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小年：從來沒有什么救世主(2)

2011年11月28日 15:58
來源：《從來沒有救世主》作者：許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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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之重，重在法制

世界歷史上曾多次出現過這樣的時期，特別是在大動蕩和大災難之后，例如1930年代的大蕭條、1990年代蘇聯的解體，以及這次國際金融危機。

在西方，當一場漫天大火行將毀掉大廈時，驚恐的居民將安全的希望寄托在消防隊身上，為了避免滅頂之災，人們愿意或者不得不放棄更多的個人自由和權力，讓政府扮演救世主的角色。

然而，這個世界上沒有免費得午餐，撲滅大火之后，消防隊并不想退出歷史舞臺，借口災后重建以及防止悲劇的重演，他們得以保持強勢的地位，繼續干預社會的正常經濟活動。

在轉型中，舊體制倒塌了，新體制卻不能立即建立起來，經濟的萎縮和社會的失序喚起人們對往日的回憶，政治家們如俄國的普京利用民眾對現實的不滿，對內加進控制經濟和社會，對外高調與西方對抗，試圖重建集權專制之路。這是一條危險的道路，但似乎又是經濟和社會轉型的必經之路。

俄羅斯人可以在一夜之間打碎舊的中央計劃體制，卻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建立新的法制體系，可見轉型之難，不在于打破舊體系，而在于建立新制度。市場的有效運行離不開制度的支持。市場經濟以自愿的交易為基礎，交易即產權的交換，交易順利完成的前提是產權的界定和保護。若無產權保護，市場就有可能變成戰場，搶劫和欺騙將取代互利的計算，成為配置支援的主要方式。

若想防止暴力配置資源，社會必須保護產權和保證契約的執行，這就需要一個完善的法律體系。法律的作用是懲罰侵權者和違約者。

法律如同核武器，并不天天使用，也沒有必要天天使用，法律通過威懾也就是預期違約成本阻止違約的企圖，法律系統自身的公信力因此就格外重要。

紙面上的法律條文是否嚴謹，立法和執法者的態度是否虔誠，承諾是否莊重，對法治的公信力沒有實質性影響，決定公信力的是法律系統與政府的關系，以及公眾的權利和法治意識。為了保證公正性，法律系統必須獨立，既對于政府，亦獨立于公眾，政府不得干預司法程序，民情輿論亦不得影響法庭判決。

公眾的權利意識和法制意識是法治的基礎，公眾要懂得依法捍衛自己的權利，抵制政府及其他社會集團對自己權利的侵犯。公眾的法治意識越強，從人治到法治的社會轉型就越快。

從市場經濟和法治的關系看問題，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俄羅斯“大爆炸”式改革的短期結果是產出的下降和腐敗的盛行，原因不在于私有化，而在于法治體系和法治觀念的缺失。以德意志為例，1848年的革命動搖了保守的普魯士專制王權，1862年俾斯麥出任宰相，以鐵血手段，重建國王政府權威，并通過戰爭建立了德意志帝國。

在俾斯麥的領帶下，統一的德國很快崛起成為新的世界強權，同時也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埋下了伏筆。1918年德國戰敗，孱弱的魏瑪共和國內外交困，局勢的動蕩和經濟的蕭條使德意志民族再一次將希望寄托在強人身上。強人確實出現了，希特勒趁機攫取了政權，在短時間里扭轉了局面，德國經濟復蘇，國際地位迅速提升，希特勒隨機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二戰之后，德意志民族如夢方醒，痛定思痛，徹底拋棄了權威主義的“德意志道路”，轉向以個人自由和權利為基礎的憲政民主制度，以及適應個人自由和權利的市場經濟，至此方完成了長達一百多年的現代化轉型。與其他國家轉型經濟不同，中國以保持現有社會和政治結構基本不變為前提，在經濟層面上推進有限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場化的改革，市場發揮了配置資源的作用，私有制對創新和勤勉工作產生了強大的激勵。漸進式的改革保證了社會和經濟的穩定，穩定的環境帶來穩定的預期，資產所有者選擇持續經營而不是出售套現，中國經濟得以高速增長，避免了預期劇烈波動引起的產出收縮。

“可持續的增長”是靠制度而不是規劃

政府作為現有規則的執行者和現有秩序的維護者，發揮著更多的只能，但由于缺少制約，政府不斷地延伸和擴大其職能，越來越多地參與和干預經濟活動，逐漸轉變成為有著自己利益訴求的規則執行者和秩序維護者。也就是通常所講的親自下場踢球的裁判。裁判捅過管制和審批“造租”(Rent-making),然后在市場上尋租(Rentseeking)套現。利益使然，裁判已失去了繼續改革的動力，半管制半市場的現狀是最理想的，深化和擴大市場改革會削弱造租潛力，他也不想退回計劃經濟，因為那可能意味著失去套現的場所--將權力轉化為金錢的場所。

另一方面，民眾對改革的失望也日漸增加。與經濟繁榮并存的是機會的嚴重不均，貪污腐敗盛行，收入兩極分化。當基尼系數從改革開放初期的0.24上升到接近0.5時，民眾開始質疑“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懷念共同貧窮的計劃經濟年代，寄希望于一個強勢的政府，以壓迫性的手段“替天行道”，“劫富濟貧”，實現較為平均的收入分配。

一些人當然也看到了，正是由于裁判員下場踢球，“尋租”的暴利富了一批官員和商人，造成收入分配惡化，對策應該是政府退出經濟而不是更多的干預。

但對策為什么沒有被采納呢？常識告訴人們，政府退出經濟將是一個艱難和長期的過程，而強化政府的干預往往可收立竿見影之效。

這樣的社會成本-效益分析已固化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在過去的兩千年中，對明君清官的期盼一直是民眾生活勇氣的源泉，對于現代社會的個人權利以及保護個人權利的法治，他們如此陌生，以至于習慣性地將自己的命運交給政府。

中國也遭遇了轉型的內在不協調性，經濟已經市場化或半市場化了，支持市場運行的制度以及作為這些制度基礎的社會觀念仍然停留在舊時代。

轉型經濟陷入一個令人尷尬、但看上去又相當穩定的納什均衡。無論多么穩定，這均衡注定要被打破。

社會已形成多遠的經濟利益格局，在缺少公平的利益博弈平臺和博弈規則的情況下，人們只能靠現存集權體制調解多元里可以沖突，若調解失敗則繼之以強力壓制，長期積累的矛盾最終可能以極端的方式爆發。

當若政府以“國家整體利益的維護者”自居，一方面為資方平息勞工風潮，實行國內市場的關稅保護，鼓勵和支持大企業組織，提高壟斷程度和壟斷利潤，另一方面，政府為工人建立包括醫療、工傷、福利在內的全面社會保障體系，緩和社會矛盾。

兩面討好的政策需要物質基礎，政府必須保證經濟的持續增長，拿出更大的蛋糕，才能使勞資雙方都感到滿意。當國內市場無法支持經濟增長時，對外擴張便是唯一的出路，民族主義自然成為堂皇旗幟。

除了外部沖突，內部社會矛盾的激化也可能引發現有均衡的偏離。作為利益仲裁者和秩序維護者，官僚精英階層不僅掌握了物質與金融資源，而且擁有制定游戲規則的權利，他們必然要李彤所有這些優勢，在市場經濟的三方博弈中，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這就不可避免地要傷害消費者和企業的權利，破壞社會公平，從而喪失自身的公信力。消費者和企業這時會要求在制定規則上擁有更大的發言權，要求限制政府的權利，加強對政府的監督。

為了維持現有均衡，緩和消費者和企業的不滿，政府同樣有著強烈的發展經濟的沖動，只有不斷地做大蛋糕，才能在保證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后，仍有剩余分配給消費者和企業，實現“有人收益而無人受損”的帕累托改進。

在政府主導的轉型中，對高增長的偏好是這個體系內在邏輯的必然結果，但政府推動經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現有的均衡因此也不具備可持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