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與人心

2011年10月12日 04:08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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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6點，69歲的西姆斯(Christopher Sims)被他夫人搖醒。那是個來自瑞典的電話。他套上深藍色的襯衣，只系了腰間兩顆紐扣。一臉輕松的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被帶到洋房外，在門前的南瓜盆景前，攝影師已經準備好拍照。

二十多年前的同事薩金特(Thomas Sargent)，在紐約大學任教，今年秋季也到普林斯頓訪學，美國時間10月10日一早，他錯過了瑞典現場的頒獎詞。堅持晨起的薩金特說，“西姆斯獲獎我毫不意外，我自己獲獎卻很吃驚。

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獎發布會上，瑞典皇家科學院發言人說，兩位宏觀經濟研究者的獲獎理由是“對宏觀經濟中因果關系的實證研究”。比如，利息變化對通脹和增長的影響，貨幣政策、預算調整與就業、價格等指標的關系。

兩人近40年的學術生涯，“雖然各自獨立研究，卻是互補的”，他們都試圖建造數學模型，檢驗真實世界經濟運行的變量，更重要的是，關注公眾對經濟政策的自我預期和反應。

“我的理論并不能直接解決現實。”西姆斯說。但他們的經濟哲學逐漸為世人所知，在華爾街的示威人潮里，在歐洲的中央銀行，乃至中國東南部的工廠內外，人心可能取決于對數字起伏的解釋。

政策與人心

1970至1980年代，美國在經濟危機后，發生過一輪滯脹，就業率低落，銀行破產，政府曾猶豫是否刺激經濟。西姆斯和薩金特同在明尼蘇達大學經濟系任教。“理性預期”學派正讓經濟研究翻天覆地。畢業于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博士薩金特，成為學派的中堅人物。

他的哈佛同窗西姆斯，研究前提與之類似，他對數學模型是否可以預知政策效果，正進行一系列的演算。薩金特曾對一家學術期刊說，西姆斯是當時關系最好的兩位同事之一，伴隨他最好的研究時光，盡管雙方觀點經常不同。

過去凱恩斯的追隨者認為，政府政策是為了解決市場的不均衡。而新的觀念是，市場中的個人具有的理性預期和他們的反應，會改變經濟政策的效果。而政府決策往往遠離個人。

2010年從紐約大學畢業的朱勝豪博士，此時剛剛在中國廣東的一個農村出生，30多年后，他第一次聽到西姆斯演講，薩金特一直坐在臺下，多次對老同事發問。“他們在我的研究生教科書里鼎鼎大名。”朱對本報記者說。

與朱經歷類似的經濟學學生，遍布美國、歐洲和發展中國家。1999年朱進入北京大學的第一堂課，從美國芝加哥大學畢業的老師，即發放了薩金特所著的《宏觀經濟學理論》，這本1979年初印的書，如今仍在全球研究生課程中使用。

薩金特在前言中寫道，“開始寫這本書時，我還是一個堅定的凱恩斯主義者，我相信為了使經濟免受商業周期之苦，有必要運用貨幣和財政政策，而且確信貨幣和財政政策所具備的力量。

“理性預期”學派先驅約翰·穆斯，薩金特一些論文的合作者羅伯特·盧卡斯，經過近20年的研究，都認為理性預期理論動搖了對政府救市能力的信念，“但是還不足以完全推翻它”

與西姆斯如今獲獎的基于向量自回歸的檢驗模型類似，薩金特們也希望了解歷史各個時期政府決策重大經濟政策后，帶來的真實影響。他甚至關注過中國清朝政府和美國政府的白銀買賣。

一位中國排名前列的經濟學院副院長說，諾貝爾獎評委會選擇兩位宏觀經濟學學院派大師，暗示我們，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取決于制定者和接受者雙方是否存在“共識”

現在新加坡任教的朱勝豪說，政府過去制定政策時，往往按照經濟運行的經驗數據評估。應該考慮到民眾個體的反應會影響政策效果。

西姆斯在1986年對薩金特的研究進行了綜述，“他研究了一系列歷史性的經濟政策變動。避免了僅僅用歷史數據研究重大政策時，往往建立在易碎的假設上。”他運用這些理論，又進一步驗證了自己的假設，認為這是許多經濟政策反復的原因。

繼續自己的課堂

薩金特本世紀出版的著作，繼續偏重于對模型工具的修正，以及對歷史數據的分析整理，他在2007年至2009年擔任權威的美國經濟學會(AEA)主席，而筆耕不輟的西姆斯則將在2012年上任。

在經濟學界看來，兩位在上世紀風靡的學者獲獎，標志著諾貝爾經濟學獎在過去幾年青睞一些新興學者后，再次回歸到所謂“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那群人。

薩金特和西姆斯的研究，很大程度要依靠數學工具。香港科技大學教師王鵬，研究方向與西姆斯接近，在紐約的導師之一是薩金特。“薩金特口中的期望效用函數，不再是一個枯燥的條件期望數學表達式，而是一個栩栩如生的對人的刻畫。”王鵬對本報記者說。

他們似乎不為名聲所累。在面對學生時，薩金特和西姆斯都被認為相當和善。西姆斯的系主任說，他是最和善的市民；他的學生路易斯則說，西姆斯教授十分體貼。

在紐約大學，薩金特和夫人組織一個論文研討小組，他負責學術，夫人會提供食品飲料，用自家的爐子烤制Muffin蛋糕。王鵬記得，這幾乎風雨無阻，地點在商學院7樓的教室，有時在薩金特自己家中。

朱勝豪參加過幾十次小組。他第一次被挑中上臺發言時，薩金特指出了他發言語法中的單復數錯誤。博士第三年，朱勝豪撰寫了一篇論文，希望薩金特予以指導。朱沒想到的是，薩金特給了他“幾乎一個小時。這只是日常請教，但薩金特堅持用正式的答辯形式”

薩金特早年曾有兩年的兵役生涯，至今即便出差在外，也要到酒店的健身房鍛煉。“他其實非常嚴格，即便是研討小組，學生也不得無故缺席，還規定討論時不得胡亂引申。”王鵬記得，在找工作的那個學期，薩金特把所有學生組織起來，一個個進行模擬面試。

希望在美國尋找教職的朱勝豪，一天接到薩金特的郵件，要他去自己辦公室談話。中國學生一時心里沒底。

“薩金特說在美國工作，我的英語要提高，他把一個英語口語班資料發給我，替我付了幾百美元學費，他還要求我回家后也不準和同屋說漢語。”朱對本報記者說。

一次圍繞他學術思想的采訪中，薩金特曾回憶與西姆斯同在明尼蘇達的經歷說，我們那時最寶貴的財富是一批學生，然后他羅列了幾乎20個名字。他們始終繼續著自己的課堂。

一位博士畢業于哈佛大學經濟系的中國經濟學者認為，西姆斯是最偉大的活著的宏觀經濟學家。薩金特一派的多人已經獲獎，他被認為抓住了最后的獲獎契機。

二人并未馬上慶祝。諾貝爾頒獎發布時，薩金特正在趕往學校，錯過了電話，早上他有一堂宏觀經濟理論的研究生課程；西姆斯接受拍攝后，繼續到學校為30多位學生講授貨幣和銀行課程。

教室里沒有人滿為患，學生們鼓掌后，課程如常開始，他們握著粉筆，一頓一劃地在黑板上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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