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江創新論壇：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企業分論壇文字實錄

2011年09月24日 17:05
來源：鳳凰網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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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專題一：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企業

時間：2011年09月24日下午

地點：上海東郊賓館貴賓廳

邱震海：各位朋友下午好！非常感謝大家參加今天2011浦江創新論壇當中的第一場分會場，我們的討論題目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企業，這里大家都對我們中國經濟的整個內外成長都非常熟悉了，我想給大家提供幾個時間段，首先我們大家知道，中國改革開放經歷了32年了，從1978年底開始，這是中國第一次對世界開放的國門，第二個到了明年1月份和鄧小平南巡開放20年，第三個融入全球化進程，以1992年和1999年算起來，我們國家內部經濟在不斷成長，已經有了中國崛起的事實，同時我們也有了向外走出去的事實，尤其1999年，我全面融入全球化之后，人在沒錢的時候有沒錢的困惑，人有錢的時候有有錢的困惑，我們的煩擾和20年前不會一樣，現在更高層次上的煩擾，所以全球化背景底下的中國企業，我們的企業無論是1998年以后還是1999年以后都在成長，但是現在全球的環境變得越來越復雜，美債危機，歐債危機，中國走出去也遇到了很大問題，我們要修煉自己的內功，企業升級換代，今天浦江創新論壇的主題，我們自主創新，如何成為創新大國，原來只是一個簡單的加工產業一個大國，慢慢走向擁有長期可持續發展的自主創新的國家，所有的一切都是今天討論的主要的話題，今天很高興在我們的主臺上有6位嘉賓，我左邊的嘉賓是他是我的老板劉長樂先生，全國政協科教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鳳凰衛視董事局主席兼行政總裁。

段瑞春先生，中國科技法學會會長、原國務院國資委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主席；

這位是趙金林先生，匯源集團；

這位是管彤賢先生，是原上海振華重工總裁。

這位是馮軍先生，是愛國者數碼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

還有一位邱亞夫先生，是山東如意科技集團董事長。

剛才我只是非常簡單的念了一下各位的頭銜，但是我們現在完全我假設作為主持人，我完全不知道除了鳳凰衛視比較熟悉之外，我們完全不知道他們干什么，是國有的還是民營的，更不知道在全球化當中，當然我相信他們一定是成功的，但是成功到什么程度，謎底等一會揭開，現在聽聽6位嘉賓每一位他們心目中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企業，應該是怎么樣？有什么成功，有什么困惑？尤其在很高的水準上有什么煩惱？接著是互動，有建設性的討論，也有交鋒，和下面的觀眾有現場的互動，第一位有請鳳凰衛視董事局主席兼行政總裁，談談他心目中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中企業應該怎么樣？

劉長樂：我對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企業理解片面一些。我是媒體人，更多是從媒體的角度客觀冷峻地得出結論。我感覺，從2002年開始的中國海外投資，可以看成是中國企業全球化部署中非常重要的亮點，在過去這10年中成長非常迅速。根據數字統計，從2002年-2009年中國的FDI對海外投資每年遞增15%以上，這個數字驚人。由于2008年金融危機和最近正在繼續惡化的歐洲和美國的經濟狀態，我們現在都開始懷疑或者開始冷峻思考中國走出去的戰略，中國企業走出去是不是需要慢一點？是不是需要緩一緩？我在兩個星期前結束的達沃斯會上也參加過討論，對經濟是否會二次探底，我的看法是比較悲觀的。雖然當時其他的幾個朋友，包括成思危副委員長等人都相對樂觀，或者審慎樂觀，但是我當時比較悲觀。果不其然，這幾天歐洲和美國的情況更加嚴峻，包括香港、包括亞太也都更加嚴峻。我當時有一個說法，就是二次探底也許不會發生，但是也可能會發生，但是比二次探底更危險的是經濟的長期衰退，而且目前正在發生，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z

在全球化新的形勢和環境下，中國的企業應該怎么樣走出去？怎么樣適應全球化？我個人不想用鳳凰衛視的案例談，因為鳳凰衛視很小，我們的格局應該再大一點，看的宏觀東西再多一點。我從總體的中國企業面對全球化的嚴峻的形勢得出概論，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要放慢，要審慎，尤其在現在經濟情況嚴重惡化的環境中。過去我們說中國的企業走出去有很多困難，其中包括人才的困難，包括體制的困難，包括文化的困難等等，現在看來這些困難依舊存在。但是與此同時我們又看到，中國企業走出去的行動是前赴后繼的，大家很執著。走出去的企業有的在經營，有的失敗了，但是也有的成功了。中國在全球市場的開拓，是可以大膽地加快腳步，但是中國在海外的項目投資，是應該穩步和審慎的，這個問題我在討論中間再展開?，F在我的基本看法就是，我們要面對國際經濟惡化的環境，冷峻地思考中國的企業怎樣能夠持久穩定的發展。前一段時間我們看到一個數據，中國在世界的可持續大型企業排行榜中，第一次有了一個企業，就是，中國移動，好不容易有了，但是只有一個，這個是很嚴重的現象。當然這也不是什么壞事，畢竟有了一個，要慢慢開始。但是不管怎樣，我們要努力做到可持續發展，要冷靜。

邱震海：我的老板他一方面對中國未來走勢比較悲觀，同時對中國走出去又非常冷峻。第一您說世界經濟二次探底，但是最壞有可能壞到什么程度？

段瑞春：現在歐債的程度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希臘負增長27.6%，這樣的數據進一步惡化中，希臘不知道該怎么辦？開除他歐元區還是不開除，如果開除歐元體解體，如果不開除怎么經營下去？很麻煩。美國雖然出了4400億所謂的解決就業問題，其實美國問題很多，為什么單解決就業問題？看得很清楚，跟選舉有關，開出支票，有人說拉動GDP3%，能夠解決就業只有1.5%的就業，現在美國就業人群已經到了9.1%，1400萬人口就業，非常嚴重，美國和歐洲債務問題，他們現在再拿出寬松的政策沒有余地，現在已經是零利率，他們沒有空間了，除非剩余的舉動是送錢了，不肯定是二次探底，我認為是長期衰退。

邱震海：對于中國企業走出去要謹慎，如果過去若干年中國走出去最大的問題是什么？

段瑞春：中國的企業走出去有三點，一點是體制問題，體制問題就是我們現在段總是國有企業老總人物，我個人的看法國有企業是共和國長子經濟，在中國國內是可以生根開花的，也可以結果，但是長子經濟形態發展到海外去，還用長子思維，長子經濟文化去海外拓展，肯定會遇到地緣政治經濟的問題，包括管理上的差異。

第二個我們在文化上的差異肯定很大。

第三個是人才的問題，人才的問題有的專家學者認為，中國的管理人才里面，中國人少有在海外有管理經驗的人，比如說有人說印度有很多海外英才，他們對印度的國有化包括民營企業走出去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中國的海歸派非常有實力的一群人，海歸派在中國的企業和中國的經濟走向世界全球化過程中，他們發揮的作用有限，還沒有充分發揮出來。

邱震海：劉主席提到了共和國長子國營企業，就是體制問題，國資委段總在旁邊笑了，不同意劉總的說法。

段瑞春：改革開放30年，20年我是在國家科委，從2000年到國務院國資委，擔任過國有大型企業的主席，監管過東方電氣集團，監管過一汽集團等等，全國的汽車領域，有的是考察，有些是工作去過。改革開放30年，中國已經成功地躍過了平衡、市場規模和創新成功的拐點，這是任何一個發達國家，新興國家都必須走過的一步，實現了經濟的騰飛，今天在中國國際形勢，中國新的國際地位，企業新的競爭態勢下面怎么辦？大會的主題叫做：全球化形勢下的企業，我想聚焦的是在經濟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中國企業怎么創新？我感覺到中國企業，無論是民營企業還是國有企業，對這個問題如果同主導世界經濟的跨國公司相比，我們面臨四個尖銳的問題。

第一個我們科學研究缺少歷史的積累，產業技術在前沿缺少必要的儲備，由于過去是長期沿襲技術引進，產業跟蹤，商業模式的復制，以及大規模接受外國生產方式的轉移，所以在這方面如果我們不能實現創新，有可能在新一輪的競爭當中被弱化。

第二個問題我們知識產權受制于人，我個人參與過世貿組織談判，跟美國交往過多次，還有其他的驅動，中國申請專利量有大幅度提高，原來想2020年中國本國發明專利的總量能夠達到世界前5位，但是去年達到了8萬億，總量大水平堪憂，我們仍然處在外部包圍當中，真正的知識產權占領不能實施，很難解決長期引進落后再引進落后知識產權陷阱。

第三個問題品牌戰略實現落實地位，廣告還有營銷市場，有的時候有一片亂象，所以中國開放的，原來27個，現在可能更多的產業部門，市場產銷量前5位，不能說幾乎大部分是外部的洋品牌，所以豐厚的市場的收益市場的資源，最后比國外的這些品牌所占有，所以如果中國品牌不能上去，即便我們開發內需市場，中國以消費者驅動的市場發展起來，但是到最后誰能占據這個市場？還沒有回答，在這個市場當中，誰主宰還有疑問？中國走向國際以后有一點很突出，今天全球市場上的競爭規則，主要的部分是以發達國家，以跨國公司政策為主導制定的，所以一些外國的企業跨國公司除了他的技術優勢，經濟實力的優勢以外，依靠規則優勢如虎添翼，我們一些企業尤其是一些中小企業，民營企業對這一方面還處在朦朧、盲點、誤區之中，這一類我們不熟悉國際市場，不了解其他一些國家商業行情以及他們的心態心理，所以這一方面全球化的中國企業，應當在國際市場能有更大的份額，能有更大作為的企業，這兩個方面的課要補上。

我的結論是第一我對中國企業創新驅動未來很樂觀，但是另一方面很多企業站在十字路口，要學習，要提升，真正把創新作為驅動力量，尋求更美好的未來。

邱震海：第一個您對中國未來創新感到很樂觀，但是您對中國現在很多企業很多現實不樂觀，怎么導致未來您的樂觀？

段瑞春：務實、客觀必須找準問題，如果沒有問題沒有辦法前進，更談不上創新。為什么樂觀？第一中國有非常巨大的創新資源，我原來在國家科委寫文章，當時寫到最多的時候是3800萬，我記得有一次到澳大利亞去參加一個學術報告會，中國科技人員有380萬，他們底下討論起來。

邱震海：380更多的是量的概念而不是質的概念？我們科技界有一個謎就是諾貝爾獎，科技獎為什么在中國拿不到，到了美國拿到？

段瑞春：我剛才講380萬是前幾輪，今天的數字5700萬，大概有170萬人在研究開發的第一線，比較高，這個數量多，另外一方面一個問題，就是高端人才我們還需要從國外大量吸收，所以出臺了千人計劃。第二個資源，可能這是我10年在經濟上，就是中國已經成長了一支強大的數量可觀，質量上升的企業家隊伍，包括在座的這些。有了企業家的隊伍，在很快時間之內推動了成果轉換，另外通過創新，包括今天跟蹤學習國外，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支力量。另外改革開放30年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可能在吸收基礎上再創造，這一點有很大差距，但是如果我們到國有大型企業看看裝備絕對一流，到大學看看科研設施也是一流。

邱震海：這是硬件嗎？軟件怎么樣？

段瑞春：是硬件，軟件上這幾年提升，香港四位金融家設立的科技獎，我們獎勵了一大批優秀人才，楊振寧也參加過評為，一年評一次，他們都有這個想法，中國有這么多能人評出來？但是到了后來，他說沒有想到評出來的人每年的水平更高，這是裝備資源，我們要看準自己的問題，找準自己的軟肋，我列了四個，在這個基礎上如果有針對性通過創新提升能力的話，中國的前景是樂觀的。

邱震海：我們今天坐的位置是橢圓形，畫絹慢慢展開，世界性道路充滿風險，中國企業走出去要謹慎，段總中國面臨的問題，不是原來的招商引資，我們需要創新，一個沒有創新的企業是沒有前途的企業，段總很樂觀，段總沒有解答我的諾貝爾獎的質疑。但是不管怎么樣這兩副畫展開了，都有前景，但是中國企業不努力，前景不可能達到。國有企業體制問題不可回避的問題，第三位嘉賓是管總，以前是國有企業的老總，在他59歲的時候，別人退休的時候他下海了，他是成功的企業家，所以從國企到民企，60歲學的非常成功，您的觀點再請教你。

管彤賢：全球化不是政府的行為，也不是企業的行為，這是和和平環境下生存的高度的發展，科學技術高度的發展，幾百倍幾十倍超越過去，企業不以本地區本國為市場，而是以全世界為市場的產物。160年前，1847年29歲的青年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開頭寫到，一個幽靈在歐洲游蕩，共產主義幽靈，今天的另外一個幽靈是全球化，在世界游蕩，中國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推動者，假如說沒有全球化，我們的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不可能像今天蓬勃的發展。假設不是全球化，我們對進口的7億噸礦石，去年不可能生產6.5億噸鋼，幾乎世界產量的一半。假如說不是全球化為我們輸入大量的科學技術制造工藝，我們去年不可能生產1800萬輛汽車，美國只有1100萬輛，總之，國內的經濟建設每一項重大的成就，沒有不跟全球化大背景有關，全球化又有負面的影響。他帶來新的科學技術使生產力成倍提高，但是就業率反比下降，例如近年來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很多企業以減人增效成為各企業奮斗目標，大型工業企業解雇人，不招人已經成為司空見慣的現象，我們每年增加1300萬人，就業問題怎么辦？這是放在黨和政府面前的大事，也是未來維穩的大事，怎么樣在生產力發展的背景下擴大就業率？各行各業各有見解。我以為不僅發展知識密集型企業，也要發展高科技與勞動密集型發展的道路是可行之路。

最近媒體報道，現在美國西海岸落成的標志性建筑，和東安的自由女神媲美，舊金山大橋主塔已經由振華港機公司完成，2013年通車了，這個項目難度極高，鋼塔7萬噸，鋼板比現在的航空母艦鋼板厚，每天要保證通過30萬輛車，日本的著名的重工三陵重工跟老美開過無數次會議，但是最后沒有給他，這個項目給了從來沒有做過鋼橋的上海重工，什么原因？第一老美看上了這個企業有7500名電焊工，迄今為止世界的所有大型鋼，離不開手工，在全國工程，需要大量的焊工。美國人對電焊工要求非常高，我們派了2000多名焊工，這也是不得不把這樣大量鋼構產品交給上海振華重工生產的原因。中國勞動密度就業程度不是全是壞事，勞動密集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轉換為優勢，因為我們的活有不少活必須用勞動力密集才能干成，當然要的不是普通的勞動力，必須在勞動力當中注入高新技術。

多年來應該抓技能培訓，對于企業來說要承擔起來培訓任務，2009年我們曾派出200名電焊工到歐洲執行任務，一個月對方把歐洲電焊工全部解聘，改為全部用中國人，在手工業方面，無論在日美歐中國的電焊工永遠是第一。最近報紙上傳到某些地方缺少工力，要具體分析，關鍵是給了錢太少，要知道，一個月只給1000多元錢，又是背井離鄉，不會有人做了?？傊覀兝萌蚧?，把劣勢轉化為優勢，繼續大踏步走出去，把偉大祖國建設成為又大又強又好。

邱震海：他用了自己的振華企業的公司，焊工的例子，外國大型企業用中國的電焊工，坦率說你做得比較低端，由外國公司委派您的訂單，一個企業如果沒有自己的知識產權，沒有長久，您難道滿足于以后永遠100個技術工人？當然您說錢少，民工不回來，遇到了劉易斯拐點，工作招人，一個國家沒有創新，難道您就心甘情愿，長期您的企業只是做焊工嗎？

管彤賢：這個問題非常好，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的企業，沒有讓我談創新，如果談創新，我可以說上海振華在世界可以擺得出去，要不然怎么走向76個國家，所有你們到過的所有碼頭都有中國的產品。

邱震海：是傳統中國加工還是什么？未來我們做品牌的領先者，中國的知識產權涉及到經濟結構的調整，所有的您知道現在西方國家，發達國家里面服務產業要占到70%，80%，我們只有30%。

管彤賢：我們今天的國民經濟一個人的平均只有4、5000美元，我們怎么跟15萬美元比？如果比保證餓死，因為發展了高技術以后，這么多就業怎么樣？要吃飯？現在某些人的觀點，把高技術抬得這么高。

邱震海：我現在問你一個問題，解決700個焊工的就業問題，能不能創造出自主產品？這是兩個概念，能夠吻合嗎？

管彤賢：樸素的焊工不行，要高技術，放在各個行業，全世界有很多行非求中國不可。

邱震海：這還是加工？不是創新。

管彤賢：我始終不贊成，什么叫做加工，什么是創新？加工就是創新。今天有幾億人就業，要吃飯。

邱震海：馮總是愛國者，他是所有在場的人員當中最年輕的一位。

馮軍：我覺得主持人特別壞，故意逗我們中國的制造業，走出去來說叫行行出狀元，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傳統制造業走出去都是對的，這么大的市場不做白不做，并不矛盾。我的觀點應該有兩個非常鮮明，第一個觀點就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模式必須創新了，先說第一個觀點，要學習的榜樣提出簡單，就學學世博會，學學奧運會，學學達沃斯，他們是怎么走到中國來的？走到全世界受到歡迎，特別簡單，團結了各行各業優秀的運動員，和全世界城市一起談共贏，跟北京、倫敦、漢城談共贏，斯瓦布團結了世界500強精英，和天津和大連談共贏，最后大連很歡迎他們，天津也很歡迎他們，競爭起來了。世博會也一樣，團結了全世界各個國家，跟上海共贏，跟日本的哪個城市談共贏，跟下一個世博會城市漢城談共贏，所以中國的企業原來走出去全是單打獨斗，我們為什么不把中國企業團結起來？一起跟正在危機之中歐洲，發達國家的重點城市跟他們談共贏，因為這些優秀的中國品牌走到哪里會給哪里增加高端就業，給哪里增加稅收，過去走出去的企業來說往往爭議比較多，因為很多不是通過正規的途徑走出去的，所以給海外留下了不太好的印象，好象不太交稅，而且打黑工，導致人家反感，但是中國現在有各行各業優秀企業想著走出去，但是反而遇到了困難，因為單個和他們談的時候，特別是發達國家大使館談判的時候，完全處于不平等定位，人家不知道你是好人還是不好人，沒有團隊效應，走出去首先應該創新，團結起中國各行各業優秀企業，一起到全世界談共贏，這樣結果完全不一樣。

我特別認同劉長樂主席的觀點，就是對全球經濟的未來是非常悲觀的，我也悲觀的，原因很簡單，因為西方束縛了這么多年了，現在全世界在周六在一起談工作，談創新，我估計只有我們中國人，這么勤勞的中國人而絕大部分都是好人，想干好事，以知識產權，以正面的方式走出去，這些企業的崛起必然讓偷懶的人肯定生意不好做，很必然的，是全人類優勢劣態的過程，但是以強勢收購別人的資源，出現了一個中國威脅論，那種方式不太對，越是全球悲觀的情況下我們越要謹慎，建議在海外建中國在海外的辦事處，投資非常謹慎，前期建辦事處派兩個同事去，當地派優秀的人，在海外有中國的品牌，初期把品牌進入到當地市場消費者心智當中。

我的第二個觀點是，再過20年后看今天，凡是在這兩年，在2012年前后走出去的中國品牌，有可能進入良性循環狀態，因為越走出去，正好在經濟危機之中的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現在他們都想降低成本，但是不想降低生活水準，所以都想買中國貨，但是糟糕的是沒有品牌不敢買，在這1、2年走出去的中國品牌，反而有可能成為大腦皮層上第一個心智，成為阿姆斯特朗，成為中國一小步，反而是中國品牌的一大步。我們認為這件事真的不能交給國家完成這個任務，作為工商聯他們服務納稅人，所以無法甄別，奧運在各行各業就選一家，這個時候來說，一旦被選中的人壓力很大，一旦出了問題，奧運就會把他清除出去，莫斯科奧運會的時候，那個時候有多少家合作伙伴？很多人沒有猜到，有9000家，所以奧運根本不值錢，跟中國制造一點都不值錢，但是薩馬蘭奇上來了以后做了改革，把9000家合作伙伴降低到了60家，在走出國際的時候，美國大意了，而VIST通過國際化徹底把美國運通打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