的媒體沒有預警到金融危機的爆發，我沒有任何的來指責媒體，我自己就是做這方面工作。國際金融危機不是一天成型，跟日本地震海嘯不一樣，他事先有很多征兆。我們媒體不可能說明天就要爆發危機了，我們自身來講更好地提高專業度，我們應該更好地自己去研究，有自己獨立的研判。當然我們作為媒體也不能隨便發出這么一個預警，但是我們至少，我們媒體是什么呢？可以把各方面信息比較全面、多方面突出來。那我想人家自然有一個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和判斷。謝謝！

Mark PENN：非常感謝！今天這樣的討論時間肯定不夠。最后我們總結一下今天討論的內容。首先我們副主任先生提出了必須要和政府建立更加密切的合作關系在危機報道方面。我們看到在日本的危機媒體報道當中，政府發出的聲音非常重要。任何對于信息的誤解或者信息不明確，都會導致沒有必要的人員傷亡。剛才我們也聽到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是否有人能預警危機的發生，當然傳統研究能夠幫助我們理解事件的發生。實際上湯姆森先生和我之前參加了一個晚宴，有一個基金管理者說到這場危機的發生，但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在整個金融界當中存在大量詳細的信息，這些信息足以能夠預測可能發生的事情，但是實際上這些信息都沒有被報道。剛才我們也分析了實時發生的危機。這也是我們剛才有一個韓國的同事提到了不僅僅在社交媒體，比如在美國，人們不需要每一天過了漫長工作后回家打開電視才知道發生的新聞。我們有一個實時展開的危機的系統，這樣我們就可以有一個實時具有價值的信息。同時也可以避免那些具有極大誤導性的錯誤的信息。這一點我們引起的關注還不夠，這一點需要我們強調。我們也提到了五個原則：及時、準確、客觀等等，如果遵從這五個原則，就可以提供最準確的報道，同時作為媒體也可以承擔最好的社會責任。最后也有嘉賓提到社交媒體出現實際上改變了媒體作用的本身。在這個世界上來沒有那么多具有閱讀能力的人，從來沒有這么多的人，從來沒有這么多的信息、這么大的市場，但是同時像北京的記者獲得的資源正在減少，有的時候整個體系施加了過多的壓力。能夠提供一些預先預警信息的人數的記者也太少了。謝謝各位嘉賓參加我們今天的討論，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