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雙寧：應時刻把風險監管放第一位

2011年12月03日 10:22
來源：鳳凰網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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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光大集團董事長唐雙寧

鳳凰網財經訊第六屆21世紀亞洲金融年會12月3日在北京舉行。中國光大集團董事長唐雙寧出席年會并演講。

他指出，無論何種階段和何種模式，都必須始終把防范風險放在第一位——在“市場準入”中把風險監管的關口前移，在第市場行為監管”中主要是盯住風險，在不得已的“市場退出”中也要注重本體風險、連帶風險和后移風險的綜合權衡，維護消費者的合法利益。

以下為演講實錄：

唐雙寧:尼克松講過一句話，永遠不要回頭，永遠不要把時間浪費在無法挽回的往事上面。尼克松的本意是在鼓勵人們前進。但尼克松某種意義上也正因不注重回頭反思而跌了跟頭。記不清是哪一位哲人講過相反的話，"用腦走路比用腳更快"，"回頭看看自己的腳印可以知道下一步該如何去邁"。那么，根據今天論壇的主題，我想先回顧一下中國金融監管經歷的三個階段。

首先，讓我們給金融監管下一個定義，這個定義就是，金融監管是一個國家的金融監管當局根據法律法規對金融機構的經營進行監督管理的行為。如果這個定義成立的話，那么，應該說在1984年以前，中國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金融監管，因為當時沒有金融監管當局和監管對象，也沒有監管法規，當時就一家中國人民銀行，它既是中央銀行，又是商業銀行。所以現代意義上的金融監管也就無從談起。

從1984年到1993年，應該算是中國金融監管的起步階段。這一期間，中國的經濟模式是計劃經濟為主，經濟工作目標是速度為主，經濟增長方式是粗放型為主。這些反映到金融工作中，金融工作以貨幣政策為主，貨幣政策以控制貸款規模為主，金融監管開始起步，但總體處于從屬地位。

1993年由于出現泡沫經濟，當時中央下發了"6號文件"，提出15條意見，其中12條是針對金融工作的。6號文件的主要精神是"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深化體制改革"，其實著力點主要是前兩句。從組織上，由當時的朱鎔基副總理兼任人民銀行行長；工作上，當時明確提出人民銀行要進行職能轉換，要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監管上來。自此到2003年，這一時期屬于金融監管的職能轉換和體制探索階段，人民銀行的工作重點開始轉向監管。1993到1997年期間的金融監管，主要是針對當時的泡沫經濟進行"救火"，在"救火"的過程中也開始考慮如何治本，即監管體制改革問題。1997年召開了第一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之后相繼推出一系列金融監管體制改革舉措，比如強化中國證監會職能。此前中國證監會是國務院證券委員會下屬的監管執行機構，1998年后將證券委職能劃入中國證監會并將其升格為正部級單位；還成立了中國保監會，把證券業、保險業的監管從人民銀行分離出去，人民銀行專司銀行業和信托業的監管。人民銀行從組織體制上，成立了若干個我們俗稱的大區分行，即將原來的30多家一級分行改制為9家一級分行和2家營管部，并在非一級分行所在地的其他省會城市成立省會中心支行和監管辦事處。對這項改革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因為當時這樣改的初衷是防止地方對金融的干預，但是這樣改存在兩個錯位。一個錯位是地方干預的是商業銀行貸款，但有貸款權的商業銀行沒改，工農中建的分行還是以省為單位設置，改的卻是沒有貸款權的人民銀行；另一個錯位是地方干預主要在縣市這一層面，但那次改的卻是省級分行，人行的地縣分支機構沒改,所以我認為這項改革是錯位了。當然錯位了名義上也不需要再改回來，因為大家多年來適應了，再改回來就亂套了。但必須肯定這項改革的初衷是要加強金融監管。

2003年又成立了中國銀監會，從此正式形成了"一行三會"體制，標志著中國的金融監管體制正式進入了分業監管階段。

中國的金融監管體制走到今天，現在看與中國金融業的發展階段總體上是適應的。但這種監管體制是否就完善了呢？也不盡然。一切都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我認為還要不斷與時俱進。過去實行人行大一統的監管，好處是職責明確，所有金融風險可以向人行一家問責，協調起來也方便；問題是隨著金融業的發展，只由人行一家監管力不從心。"一行三會"體制后，總體上監管力度加大，但協調成本也隨之加大，并且出現監管過度、監管滯后與監管真空。監管過度的結果是每段鐵路警察都對，但火車開不了；監管滯后的結果是火車已開，但警察跟不上；監管真空的結果是鐵路警察各管一段，但段與段之間出現一些幾不管地帶，比如地方金融、"準金融"、民間金融等，極易產生風險。"一行三會"體制需要在實踐中加以完善。

基于歷史的回顧，作為"過來人"，我對中國的金融監管有幾點認識和反思：

一、重新認識加強金融監管的重要性。全球金融危機后，中國金融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凸顯；抓住這個"戰略機遇期"發展中國金融業，成為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責任；但發展中國金融業如果沒有強有力的監管保障，將"走向反面"。只要金融機構和金融業務存在，金融監管就永遠不能放松；中國在當前的發展階段，金融監管尤需加強。

二、重新認識金融監管的從屬性。先有金融企業的發展，后有監管當局的監管。發展第一性，監管第二性。沒有金融企業的發展，也就沒有監管當局的監管。發展決定監管(有什么樣的發展模式就要求有什么樣的與之相適應的監管模式；發展到什么程度就要求監管到什么程度)。監管反作用于發展(監管引導、規范發展，服務于發展)。一定意義上講監管可以超前，但最終要接受是否適應金融業發展的檢驗。

三、重新認識監管體制的相對性。從功能上講，沒有絕對好的體制；從時間上講，沒有一成不變的體制；從空間上講，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體制。在監管體制設計上可以追求"理想",但不能也不可能"理想化"。

四、重新認識監管體制運動的規律性。境外監管體制大體三大類(混業、半混業、分業)，總體上多按"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規律運動，在"合"與"分"的運動中不斷強化。這種"合與分"的運動規律還在探索，這種"強化"也不是簡單的疊床架屋和不惜成本。

五、重新認識"風險監管"的首要性。金融監管就其過程來講大體包括三階段，即"市場準入監管"(包括機構的準入、業務的準入、人的準入即從業人員的任職資格)、"市場行為監管"(主要是現場檢查和非現場監管)和"市場退出監管"；就其監管方式的演進來講大體包括："規則主導的監管"(80年代及以前)、資本為本的監管(80年代中期)、"以風險為本的監管"(美國模式，90年代后期)和"原則性監管"(近年來的英國模式)。我認為無論何種階段和何種模式，都必須始終把防范風險放在第一位--在"市場準入"中把風險監管的關口前移，在"市場行為監管"中主要是盯住風險，在不得已的"市場退出"中也要注重本體風險、連帶風險和后移風險的綜合權衡，維護消費者的合法利益。

六、重新認識"內控監管"的本源性。"內控監管"即金融企業經營中防范風險的內在積極性。這種內在積極性通過一定的文化、體制、管理制度表現出來。內因是變化的依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所以，監管當局就要像保健醫生一樣幫助、督促金融機構建立起一套充足的、有效的內控機制。

七、重新認識監管悖論的永久性。監管悖論表現在控制風險要以金融發展為代價。要想一點沒風險，也就沒有金融發展；要發展就必然有一定的風險。因此，對"風險"要有一定的"容忍度"(比如不能奢望"零不良率")。

八、重新認識金融監管目標的適度性。金融監管的"度"在于八個方面的大體平衡：上邊能掌控、中間少推諉、下邊少出事、業務能發展、國際能融入、國情能適應、當前行得通、長遠有方向。當前特別要注意監管不足、監管過度與監管真空問題。

九、重新認識體制與人的互補性。現實中往往存在這種情況，同樣的體制，由于人不同而效果不同。反之亦然。因此，體制上的不盡人意之處需要人來彌補。監管不僅是技術，更是一門藝術。

十、重新認識中國金融監管與國際接軌的必要性、漸進性及與國情的適應性。由于經濟已經全球化，必然要求"書同文，車同軌"，必然要求中國的金融監管與國際接軌。國際金融同行在幾百年的實踐中也確實積累了許多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借鑒。但國外的月亮也不是都那么圓得不得了。我多年前曾同美國的監管高層有過一次對話，我說你們的監管體制就那么完美無缺嗎？我看不過是在歷史的"面盆"中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結果。他表示如果讓美國重新選擇，它也不會再選擇這樣的體制，主要原因是美聯儲、美國貨幣監理署OCC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等幾家監管部門的協調成本和效率問題。另外，美國不熱衷實施巴塞爾III實際也是考慮美國的"國情"。所以，接軌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應當走一步看一步，尤其要注重同中國國情的結合，防止南桔北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