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大發理財產品曲線放貸貨幣政策面臨尷尬

2011年07月18日 14:07
來源：《財經》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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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開始“堵”了嗎？

近日有消息稱，銀監會已經開始關注銀行理財產品可能帶來的風險，準備叫停融資類資產，包括委托貸款、信托貸款等等，進入銀行的理財產品資金池。

大量銀行理財產品的熱賣，事實上反映了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尷尬”，直接解決這樣的“尷尬”，而非“堵”住理財產品，才是正確的思路。

“曲線”信貸

需要注意的是，將理財資金投入項目或者企業，是一種變相信貸。但銀行為企業和散戶之間巧妙地搭了一座橋，將信貸資金從“表內”移出“表外”，而這部分收益，也以“中間業務收入”而非“凈息差收入”，出現在銀行的利潤表上，這又符合了現代金融體系的特點。一舉多得，銀行當然愿意去做。

這樣一套流程，的確存在風險。對于銀行來說，理財資金的一部分成為了存款，而存款期限以短期為主。大量短期的資金匹配較為長期的貸款資金，則使本身依靠“借短放長”的銀行系統，面臨著更加嚴重的“期限錯配”。這意味著一定的系統性風險。

而對于監管者來說，更加讓其擔憂的，是大量資金通過理財產品借道信托基金等形式，進入了實體經濟。

從中國信托業協會提供的數據來看，到今年一季度末，信托存量資金達到了3.2萬億元，其中51%的使用方式為“貸款”，而如果按照投向來看，3.2萬億元信托資金中，分別有31.2%以及15.6%流向了基礎產業以及房地產業。相對于規模在50萬億元左右的人民幣貸款總量來說，3.2萬億元的信托資金占比很小，但由于其發展速度較快，很快引起了監管部門的重視。

由于從去年開始，銀信業務受到了來自監管部門的重點“照顧”，通過信托方式變相發放貸款也開始受到限制，銀行則動起了直接當“紅娘”的腦筋，自己尋找需要錢的項目和有余錢的私人銀行投資者。銀行一方面避開了對銀信合作的監管，另一方面則獲得了更高的收益。

這樣一種“曲線救市”的途徑，事實上在宏觀緊縮周期中充當了“泄氣閥門”的角色，自然成為監管的重點。“堵”，成了監管當局的現實選擇。

“堵”得住嗎？答案不容樂觀。銀行理財產品可分為三塊，第一塊是銀行補足存款缺口的資金，這部分資金進入銀行體系，主要用于支持貸款、購買國債或者用于銀行同業拆放；第二塊是銀信資產，這部分資金主要流入信托基金，用途主要是投入以房地產為主的項目；第三塊則是銀行直接牽線搭橋的私人銀行資金，這部分資金的投資取向最為靈活，同時也難以統計。

從銀行的賬目來看，第一塊資金進入了銀行的資產負債表，相對容易監管，而第二塊和第三塊資金主要留在“表外”，相對而言，較難監管，即使叫停了這兩塊業務，也難保金融機構不會創造出新的金融工具，來躲過監管。

政策尷尬

這樣的一種困境，其實是中國流動性泛濫與貨幣政策緊縮之間的尷尬。

由于通脹高企，中國的貨幣政策從寬松轉向了審慎，需要回收市場流動性，在12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之后，銀行體系的資金面開始出現一定的緊張。

同時，銀行監管部門開始念起“緊箍咒”，一方面要求銀行必須嚴格執行存貸比達標的要求，另一方面，也開始限制銀行發放貸款。

然而，由于中國的儲蓄率較高，流動性存在著天然寬裕。與此同時，大規模的資本流入以及巨額貿易順差，也推升了市場的流動性。而在貨幣政策極度寬松時期發放的大量貨幣，也仍然留存在經濟體中。數據顯示，目前中國的M2大約為GDP的180%，而在2008年底，這個數字還僅為150%。

而由于忌憚資本流入以及確保經濟增長，基準利率卻一直保持在較低的水平上，這導致了實際負利率盛行。

按照剛剛公布的數據，中國6月份的同比通脹率達到了6.4%，而一年期的存款基準利率只有3.5%，實際負利率也因此攀上約300個基點的高位。

存錢在銀行吃利息，意味著購買力的損失，這導致了資金愿意尋找高收益渠道。與此同時，由于存在著明確的加息預期，即使選擇留在銀行，大量儲蓄資金也開始變得短期化，以免過早鎖定收益率。

面臨著存款的壓力，銀行需要吸收更多的客戶存款，并鎖定更長的時間；面臨著貸款受限帶來的贏利降低的壓力，銀行也需要尋找新的利潤增長點。

銀行理財產品，也就應運而生。通過發放理財產品，銀行為客戶提供了高于基準利率的收益率。與此同時，通過與信托基金的合作，銀行也可以將這部分資金投入無法正常授信的項目或者企業，從而獲得較高的收益率。

堵不如疏

如果將視野放得更加宏觀一點，從去年開始，大規模的“查缺補漏”已經開始。限購、限貸、限漲價就是典型的案例。

而到處“補漏”，結果可能是漏水的地方更多。筆者在此前提到的香港人民幣市場的“泄漏效應”就是一例，而理財產品則是另一個現實案例。

英國央行前首席顧問Charles Goodhart也曾經指出這樣一個有趣的政策難題：當央行選擇一個可觀察的統計指標作為政策工具時，那么，這樣一個指標將很快失去其真正的涵義。

舉例來說，在貨幣政策中，如果央行選擇將M2作為政策控制目標，那么結果可能是M2增速被控制住，然而M3等指標卻可能飆升。這是因為，流動性像水一樣，會流向受到監管較少、同時收益較高的領域，而金融創新則創造了這樣的可能。M3驟升，同樣帶來了新的監管難題，因為如果選擇M3作為監管目標，則其他的指標也可能出現異常。

理財產品的熱銷，同樣制造了這樣的監管困境。面臨這樣的困境，簡單的選擇是利率市場化，相對僵硬的利率政策和繁瑣的監管政策，在金融創新不斷發展的大背景下，只能變得越來越遲滯和缺乏效率。

而如果利率市場化不是朝夕之功，那么就必須選擇其他的路徑。從宏觀審慎的角度考慮，提高基準利率，使其接近市場利率的水平，并逐步解決實際負利率，將更多的資金回收至信用度更高以及使用更加規范的銀行體系，是短期之內的次優選擇。

拓寬直接融資渠道，也能夠減輕銀行體系可能面臨的道德風險。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理財產品與企業發行債券之間，并沒有本質上的不同。

堵不如疏，與其讓理財產品神秘地發售，不如讓企業直接進入債券市場融資，并配套以相應的監管條例、評級步驟以及發行紀律，這不僅可以讓更多的個人投資進入規范市場，也有利于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

與此同時，如果更多的大企業能直接進入資本市場，中小企業也相對更容易獲得銀行的關注。這也可以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