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救市先要信息透明

2011年10月17日 01:06
來源：投資者報

0人參與0條評論

今年4月以來，溫州不斷有涉高利貸老板因資金鏈斷裂出逃。從江南皮革的董事長黃鶴開始，有統計的“跑路老板”已有數十位，甚至有涉案老板跳樓自殺的極端事件發生。但此類案件的具體案情，非但未見詳細披露，卻反而成為官方重點遮掩的信息。

從已被媒體披露的信息來看，不少跑路老板的涉案金額過億甚至過10億。而據央行溫州中心支行在今年7月發布的《溫州民間借貸市場報告》顯示，溫州民間借貸市場規模達1100億元，有89%的家庭或個人、59%的企業參與。溫州官方文件也證實，當地民間借貸規模占民間資本總量的六分之一，相當于溫州全市銀行貸款規模的五分之一。

另據中金公司近日發布的研究報告估計，全國范圍內的民間借貸2011年中期同比增長38%至3.8萬億元，相當于銀行總貸款的7%。

如此高規模的民間借貸究竟有多少處于風險之中，我們無從得知，官方只是一再強調“出問題的只是少數”。的確，溫州失蹤的高利貸涉案老板只是數十位，相比參與放貸的企業數量的確是少數，但我們相信，問題并不止于這數十位老板，溫州的困局只是全國民間借貸危機的冰山一角。

從各級政府對溫州民間借貸危機的重視上，我們可以猜測出問題的嚴重程度。國慶節期間溫家寶總理親赴溫州調研并發布指示、浙江省和溫州市兩級政府近日迅速出臺各種對策、其他高利貸市場繁榮省份對民間借貸大戶的監控，都預示著問題的普遍和嚴重。

從溫州民間借貸危機的全面爆發，到出臺各種救市的“組合拳”，也就一兩個月的時間。政府就像一臺救火車，在危機面前總是異常“高效”，但這種高效我們似曾相識——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中央政府也是迅速重拳出擊，積極救市。但是，如今暴露出的各種新危機，正是當年倉猝救市留下的后遺癥。

為應對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央政府發布了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主要手段是擴大信貸規模和投資)，大量資本流向低效部門和虛擬經濟，泛濫的流動性帶來了物價飛漲和房地產價格泡沫，致使政府不得不“緊貨幣”應對20通脹。而銀行的體制決定了貨幣的歧視性流向——寬松貨幣的得益者是政府投資項目和大型企業，緊縮貨幣的受害者是私營經濟和中小企業。

短時間內貨幣政策一松一緊，加上居民存款的負利率化，導致高利貸市場在短期內急劇繁榮——缺錢的中小企業為了渡過難關不惜成本地從民間融資，回報無門的居民存款流向風險極高的高利貸市場。

其實，民間借貸的潛在風險早已暴露，但有關部門卻視而不見。今年上半年，本報記者在河南一些中小城市進行調查時，同樣看到了大量小額貸款擔保公司在從事高利貸業務。而當記者向當地銀監局、央行駐地機構等地方金融管理部門詢問此事時，這些部門卻都互相推諉，避而不談。

另據本報記者調查，江浙地區的民間借貸危機，還可能引發更大的系統性風險。在高利貸的巨額回報下(最高的民間借貸年利率竟達180%)，普通民眾大量參與其中，不少人把房屋重新估值質押給銀行套取資金用于放貸，更有甚者，將已經質押給銀行的房產，二次質押給高利貸放貸者獲取資金。

將房產價值和高利貸生意捆綁在一起，是基于房地產價格不降和房產方便變現這兩種假設，但是，房地產調控政策正讓這兩種假設成為泡影——限購不僅讓房價有下降的風險，而且限制了房屋的變現能力。這樣看來，一旦高利貸的系統出現風險，就會引發房地產市場的系統風險，最終會將銀行牽涉其中，形成更大的金融風險。

溫州幾十個高利貸老板跑路事件，并非區域性、偶發性的危機，它很有可能是全國性、系統性民間借貸風險的前兆。金融市場的管制已經造成利率價格的雙軌制，并在現實中形成體制內的低廉資金成本和民間的高利率市場，在這種背景下，不乏掌握體制內資源的利益群體，利用其優勢獲取高利貸市場的暴利。

如果金融體制的市場化問題不能夠解決，造成高利貸危機的深層次問題得不到正視，民間金融的后續問題得不到暴露，政府就倉猝地出臺救市政策，很容易掩蓋問題的本質，錯過從根源上治理問題的良機。

在這一點上，歐債危機的處理方法值得借鑒。自希臘債務危機爆發以來，盡管歐洲不少國家面臨破產風險，但“救還是不救”的問題卻被反復討論達一年之久，不斷有信用評級和研究機構對各國的債務風險進行量化調查和研究，讓人們在足夠透明的信息下參與決策。

處理溫州民間債務危機，同樣需要詳細的調查研究，需要在開放和透明的環境下，謹慎決策。如果在信息閉塞的背景下急于救市，再聯想到此前風傳的溫州大量公務員參與放高利貸，不明就里的人，還以為這是在救官員的財產和政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