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侄子：只有政治家才會說人民創造歷史

2012年01月16日 11:18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徐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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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鄧小平的侄子，但卻安貧樂道、埋首書山，精研國共關系史，“跟著事實走”，以一個學者的客觀、冷靜，超越了意識形態的局限性。

《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于2003年初版，2004年被《南方周末》評為“年度推薦圖書”，2011年，鄧野耗費9個月的時間修訂此書，刪繁就簡、厘清頭緒、提升學術水準，以一本40萬字的大部頭聚焦1944-1946年間的國共關系。

他創造性地打破了學界的舊有定式--即習慣以1945年8月日本投降為分界，將這段歷史劃分為戰時的中日民族問題和戰后的國共政治問題來考察。

在他看來，1944-1946年是國共關系一個相當完整的政治轉型期，其間有完備的政治形態、統一的歷史主題和連貫的發展線索。“國共兩個擁有各自武裝力量的合作政黨，談談打打，打打談談，主要通過政治談判的方式，協商如何將一黨訓政的國家政體，變為多黨聯合執政，這在國共關系的全部歷史記錄當中，是僅有的一次特殊的政治現象。

吸引他研究、講述這段歷史的還有此間中國政治舞臺的空前復雜，“這個歷史時段里影響中國政治走向的有5種力量--國共美蘇民盟，這段歷史復雜就復雜在這里，在此之前和之后都沒有這么多重力量，我就是要把這個復雜性寫出來。

他“跟著事實走”，“用利益解剖政治”，“像寫《紅樓夢》一樣，雜而不亂地交代背景、人物”，引領讀者跋涉于歷史的深水區，將中國歷史上罕有的一段兩黨角力、多元政治的歷史斷層呈現在讀者面前。

他的同事雷頤評介此書時，贊嘆“鄧野有一顆學者之心，最難得的是他以一個學者的客觀、冷靜，超越了意識形態的局限性”

鄧野的父親鄧墾是鄧小平的二弟，1935年加入共青團，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在延安擔任《解放日報》和《參考消息》的編輯。建國后歷任瀘州專署專員，重慶市、武漢市副市長，中共武漢市委書記，湖北省副省長、省人民政府顧問。

鄧野精研國共關系史，而這段歷史與中共黨史緊密勾連。

“一個紅二代能寫出怎樣客觀的國共政爭？”該書再版時特邀李占芾先生(金雁《再望蘇聯解體20年：從“東歐”到“新歐洲”》一書編輯)為責任編輯，李坦言，自己此先并沒有讀過該書初版版本，拿到修訂版書稿后，“說實話，剛開始讀時，完全是出于工作需要咬牙苦讀。讀著讀著，不但入了佳境，還不忍釋手起來，細細回味，竟如飲醇醪，口有余香，禁不住猛然擊節：也惟有鄧野這樣的紅二代才能寫出這樣高水平、有深度、有內幕、耐看如大片的佳作來！”

堅持下來做學問

如果不是出于對《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修訂本)的珍愛，鄧野先生恐怕也不會接受本刊專訪，這是他迄今為止惟一一次公開受訪。

“這是我寫的第一本書，也是到現在為止惟一的一本書”，這位58歲的社科院研究員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專業論文的寫作上，“游走在史料之間，活在精神世界里”是他的日常狀態，他習慣于四五個題目一起開工，家里資料攤得四處都是，“我的思維是跳躍式的，一會蹦到這里，一會跳到那里，想到哪里了就跑過去寫它幾筆……”

因為思維不集中，經常走神，他到現在沒敢學開車。見面前，問他的辦公室房間號碼，電話里他竟然答不上來。

很多人驚異于一個高干子弟竟能安貧樂道、埋首書山，他說自己其實也有過動搖。他用“堅持”來定義自己的治學歷程，1980年，剛剛大學畢業他就在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了，“一千字8塊錢”。1986年他的作品登上了《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會科學界的最高學術刊物啊，稿費是一千字25塊，編輯跟我講，這可是《毛選》的稿費標準，中國最高的稿費，當時我非常高興。

1980年代末，他到日本做訪問學者，“去的時候我是助理研究員，相當于講師，工資是多少呢，97塊人民幣。到到了日本，“被震了”，“日本那個時候人均GDP大概是兩萬五千美金，差多少啊，一二百倍！按照中國的說法，我還是高干家庭出來的，見過些世面，可人家一個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都那么高，我們差太遠了，沖擊非常大。

但他最終還是守在了書桌前，“因為有樂趣”

“如果在品質上沒有一個較大的全面提升，再版便是多余。”修訂《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時，他全心投入，“很多天整夜不能睡覺，早上爬起來就干，上午下午晚上連軸轉，把自己都寫興奮了。

還原歷史人物的豐富性、呈現歷史事件的多重性，是鄧野這部著作的一大特色。

從1980年代至今，他用史料說話，讓陳獨秀、傅作義、閻錫山、顧維鈞……從扁平、單一的歷史形象中走了出來，呈現大歷史格局下政治生態的波詭云譎、個人操守及命運的脆弱不定。

由于視角獨到，論述精當，他的論文竟然也從圈內熱到了圈外，2010年出版的論文集《民國的政治邏輯》，洋洋灑灑50萬字，照樣受到讀者追捧。

史觀超越史實

相比于對史料的占有和發掘，他更看重對資料的聯系、分析、深化。他寫文章所用的材料都是公開發表、出版的，“在學術圈看來，這些材料都是非常一般的。我主要側重論述，從一般的材料里提出不一般的問題，我的主要功夫花在這上面了。很多材料你孤立地看它不是個材料，但你把它跟別的東西聯系起來了，就是個材料、是個問題了。

他寫文章有個特點，每章寫完，都會作個小結，將核心內容高度濃縮精煉，“怎么把問題說得更透，把材料聯系起來，歸納得更集中更有條理，碰到這種問題我會比較興奮一點。復雜的東西我希望能用一兩句話說清楚、說透。”還有一個厲害的地方是，他分寸感極好，“能說清楚的一定要點到要害，暫時還不能說的，一個字也不多寫。

陳寅恪先生說，研究古人，應當“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這句話深深影響鄧野，“歷史無所不包，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等等，作為歷史的研究者不可能什么都研究，只能是在一個或幾個范圍內研究，最基本的是你研究哪個領域就要懂這一行，成為內行。你研究政治，要懂政治，才能看出政治的意義在哪里。

研究國共關系史，他需要剖析兩黨領袖人物的政治思維，理解他們的政治行為，“歷史的研究者與研究的對象，無論生活環境、社會地位，還是思想情感，往往存在巨大差異，在此條件下以己度人，難免發生偏差。

鄧野希望自己能夠不斷接近陳寅恪先生所說的那種“境界”，與筆下的研究對象跨時空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