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處于十字路口分論壇實錄

2011年04月15日 17:29
來源：鳳凰網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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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網財經訊博鰲亞洲論壇2011年年會于4月14-16日在中國海南博鰲舉行，鳳凰網財經全程進行報道。以下為“G20：處于十字路口分論壇實錄”，分論壇會議對話實錄：

簡碧佩：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簡碧佩，我是這一場的主持人。我是路透社節目主持人，非常感謝大家參加我們這一節的討論，我們這一節談一談G20是否處于十字路口。G20就是有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一個集團。我們討論糧食的突破、日本災難、貿易失衡問題，我們要考慮一下G20具體的工作職責，我們今天就是要討論G20朝哪個方向去走。G20應該成為一個各國咨詢平臺還是一個執行機構。是不是需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為這種監督機構。中國家的人民幣能不能升值，所有這些困難問題都是G20需要解決各種各樣非常復雜的問題。首先介紹一下各位嘉賓，這些部門都是非常杰出的人士：新加坡國務資政、新加坡國務資政金融管理局主席吳作棟，泰豐資本董事長兼首席投資官葛涵明，臺灣金融研迅院院長許振明，塔塔鋼鐵董事總經理NERURKAR，印度工商部長夏爾瑪，施耐德電氣集團總裁兼首席執行官Jean-Pascal TRICOIRE。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先生。很顯然我們是邀請了非常杰出的討論嘉賓，他們既代表了G20國家，也代表了非G20國家。首先討論一下貿易失衡的問題，周行長，拋磚引玉問您一個問題，我們現在看到人民幣升值非常快，而且在國際社會當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我想問一下中國是不是會聽取G20的建議，G20所提出的建議是否會給你足夠壓力讓你改變你的想法？

周小川：我認為G20不會直接的把重點放在國際貨幣體制上，尤其不會放在特別提款權、SDR問題上。最近我們討論了最近一輪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很多人都認為國際貨幣體制是導致最近這一場金融危機主要原因之一，所以許多人都在講各種各樣的兩難問題。大家都在講貨幣政策和儲備貨幣之間的矛盾，以及所帶來的一系列的問題。金融危機經歷了三年，三年之后大家都在說我們要做一些事情來不斷改進國際貨幣體制，所以這個體制本身并不是一個核心要素，并不是克服危機、渡過危機的重要因素。我們是需要一個強勁、平衡的經濟增長，尤其是G20國家平衡穩健的經濟增長，所以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就認為現在我們是可以做一些事情來改進SDR機制。但是還是有一些人有不同觀點，不管怎么樣，看起來有一些觀點是支持SDR機制當中應該包含更多的貨幣，這樣的話才能夠有一個非常穩健的一攬子貨幣，這樣才能有助于避免下一次危機出現。其中有一個觀點這樣說，現在新興市場國家權重越來越高了，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是可以被考慮在增加到SDR一攬子貨幣當中，對于完全可兌換的貨幣，像新興市場國家他們可以繼續開展國內的改革。而且可以更好地去應對這些條件、這些狀況，所以您說的非常對。

周小川：確實有一定的壓力。有人就說新興市場國家應該做一些事，就是要為促進全球經濟復蘇做一些貢獻，而且要實現可持續的、平衡的全球經濟的增長。在另外一方面。我們還需要進一步推進改革，推動全球化進程，尤其是貨幣的全球化進程，對于這些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非常重要，他們應該加入到SDR當中。人民幣可能是在大家考慮的最前面的幾個貨幣，因為人民幣在全球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了。

簡碧佩：那你是不是支持法國的目標呢？

周小川：我們剛剛舉行了南京研討會，法國總統以及法國這些高級部長，還有法國中央銀行行長都在南京峰會上進行了討論。我覺得我們還需要更多的時間來進一步做準備，我們需要進一步討論去審議看一看是不是應該成為11月G20峰會的主題之一，不管怎么樣這是一個政策上的討論。我自己觀點就是我們還會繼續進行金融部門改革，包括貨幣的改革，推動人民幣可兌換的發展。而且可以推動人民幣匯率機制更加靈活，所以我覺得這些事是我們想做的，而且我們要一步一步漸進式做。如果有人說人民幣應該放在SDR一攬子當中，我是非常歡迎這種建議。

簡碧佩：部長先生您是否這樣建議？

吳作棟：我們應該不僅僅看到一種儲備貨幣，可以有歐元、日元等等這些貨幣作為儲備貨幣，SDR是不是應該成為全球通行的儲備貨幣呢？是不是企業可以在貿易當中，還有政府建立外匯儲備的時候可以使用的。而且各國政府需要有一些權衡。問題就是SDR是不是可以把它轉變成為全球可以交換、可以兌換的一個貨幣。并且是有足夠流動性可以成為全球的儲備貨幣。現在問題就是人民幣是不是應該成為SDR一部分呢？回答是肯定的，中國是一個龐大的經濟體，如果人民幣加入SDR當中，SDR這個機制本身就會看到它的重要性不斷提升，可以用于國際貿易中。下一步，如果人民幣加入SDR的話，人民幣本身能不能國際化。能不能成為一個用于國際貿易商業運作的貨幣呢，所以這個問題非常有意思，我們真的要考慮一下人民幣是不是應該加入到SDR。

簡碧佩：許院長，你覺得人民幣國際化是不是會帶來很大影響，是不是會使全球經濟結構更加穩定？

許振明：我針對SDR這個問題表達一下意見，我們現在在國際貿易、國際金融交易上最需要的是一個穩定的貨幣計價單位，現在不管哪一個國家進行的都是一個紙幣制度。能不能這些紙幣它的貨幣值都很穩定，這很重要。這也就是每個國家中央銀行能不能穩定貨幣值。SDR你要作為一個國際交易的計價單位，它的價值穩定也非常重要。我們現在沒有一個機制說讓SDR它的計價單位、它的價值很穩定，因為我們沒有一個世界的中央銀行。光靠我們四個國家或者五個國家的中央銀行，他能夠穩定他們自己的貨幣嗎？我們看到美國寬松貨幣政策一直在推出，因為他面臨國內經濟的穩定跟貨幣的穩定的這個抉擇。所以SDR要能夠穩定的話，還需要各國央行穩定它的貨幣。我們還是回到1970年代，黃金本位制度解體后的那個時候，那就是浮動匯率制度，或者我們引用以前諾貝爾獎已經過世的英國經濟學家海因克，他講的就是自由的貨幣。就讓世界每一個國家進行交易的時候，他可以自由去選擇應用哪一個貨幣當做計價單位。

簡碧佩：如果有任何問題大家可以舉手，這樣就可以增加互動。我聽到大家鼓掌，不知道是不是你要補充一下？葛先生你怎么看這個問題？

葛涵明：投資者關注的就是幣值的波動性。我們希望不斷改善，使得他們高效。貨幣波動、房地產價格波動都會同樣面臨很多問題。我們非常關注貨幣，而貨幣有很多波動，給我們帶來很多影響，使得我們不能控制發生什么樣的實行。任何作為如果能夠降低貨幣價格波動性，我們都會支持。英國政府雖然也希望干預貨幣，但是英國貨幣不斷波動，所以政府不得不得放棄。所以對于企業家來說，我們非常期待貨幣穩定。

簡碧佩：我們知道印度是G20一個國家，其中20國集團想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找到一個方法解決不平衡的問題。為什么這么長時間才能夠確定貿易不平衡的問題產生的原因，為什么用了這么長時間？

夏爾瑪：世界上發生了很多巨大變化，每個國家都要應對這個變化。每個國際組織都要應對這個變化，G20要應對這個變化。G20它的重要性現在不斷增加，他有能力能夠解決全球宏觀經濟的問題，宏觀經濟失衡的問題，以及金融穩定，還有監管的問題，以及機構改革的問題，所有這些問題都是要在20國討論。經濟危機后，我們開始有20國集團，以前是8國集團。過去是8國集團決定后，其他國家聽他們的決定。而現在發生了變化。20國集團的成員他們有能力能夠解決很多我剛才所提到的問題，包括其中的貿易失衡問題。貿易失衡已經存在很長時間了。看一下WTO的討論，WTO談判是多么漫長，烏拉圭回合討論用了很多年才能結束。多哈回合還在討論當中。每一次20國集團討論的時候，我們都確定了前進方向。在談判當中我們會遇到各種各樣困難，因為有很多人們認識的差距鴻溝需要填補。我們可以看一下此前貿易談判達成的共識，上一次共識是95年達成的。雖然用了很多時間，我們還是要進行談判。我們知道全球正在經歷大的變化，我們必須認識這個變化，經濟流動方向發生變化。而且60%GDP來自發展中國家，亞洲本身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具有經濟活力的國家，我們也召開了金磚四國會議。南非也參加了這次會議。我們看到金磚國家他們GDP的貢獻率非常巨大，多邊貿易談判當中需要包含更多發展中國家的聲音。發達國家需要給發展中國家更多市場準入。只有通過談判，領導者才能發出任務，領導者可以讓談判者在談判之中有更多決定的權利。如果不能取得成功的話，這對于多邊貿易體制打擊。我們看到有些趨勢，當全球經濟面臨著各種各樣挑戰的時候，我覺得我們應該消除彼此之間障礙，而不是建立新的障礙。

夏爾瑪：我看到有些國家有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這是不應該的。我們應該盡量減少失衡。

簡碧佩：請問兩位來自私私營部門的嘉賓，G20集團是不是能夠建立這樣的機制呢？你們對G20的想法如何？G20是不是能夠發揮積極作用呢？你們企業家對G20有什么想法？關于你們出口業務，如果某一個國家產生失衡，這對你們貿易產生什么影響？

NERURKAR：講貿易失衡之前，我想關注一下原材料和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問題。從95年到2005年價格波動非常大，我所關注的是鋼鐵行業，波動達到了達到了250美元噸。原材料占成本的70%，這使我們供求關系產生了很大矛盾。我們希望能夠擁有更多存貨，制造業就是要照顧好我們的客戶，這是我們的宗旨。但是由于價格不斷增長，使我們和客戶關系不斷緊張。關于全球貿易平衡，我們可以看到貿易失衡會帶來一些不公正現象。但是對我們行業來說，我們和有貿易赤字國家溝通的話，如果和行業組織坦率溝通的話，我想大多數問題都可以解決。我覺得更好的溝通、更加透明、開放的溝通，會增加我們雙方的利益，而并不是相互爭執。

Jean-Pascal TRICOIRE：我想補充一下，我并不相信政府干預有太大作用。國際組織做出了很好的決定，但是有的時候并不能實施。所以我有時候對一些國際組織非常失望。但是我對G20有很大信心。很多組織談論貨幣，但是我看到G20是最高效的。就很多問題進行了討論。制定了許多計劃。我們并不是制定監管規定的，但是相信G20制定的監管規定一定能夠實施。我們每個企業都變得非常全球化，最重要是相互協調，能夠達到政策協同非常重要。這是行業、工業所需要的，我需要穩定的政策，在我們公司，我們在100多個國家進行運作，在100多個國家有出口，我們在這些國家進行生產、運作，銷售，在這樣一個行業當中，我們需要做出長期的決定，波動性對我們來說就會產生巨大的影響。我想給大家舉一個例子，比如說把歐洲和美國比較，在幾年之內發生了巨大變化。我們不能把工廠安上輪子，搬來搬去。我們需要對于員工進行培訓，30、40年待在那里，不可能把這個工廠進行搬遷。關于原材料，每個國家抱怨油價上升，通脹不斷上漲地對于鋼鐵行業還有其他方面，我們材料價格不斷增長，無論我們到哪里，原材料價格都在變化，而且波動非常大。這對于我們做出行業的決定是非常沒有好處的。我想表達的最重要的內容是我支持G20，因為我們的監管者、我們的政府如果能夠達成共識的話，對于企業來說我們就更容易做出決定。關于技術標準如果達成共識的話，對我們更加簡單。知識產權保護達成共識的話，對我們企業也會帶來好處。在這方面我支持G20。 TRI

周小川：關于貿易失衡的問題，我想補充幾點，G20到底做了哪些解決貿易失衡問題呢？首先08年11月份在華盛頓20國峰會上，領導人決定推動多哈回合的談判。到目前為止，多哈回合談判并不是很成功。因為綜合原因，有些國家需要議會的批準，需要議會的授權，談判者需要議會授權才能在多哈回合當中進一步談判。G20會議精神就是推動多哈回合談判進行。希望能夠多哈回合談判盡快結束。第二點，G20峰會多次強調防止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包括不斷的貨幣的貶值導致的貿易壁壘。G20峰會達成了非常好的共識，我們希望避免不斷層次的、不同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有時候包括稅收的豁免，這是和貿易保護主義也是相關的。第三點，從2009年倫敦峰會后，G20希望加強貿易融資能力，尤其希望世行、世界發展銀行、非洲發展銀行、亞洲發展銀行、洲際發展銀行提供更多貿易融資工具。這樣能夠幫助各個國家，那些缺乏硬通貨的能夠進行更多的貿易。幫助更多國家從經濟危機當中走出來，在這方面20國集團達成了很好的共識。最后一點，在今年G20峰會，法國政府呼吁對于大宗商品價格走勢進行研究。主要對于供求關系研究，大宗商品價格肯定會有一些變化，因為供求關系會發生變化，但是也許它的變動過度了，波動性過大了，這就是因為有很多投機行為。尤其是投機者他們對于背后的交易并不感興趣，而是想要從波動的價格當中獲益。

周小川：關于這一點不知道G20是不是能夠達成共識，法國正在呼吁做這樣的研究，G20討論當中，我們會討論大宗商品價格波動的問題，希望能夠把全球市場大宗商品價格穩定下來。

簡碧佩：日本危機是我們最近看到的例子，日本發生災難后，七國集團迅速出面干預，如果七國能夠應對的話，那是否需要G20應對經濟復蘇呢？只是七國集團再加上中國就可以了，是不是？

周小川：我想原因就是全球領袖慢慢意識到這個情況了，新興市場國家變得越來重要了。不是一個單一新興市場國家，而是許多新興市場國家變成一個整體，都變得更為重要了。他們在全球金融體系、貿易體系當中發揮作用越來越重要，而且直接關系全球經濟、政治穩定。有一些新興經濟體盡管規模不是很大，但是他們是一些石油生產國，或者是大宗商品供應國，所以這些經濟體也應該包含在內，包含在G20之內。G20以前是非常成功的，發揮了協調的作用。現在G20要解決各種各樣由于金融危機所導致的問題，來推動全球經濟復蘇，為了實現這個經濟復蘇，我們需要各方面的討論。

夏爾瑪：我覺得對于全世界來說，挑戰就是經濟的、金融的問題。還有經濟結構轉變的問題，全球秩序的問題。我們應該非常現實考慮一下全世界現在的現實是怎樣的。全世界的格局已經從二戰之后發生巨大變化，那么今天不管是各個國家的經濟實力，軍事實力，不管一個國家還是一系列國家群體的經濟和軍事能力，他們都是這些國家可以組合在一起，成為一種包容性的平臺。在我看來，七國集團沒有辦法很好解決當前世界面臨的各種各樣問題。我們看到全球人口各種各樣的問題，比如說傳染性疾病，貧困問題等等。我剛才也說了全球60%的產出都是來自發展中國家。所以我們在2008年面臨的經濟危機之前首先是我們面臨的是金融危機，所以我們就要考慮一下那個時候我們有哪些好的金融機制來避免這些有毒資產、不良資產出現，導致金融系統的崩潰。現在我們要實現經濟復蘇，復蘇的路線并不是完全單一的，每個國家都要面對這個現實。經濟復蘇過程當中，我們最終目標是要實現真正復蘇。復蘇并不僅僅來自于七國集團，還包括中國、印度、非洲的一些國家，他們都是推動全球經濟復蘇的重要引擎。第二點，在未來幾十年當中，這樣一個趨勢會變得越來越強勁。因為新興市場國家會變得越來越紅火。兩年之后，到2013年歐盟的GDP、美國的GDP和亞洲的GDP是會完全相等，這樣一些區域的GDP完全相等，在未來十年當中我們會看到全球五大經濟體他們會占占全球GDP同等比例，而其中三個國家都是來自亞洲、中國家印度和日本。所以我們如果如何全球的問題呢？七國集團本身要看一些非常宏觀的問題。比如解決主權債務危機。我們希望他們能夠很好地解決好這些問題。

夏爾瑪：但是我們覺得他們在協調和金融危機、主權危機當中，做得不夠有效。我記得在倫敦峰會上，當時布朗還是英國的首相，G20國家在開會的時候是推出了五萬億復蘇的資金，有力地推動了全球經濟復蘇，今天我們面臨著嚴重的失業問題，美國、歐洲都面臨失業率非常高的問題。我們看到全球有2.5%的年輕人找不到工作，其中沒有辦法找到工作的青年人有一半都在歐洲和美國，自從金融危機以來，這些發達國家，我們看到出現主權危機的國家，他們需要迅速解決這些問題來進行清償。有些國家的主權債務甚至達到了1.4萬億，所以我們覺得他們這個問題非常重大，需要全球整個國際社會一起來努力，來解決。我們不應該把社會、把全球切分成幾個部分，而應該整個世界一起攜手努力。我覺得還是讓G20繼續發揮現有職能。

簡碧佩：非洲有很多國家有增長潛力。

夏爾瑪：是的，確實有其他平臺，可以讓更多國家包容進去。我覺得非洲的代表權，尤其有一些非洲國家，他們真的是有實力的國家。他們在工業發展，在自然資源，像南非、尼日利亞，他們確實是增長的引擎，非常有實力。我覺得光靠兩個平臺是不夠的。因為這些平臺是具有排他性，這種排他性平臺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簡碧佩：新加坡、臺灣也是非常重要的經濟體，但是還沒有加入到G20當中。

吳作棟：我覺得可能沒有必要，因為在G20當中還有一個機制，可以邀請另外五個國家列席G20峰會。所以我覺得G20這個平臺已經能夠很好地照顧到全球的利益。我覺得整個世界都處于過渡當中，新興市場國家參與到G20當中。如果每一個國家都是一個跑馬拉松的運動員，確實許多年，有些國家一直跑在前面，像中國。但是在未來，我們看到發展中國家會慢慢趕超發達國家，我們就要想這個平衡非常重要。這種貿易失衡是對于中國、印度有利嗎？對于新興市場國家有利嗎？如果是有利的話，那我覺得貿易失衡也不是一件壞事。現在許多國家出現了經常帳戶的順差，發達國家也要應對其他的挑戰。問題就在于如何創造一個平等的競爭平臺，讓所有運動員平等競爭，讓所有人都繼續往前沖、往前跑，G20可以在這方面發揮非常大的作用，確保多哈回合談判正確完成。而且G20成員國應該就這些重要問題達成共識，我相信多哈回合談判一定會完成。而且WTO應該有法律的效力，有些規則遭到了有些國家的違背，我們應該進一步推動多哈回合的談判，保證各個國家能夠平等競爭，比如討論貨幣升值貶值問題。新興組織可以進一步研究這個問題，我們要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因為保護主義是自由貿易的敵人，各國國家應該拿出意愿來避免保護主義。如何照顧到每個國家的利益，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東方國家、西方國家之間如何平衡。所以我認為G20可以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保證整個世界過渡是非常平穩、非常成功的。

簡碧佩：你覺得G20是不是應該發揮像警察一樣的作用，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那樣的作用？

葛涵明：聊到現在，我認為這個平臺、這個機制還是行之有效的，因為在這個平臺上每個人都可以自由發表言論。歐盟是一個單一貨幣，我們關注一下歐洲國家的情況，有一些國家的情況真的不是那么好。這么短時間如何實現轉型。我們如何找到一個機制讓很多國家代表能夠很快匯集在一起去監督、管理去監督管理問題，這個還是不現實。

簡碧佩：你認為我們應該更多加強監管呢？

許振明：國際金融海嘯發生后，G20幾次峰會達成了監管的共識。在目前不管是美國或者歐洲，甚至于在日本這邊，他們都是形成某種共識。所以就G20目前的運作來說，事實上是蠻有效率。一方面也讓這次全球金融危機沒有造成像1930年代那樣的大規模經濟簫條，通貨緊縮也沒有說持續那么久。資產價格很快恢復過來。即使工業化國家、先進國家，歐盟也好或者美國，都出現一些債務問題。因為金融海嘯所造成的問題。假以時日這些問題都可以得到解決。G20達到80%GDP的規模，他們的有效率的討論是可以解決當前一些問題。說到臺灣和中國大陸的關系，因為最近一些密切的經濟往來，不管經濟的投資或貿易往來，都很密切。在經濟結構所面臨的問題，都是很類似的，都是出現經濟的不平衡問題，比方說對外貿易順差很多，累積了很多外匯儲備。需要把這些外匯儲備好好利用。現在國際金融市場既然那么不穩定，對外投資有一些很高的風險。如何用在國內改善經濟結構，發展新興的工業，發展新興的服務業來創造更多的消費投資、擴大內需，這是很重要。謝謝！

簡碧佩：下面我就請觀眾提問。

問：我是來自英國，我叫大衛，我覺得夏爾瑪部長講的非常好。您說我非常尊重工業化國家，但是我認為您太尊重他們了，您覺得G20是不是歐洲國家太多了？我們是不是應該把G20變成G25，馬上比利時還要加入，亞洲國家、發展中國家是不是也應該加入到G20當中？而且我覺得要把G20縮小到一個可管理的規模。我給你一個例子，現在國際金融機構還是西方國家來管理的，比方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負責人，他可能馬上就要跳槽，因為歐洲會有更多的機會或者許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金融機構的負責人都是以前的前財長、前部長來擔任，所以我覺得應該新興市場國家、亞洲國家擔任更多。您覺得呢？

夏爾瑪：改革變革不是馬上就可以發生的，它是一個逐步的過程，我們應該認識到當前的世界現實跟以前，跟上個世紀是很不一樣。所以這些組織他們是承擔著做決定的職責，而且他們也有職責去履行他們的抉擇，履行他們所做的決定。而且他們做出決定要有效履行、執行，這也非常重要。因此世界銀行、基金組織都應該不斷改革。這是涉及政治體系、金融體系、經濟體系，國際機構，這是相互關聯的。我們應該認識到已經有一些變化，已經在進行改革。我們認真去思考這個現實，如果現實思考的太多，想得多、做得少的話，對于世界經濟體系的改革、政治體系的改革是不利的。比方說聯合國安理會、布雷頓森林體系，所有這些體系都必須及時改革，有些國際組織代表力不足的話，他們做出的決定是不合理的。

簡碧佩：其實你就是同意了他說的話，您是以非常外交的方式同意了。

問：今天上午國家統計局公布了3月份的經濟數據，您對于全年控制4%的通脹目標是不是有信心？接下來央行采取哪些手段做這些事情？

周小川：這個問題跟G20沒有關系，明天上午我們有一個場合，我們可以放在明天上午再討論。

問：我是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我參加了巴黎G20的會議，關于全球不平衡研討會上，周行長做了一個表述，當您跟一些中國制造業廠商談的時候說，人民幣升值3%，問他們是不是能夠接受？他們覺得肯定支撐不下來，但是后來真的人民幣升值3%的時候，他們還是撐了下來。您認為中國制造業還是有能力在人民幣升值過程中存活下來，最近人民幣不斷創新高，您認為是不是還持這個觀點？您對人民幣升值通道中，中國企業該做怎樣的調整現持什么樣的看法？

簡碧佩：這是一個很聰明方法，和20國集團好像還聯系起來了。周行長您決定是否回答。

周小川：這個問題還是和G20遠了點。我們講中國強勁可持續增長，這是G20峰會在匹茲堡大家達成的共識。我們確實認為每個國家都應該在新的增長框架中做出自己的努力，也做出自己的一份貢獻。所以我覺得至少朝這個方向大家應該進一步的嘗試，進一步做出努力。從這個角度我們的觀點也沒有什么改變。

問：有一個問題想問吳先生，G20大家理解中更多是經濟協調。但是今年以來，在中東、海灣地區發生了非常重要的地區的安全和變化。我想請問吳先生，在您看來G20能不能更多超越經濟領域，在地區安全、國際關系方面發揮更積極的作用，以彌補聯合國機制不足，我是來自財經雜志的記者？謝謝！

吳作棟：我知道20國現在不應該關注它現在職權范圍之外的問題。關于中東政治問題，最好由聯合國進行解決。G20已經有很多的問題了，而且我們問題主要關注經濟問題，政治問題我覺得還是由其他機構來解決，比如由聯合國來決定。毫無疑問，在G20旁會上，有些領導者也討論了中東的問題，也做出了一些決定，看看國家之間如果進和合作，但是這只是我們一個旁會，并不是關注真正內容。G20作為一個正式機構，我們主要討論經濟問題，并不是討論中東政治問題。我們建立起來G20這樣一個框架，我們是應對全球經濟不穩定的問題，這就是G20建立的背景。對于我們來說，最重要問題在現在就是全球的增長是我們最重要的問題，以及如何創造全球就業，我們要講增長和就業，這些是G20應該討論的問題。

簡碧佩你：你覺得短期內G20應該關注什么？

Jean-Pascal TRICOIRE：關于增長這個話題我完全同意，就是應該創造包容性增長，使更多國家、更多地區獲益于這個增長。而且使更多人口獲益于增長。另外20國集團有兩個非常重要的項目。一個就是企業家20，來自20個國家不同的公司，然后在首爾也召開了企業家的會議。企業家代表和政府代表進行溝通。G20應該更加關注本質，而不是基本的癥狀。我們應該治本，而不是關注治標。此外我們應該更加關注如何保證金融體系穩定，在很多國家當中，包括中國，我們都面臨很多的問題。同時我們必須進行磋商來解決這些基本的問題。如果沒有能源的話，就不能增長。我們也要對能源價格進行討論。對原材料波動性也要進行討論。如何使我們能夠在全球增長當中，使所有國家都獲益。 TRICOI

簡碧佩：你是不是支持G20集團有權力擴展？

Jean-Pascal TRICOIRE：我相信達成共識是非常重要，如果我們進行更多討論，逐漸達成共識，是非常重要， TRICOI

周小川：我同意G20應該關注經濟的問題，有的時候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社會問題、氣候變化問題以及其他問題都會交織在一起。但是G20應該界定自己的任務，界定哪一些問題是由G20這個框架來解決。我想舉一個例子給大家，氣候變化現在是聯合國的職責。聯合國的氣候變化會議負責來確定達成共識，并且確定防止氣候變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如何實現我們的目標。和氣候變化相關的貿易問題可能是G20關注的問題。所以G20也有一個專門會議，講到如何為氣候變化的行動來控制。但是我們不想替代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下它的作用。

簡碧佩：我們是不是需要企業和政府之間進行更多的溝通，G20是不是能夠建立這樣一個平臺使企業家和政治家進行溝通呢？

NERURKAR：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想從鋼鐵行業舉一個例子，看看失業率，失業率在增長。任何一個行業都不能單獨解決這個問題，任何一個國家也不能單獨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創造更多關系，使得能夠解決失業問題。鋼鐵行業和電力行業都對于氣候變化承擔很大責任。我們在公司之間，政府之間必須溝通。否則的話我們就不能開發很多技術進行能效提高、環境保護，我們希望通過公司努力提高生產效率，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政府制定相關的政策，只有企業和政府之間進行有效合作，我相信我們所遇到的問題都可以得到解決。

問：我是財經雜志的記者，我想問現在強調經濟平衡，越來越涉及到一個難度非常大的問題，各國之間平衡以及各國內部發展平衡問題，你們怎么看待國內因素對全球平衡所形成的障礙？

簡碧佩：也就是說自己國內的平衡和國際平衡之間關系？

吳作棟：我希望我理解了你的這個問題，從內部來講有很多結構問題會對這個國家經濟產生影響。比如說一個國家勞動力問題如果沒有解決的話，如果勞動力市場不能得到很大的解決的話，那它的出口行業就沒有競爭能力。比如說價格過高導致整個出口出現問題，其他國家如果他勞動力市場問題得到解決，他可能出口產品更具有競爭力。我們看到資金從一個國家流到另外一個國家，如果一個國家消費過多，就變成一個消費型國家。消費型國家進行消費，儲蓄并不是很多，并不帶來很多貨幣供給。這就會導致失衡。因為你把資本輸入到其他國家。這就是國內結構性問題會對國際失衡產生影響。對這個問題如何進行解決呢？這個問題的解決可以來自各個方面。首先那些出口型的國家向消費型國家進行出口，首先考量一下自己的匯率是不是能夠反映自己國家經濟基本面。消費型的國家也應該表示自己國內消費結構，進行更多儲蓄。討論國內失衡問題，我們應該把它看成一個動態過程，任何時點上總是有不平衡發生，但是我覺得這種不平衡不可能永遠存在。如果我們從長期視角來看，有些國家做得很好，有些國家做得差一些，但是國際經濟當中總是會出現一些不均衡的情況。

簡碧佩：請葛先生總結一下，將來20國集團會發生什么作用？只能給你非常短的時間回答這個問題。考慮到現在的經濟環境，G20應該發揮什么作用呢？

葛涵明：G20應該更多執行它的決議，幫助實現目標，只是空談沒有意義。

許振明：短期急迫的問題當然應該去積極執行它，比較長期的問題，應該讓成員國慢慢調整它。

NERURKAR：我覺得不應該是一個執行者，而是應該鼓勵更多開放的溝通，使參與各國之間相互信任，如何使新的市場的增長能夠繼續發展，而且要進一步應對發達國家所面臨的財政問題。這是我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

夏爾瑪：G20的領導者必須繼續加強共識和相互理解，這樣才能保證全球經濟體是強大的、是穩定的。G20通過他們的干預，能夠通過達成共識，應對挑戰，只有應對挑戰我們才能夠有更加美好的未來，G20也是很多其他多邊組織的成員，比如IMF、世界銀行、聯合國。他們可以進行規則的修改，并且集體來實施他們已經達成的共識。

Jean-Pascal TRICOIRE：我覺得G20是一個對話的平臺、是一個實施的平臺。

周小川：我同意是基于對話和共識，G20才有意義。G20應該發揮對話和達成共識的作用。

吳作棟：對G20應該建立互信合理解，這樣他們彼此之間可以坦率討論世界面臨的問題，不僅僅關注他們國內利益，而且關注全球的問題。

簡碧佩：可以說我們所有討論者已經達成共識，就是G20應該坦率對話。謝謝大家，本節討論到此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