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長無須傾力確保市場自有內生驅動

2011年11月15日 15:54
來源：《財經》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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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經濟數據陸續出爐，宏觀調控又到微妙時刻。

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和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增幅雙雙下滑，通脹之憂暫時得以緩解。與此同時，出口增速、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房地產投資、鋼鐵需求量等數據的相對“疲軟”，讓人對增長放緩的擔憂再起。與此相對應，預判乃至呼吁放寬宏調之聲亦漸次響亮，決策層似乎又到了拿捏踩剎車與踩油門藝術的兩難時刻。

若論“治大國如烹小鮮”，宏觀調控則不宜頻頻更張。越來越多跡象表明，宏調有越來越精細化、越來越動態化的趨勢，而這并不意味著調控技藝之嫻熟，反而凸顯了我們對市場的不信任，以及面對市場自發規律的力不從心。尤其是這種對增長速度的“斤斤計較”，很容易讓我們忽視那些真正推動增長的關鍵因素。

無論過去還是未來，考慮到種種結構性內生動力，中國無需擔憂增長速度問題：身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身處工業化、城市化高速進程中，擁有巨額貿易順差和高儲蓄率，在全球分工格局中繼續占有有利位置，全社會關于發展有高度共識，等等。

凡此種種，足以保證中國在較長時段內享有令世人“艷羨”的高速增長。“十一五”期間中國經濟的表現已證明了這一點：原來確定年均GDP增速為7.5%，最終實現的增速為11.2%，大大超出預定目標。

為給各級政府“GDP崇拜”降溫，并為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型預留足夠空間，“十二五”規劃主動下調目標，確定年均GDP增長目標為7%。以此為基準，考慮到經濟運行必然存在的周期性起伏，有些年份增長率低于7%亦屬正常。

而現實的情形卻是，7%成為必不能破的鐵底，8%乃至9%才是心照不宣的基準線。動輒見諸媒體的“保八”之說，更強化了人們這種心理預期。由此，在經歷了價格雙軌制之后，我們迎來GDP目標的雙軌制。

細看此番經濟增速些微下滑，一個重要原因是此前靠天量流動性釋放推高的增長不可持續。如今增速回落，應視為幸事，應爭取實現所謂“軟著陸”，這正是強力刺激政策順勢退出、市場自有功能逐步恢復的好時機，何以反被引以為憂？

到底是什么令我們對經濟增長的風吹草動如此謹慎恐懼？一個容易達成共識的標準答案是，增長關乎就業，進而關乎穩定。這有一定道理，但綜觀歷史，相較于低增長，宏觀經濟在大熱大冷之間的劇烈起伏，對就業形勢為害更巨：經濟過熱時造就的高就業率與高薪酬水平，在經濟“硬著陸”時會變得難以收拾。

就中國情形而言，經濟趨冷很少因為市場自身信心不足，而往往是因為經濟大熱之后政府“重手”調控。而經濟大熱的推手，往往始于每個五年計劃或規劃開局之年，以及各級政府換屆之后的投資飆升。

因此，在呼吁公眾增加對通脹容忍度的同時，更應吁請各級政府提升對穩速增長的容忍度，克制自己主動出手“翻云覆雨”的沖動，從而減少因政策大進大出而導致的經濟大熱大冷，大起大落。

如果不再汲汲于助推增長，換個角度看問題則不難發現，硬幣的另一面即是如何為增長減負或清障。在這個問題上，歷史經驗早已給出了清晰的答案：通過種種結構性改革提升制度供給能力，從而進一步釋放中國經濟增長的內在潛力，而潛力之源在于市場。

跳出中國看全球，此次歐美經濟遇困也再次表明，決定經濟增長長期趨勢的更主要是結構性而非周期性因素，因此在諸如產業競爭力缺失、福利水平超越生產率、赤字財政難以為繼、教育投資不足、基礎設施有待更新等結構性問題得到解決之前，靠旨在熨平經濟周期的操控流動性松緊的技術性舉措，根本無助于扭轉相關經濟體的增長頹勢，反而容易導致其陷入滯脹的泥淖。

中國的情形亦復如是。今年溫州的金融亂象表明，民營經濟陷入困境不完全因為流動性偏緊，而更主要是因“國進民退”等制度性壁壘導致民間投資領域匱乏，進而導致民營資本去產業化，并在逐利本性驅動下直逼金融灰色區域。在此背景下，不進行結構性改革，而僅頭痛醫頭地放松流動性，更像是為高利貸雪中送炭或火上澆油，無助于實體經濟的結構優化。

推而廣之，整個中國在30多年的經濟改革后，雖然不盡如人意，但市場經濟體系畢竟已初具規模，如何發揮市場本身的作用，更值得我們深思之、力行之。

市場已在那里，增長就在那里。政策再強大，終究是外因，市場不完善，也有驅動力。面對經濟起伏，相關部門應以平常心待之，擺脫患得患失進退失據的心態，主動順應市場規律民間期望，努力清除影響增長的制度壁壘。在一個制度供給充分的環境里，增長必然是真實且可持續的，無須確保，亦無須尋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