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當前的經濟局勢與政策取向

2011年07月11日 00:30
來源：中國證券報－中證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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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國務院參事、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夏斌

一、正確認識當前經濟發(fā)展階段與經濟運行特征

年初以來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調控措施，目前有些宏觀經濟數據已出現(xiàn)回調，但是物價上漲壓力仍然較大，二、三線城市房價還在上漲，中小企業(yè)融資困境凸顯，因此有些人開始擔心“超調”、“硬著陸”，呼吁“要轉向”，有的甚至在等待7、8月中央政策的改變。同時，長期以來面對中國經濟發(fā)展中的不可持續(xù)及擔憂，大家也都同意，中國經濟要真正步入良性發(fā)展軌道，必須轉變發(fā)展方式。然而真要轉變，又感到困難重重，缺乏信心。因此有面對當前復雜的局勢，市場上存在一系列的疑慮、困惑與糾結。

一、正確認識當前經濟發(fā)展階段與經濟運行特征

如何解決上述的疑慮、困惑與糾結？特別是面對6月“不盡如意”的數據，如何使人們對中國經濟發(fā)展方式的轉變真正樹立起信心？這首先必須對形成當前困惑的原因作出深刻分析，特別是基于對中國當前所處的經濟發(fā)展階段特征和經濟運行特征的客觀認識，從理論上作出清醒的判斷，并在此基礎上拿出一整套對癥下藥的、有效的調整政策，而不是零星的、行政性的短期政策。唯有此，才能使人們真正相信，中國發(fā)展方式的轉變是可能的。

當前經濟發(fā)展階段的特征

中國目前經濟的外部環(huán)境，正處于美國危機后持久的深刻的全球經濟結構的調整階段。

全球金融危機的本質實際上是對過去美國“高消費、低儲蓄”、以中國為代表的“高儲蓄、低消費”這樣一種全球經濟失衡的結構調整，是對危機國家銀行資產負債表的縮水、修復過程。這一調整過程是漫長的，必然會帶來全球經濟增速的放緩。我曾在2008年底預言，我們不要指望美國經濟在危機的二、三年后能馬上再恢復到3.5%的增長。最近，美國原財長薩莫斯也已發(fā)出擔心：美國經濟可能會重蹈日本經濟“失去的十年”。因此，面對全球結構的深度調整，作為全球出口第一大國的中國而言，就是外部需求減少的過程，而且這一過程絕不是一、二年時間能解決的。這是正確判斷全球危機后若干年內中國經濟發(fā)展階段的一個重大特征。

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內在邏輯力量，支配了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速將逐漸趨緩。

一國經濟不可能長時期以兩位數的速度高增長。盡管我們清楚，從長期看，中國經濟仍然存在相對其他國家高速增長的潛力和機遇。同樣我們也清楚，即使暫時撇除環(huán)境、資源的制約因素不說，國際經驗表明，在人均收入接近5000美元左右的時期，過去那種長期高增長的投資局面難以維持；在社會兩極分化較為嚴重的時期，解決消費的快速增長同樣需要一個過程；加上勞動力成本正趨逐漸上升，以及外需又處于較長時期的調整、減弱因素，從趨勢看，未來中國經濟必然處于一個從過去兩位數高增長的平臺，逐步邁向相對趨緩增長的平臺。這一趨勢是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內在邏輯力量決定的，并不是經濟周期性的問題，也不是宏觀政策力量所能簡單支配、調控的。此時如果采取相反“過度的”政策調控，只能使經濟震蕩加劇。所不同的，只是表現(xiàn)時間的早晚問題。

迄今的中國經濟是大量結構性矛盾與周期性矛盾交錯、重疊的時期，是大量歷史問題累積的時期。例如，在原有經濟結構問題尚未解決的情況下，前兩年為了克服美國危機的影響，中國與世界“同舟共濟”，方向是對的，但是在操作上投放了過量的貨幣。過度的投資在加劇原有結構矛盾的同時，自然進一步推動了經濟周期趨熱的特征。又如，在一定意義上主導著中國經濟增長的房地產市場，本來就存在長期以來自身嚴重的市場結構問題沒解決(如廉租房建設滯后)。再如，在我國消費增速不能盡快提高的情況下，危機復蘇中曾采取的一系列穩(wěn)定經濟增長的政策，盡管強調了民生和消費的支出，但在量級比較上，多半還是采用了多年習慣的鼓勵投資和出口的政策。其結果，往往是伴隨著美國等國經濟復蘇中的反復，進一步使中國經濟結構性與周期性矛盾的交錯，更趨于復雜化。

結構轉型時期物價上升的壓力，恰恰遇到明顯的經濟周期特征的影響。本來從趨勢看，中國的物價正處于一個相對溫和上漲的時期。也就是說，當前的中國經濟即使沒有美國兩次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影響，沒有前兩年貨幣刺激政策的影響，自身人口優(yōu)勢的逐漸減弱，工資成本的逐漸提高，資源價格的改革，以及結構調整中增長動力正由可貿易行業(yè)向不可貿易行業(yè)的部分轉移，會引起整體生產效率的下降，這些因素都會引起物價總水平的上升。但是“下雨偏逢屋漏”。此時正好加上美國貨幣大量放水的影響，引起了全球大宗商品價格的動蕩和上升，形成了我國物價上漲的輸入型因素；以及前兩年我國自身大量貸款的刺激，必然造成PPI和CPI上升加快的壓力。這些結構的、周期的，國外的、國內的因素，綜合形成了當前我國物價上漲的壓力(當然，仔細分析，還有近期的氣候因素、物價統(tǒng)計中的翹尾因素等)。因此可以說，即使在國內、國外周期性貨幣因素減弱后，伴隨著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一個較長的時期，物價問題將始終是一個必須關注的重大問題。

除以上兩個特征之外，近幾年出于宏觀調控困境而無奈出臺的一些行政性措施，又扭曲了市場的信號。這些措施在暫時部分解決了宏觀調控目的的同時，卻積累了不少新的問題，為中國經濟進一步的市場化結構調整，增添了新的壓力。這又需要通過進一步的深化改革才能得到妥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