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當前的經濟局勢與政策取向(2)

2011年07月11日 00:30
來源：中國證券報－中證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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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應對困難局面

從經濟邏輯說，針對前兩年多投放的貨幣(不管是由外匯占款原因，還是其他原因引起的)，即目前高達76萬億元過度的貨幣存量和最近物價上漲的壓力，毫無疑問，理應緊縮貨幣；針對危機后全球需求的減弱、中國自身過度投資的不可持續，要追求中國經濟未來持續穩定的增長，只能加快消費的增長。但貨幣緊縮后，消費增速一時跟不上，或消費的增速不能及時填補出口與投資增速的下滑，其結果必然是經濟增速的下滑。因此這時市場上產生“硬著陸”的擔心和對宏觀政策“轉向”的期盼，也就不足為奇了。

面對這種局面，怎么辦？作者認為，在抉擇下一步的宏觀政策前，必須厘清以下三點認識：

第一，什么叫“硬著陸”？最近市場上對“硬著陸”的議論較多，但對此并沒有作出明確的定義。作者認為，經濟增長減速多少本身，并不能足以解釋是否“硬著陸”？在中國目前，觀察是否“硬著陸”？關鍵看兩條：即當采取宏觀緊縮政策后，經濟增速出現放緩，一是是否直接影響了社會的穩定(包括因為失業率的提高)；二是是否直接影響了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只要整個金融體系是基本穩定的(個別小金融機構經營困難是自然的市場現象)，社會是基本穩定的，就不必擔心“硬著陸”？由此意義上也可以說，是否“硬著陸”？實際上不能僅僅看貨幣政策的松緊程度，還要看對失業人群的再就業、失業保險、失業救助、社會保障等各項財政政策的落實情況。

第二，如何理解“今年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是調控物價”？毫無疑問，把調控物價作為今年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既有利于解決周期性問題，也有利于解決結構性問題。但是如前所述，由于物價問題的復雜性，即使通過這輪貨幣的緊縮，物價上漲中的貨幣性因素減弱后，今后由結構調整、價格改革和工資上漲等因素引發的物價溫和上漲，仍會持續一個時期。因此，政府決策和市場應對此要有個平和的心態和政策上的準備。即面對可能出現的溫和的物價上漲，政府需要及時出臺政策，以重點幫助低收入群體確保實際生活水平的不下降。唯有這樣，才能實現物價溫和上漲時期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

第三，具體怎么把握“穩增長、控物價、調結構”的關系？三者之間，誰主誰次、誰先誰后？這在西方經濟學中根本找不到理想的答案。唯一的答案，中國仍應延續自身過去30年改革開放取得“人類經濟奇跡”過程中的主經驗、主旋律，即要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三者間的關系。把握好調控與改革的力度，講究各項政策的平衡藝術，這是對中國政府決策的最大挑戰。同時也要樹立信心，因為比較過去特別是上世紀的八、九十年代，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更有物質條件和財力基礎，能較好地把握三者間的相對均衡。

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明確指出：轉變發展方式，是科學發展的主題。加快結構調整，是轉變發展方式的主線。那么，當前中國最大的結構問題是什么？在危機后經濟全球化的新階段，面臨外需的減少，中國經濟要想繼續保持持續的高速增長，必須是擴大內需特別是擴大消費，加快推進大國經濟體以大國消費為主導的結構調整。然而，中國迄今為止的增長模式、政策框架、執政經驗及其最后體現的經濟結構特征，都是與原來保持兩位數高增長及其路徑相吻合的，應該說，這本來也是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面臨新的經濟局勢，過去曾有效的政策框架和部分的執政經驗，已難以培育結構轉型要求下消費主導的新增長動力源。而且在這一輪宏觀調控下，原來高漲的“房地產市場——土地財政”的增長軌跡，已使各地方財政捉襟見肘，難以支撐或根本無暇再去培育消費增長的新動力源。一個明顯的跡象是，當眼下貨幣稍緊，經濟增速稍有下行，社會相關方面已承受不了。因此，如何培育新的增長動力源？靠各級政府原有分配投資資金的政策框架與經驗，肯定不行。必須靠市場去解決。政府必須“往后退”，逐步減弱行政措施的作用，“放手”市場—因為市場的形成有利于結構調整。要進一步促進市場的形成，必須深化資源價格改革、財政改革、社會融資體制改革和以行政審批為主的各項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在保持社會、經濟基本穩定的前提下，通過改革改善宏觀調控，通過培育市場促進結構轉型，這是當前在發展方式轉變中，正確處理改革、發展方穩定三者關系中所必須予以充分關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