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侄子：只有政治家才會說人民創造歷史(2)

2012年01月16日 11:18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徐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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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是我最好的老師。”他15歲時從武漢來到地處鄂西北的隨州(當時還稱隨縣)環潭鎮，扛起鋤頭拿起鐮刀當了將近兩年農民。這段接地氣的生活提供的精神力量滋養他至今，“什么困難都不怕，什么日子都沒有在農村的日子苦”。在農文革’中他學會了觀察社會觀察人，加深了對人和政治的認識，而“研究歷史無非就是研究歷史上的社會”

省城少年初到鄉下，背包里裝著18世紀英國小說、魯迅文集，聽到樣板戲中刁德一勸降沙奶奶，“我刁德一保你從此不缺米和柴……”

他心中生疑，“柴怎么能和米相提并論呢？”鄉下生活展開之后，他才知道“燃料的問題大極了”，“隊里的樹是不能砍的，要跑到很遠的野山里砍，砍了再挑回來，年紀小，砍柴沒力氣，挑也挑不了幾根，經常缺柴燒。

吃菜是另一大難題，種菜是技術含量較高的農活，知識青年們都不擅長，就著米飯吃米飯是常有的事兒。

他不愿意在回憶中放大這些苦難，在他看來，苦難的價值不在于回味，而在于觀察，“我們這一代人經歷都差不多，就看你能不能從中看出點什么東西，吸取點什么。

伯父鄧小平在“文革”中幾起幾落，每一次震蕩都會波及到整個家族，他的境況也是如此。“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近距離體驗‘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的滋味。這實在是一種殘酷的精神體驗。

“你采訪的時候可以問問他，很多搞社科研究的一輩子跳不出條條框框，像鄧野這樣的家庭出身更難，畢竟他的父輩就是親身參與歷史的，為什么他能跳出來？”雷頤先生對自己這位低調的老同事贊嘆不已。

或許，43年前湖北隨縣環潭鎮，那個站在老鄉院子門口的少年能夠給出答案：

他和幾個武漢知青回了趟省城，回來后發現自己所住的農舍被人撬開了門，老鄉把知青們所有的東西都拿光了。幾個少年到處敲門，問是誰干的，沒有一個人說，怎么查都查不出來。就算是跟他們住一個院的關系很好的老鄉，也不肯透露半個字。

“‘文革’是個反復的過程，翻來覆去，看到人的負面的東西太多。政治家們總愛說，人民是創造歷史的英雄，共產黨這么說，國民黨也這么說，吳伯雄到南京，題詞是‘人民最大’。事實上也只有政治家這么說，科學家不會這么說的。比如馬克思就沒有說過這樣的話，因為馬克思不是政治家，而是科學家。

著眼利益，觀察政治

人物周刊：你是因為何種機緣與民國史研究結緣的？是自己興趣所在，還是一些偶然因素？

鄧野：我從前對古代史有興趣。歷史系的學生主要課程就是兩個通史--中國通史，世界通史，從古到今。我自己從年輕到現在，有個比較好的習慣--自己給自己定目標，一段時間一定要完成什么，不斷定目標。

在大學上古代史的時候，我給自己規定，課程結束時要寫一篇關于古代史的論文。一般學生其實不要求寫論文的，只有畢業的時候才要做一個畢業論文。

但我自己定目標，《中國古代史》、《中國近代史》、《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每門課結束，我都寫。當時“五四以后”叫現代史，我也是自己規定要寫一篇，寫的是陳獨秀，寫完之后不久就要寫畢業論文了，我想剛剛寫完陳獨秀比較熟悉一點，干脆就再寫一個陳獨秀吧，省得找材料費事。后來就寫了《試論“五四以后期陳獨秀世界觀的轉變》作為畢業論文，這個寫了以后，我干脆就轉到現代史(研究)了。

人物周刊：作為一名歷史研究者，你如何看待民國史，這段歷史對于一個研究者而言具有什么樣的獨特性、吸引力，及挑戰性？

鄧野：現代史研究最早主要集中在黨史研究，做黨史有個環境始終解決不了，總是脫不開宣傳的性質在里面。民國史在“文革”之后才獨立出來，這方面研究自由一點，另外也沒什么大家，因為幾乎是個空白，很多基本的東西都不太知道，不像古代史，和老專家們差距太大了。

人物周刊：在你的論文集《民國的政治邏輯》一書序言中，你強調“政治邏與“學術”的分野，強調自己“自踏入中華民國史這一學術研究領域，至少在主觀上始終按照學術的本質”治學，因此自己的作品大都具有“原創意義”。你的治學原則是如何形成的？從什么時候養成這樣的自覺的？

鄧野：一般人學習或者研究歷史，都有個先入為主的印象，先前多多少少總有些這方面的宣傳或者教育。研究者也好，讀者也好，很多人的思想在那個圈子里繞不出來。我寫東西，不太受條條框框的約束，只跟事實走，這樣就比較容易突破。

從前大陸搞黨史是黨史材料怎么說，就怎么寫，臺灣學者一樣，國民黨材料怎么說就怎么寫，大陸這邊共產黨資料怎么樣則不管，各說各的。我的方法是跟著事實走，把國共兩方面的東西對照起來，兩方面的素材分量差不多，我尤其喜歡把一個相同的問題，國民黨怎么看的，共產黨又是怎么看的，放在一起，兩相對照。

一般人寫歷史往往難以擺脫傾向性，傾向于一個人好的時候，對他不好的東西或多或少總是要淡化一點，規避一點；傾向于寫不好的時候，對他好的東西也是淡化一點，避免一點。我是恰好相反，我要寫一個人，你一般的好我懶得寫，我要寫你最好的部分，同樣，你一般的壞我也懶得寫，我要寫你最壞的，我要把你最好的和最壞的擺在一起，一點也不回避。

人物周刊：《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一書中有很多有意思的歷史細節：中共與美國曾有過親密互動、蘇聯在國共之間有雙重利益需求、兩黨分別從意識形態敵人那里獲取道義支持，以及美國為在中國移植美式民主所作的努力等等，這些細節帶我們穿越歷史的深水區，接近真相，既興奮又感慨。

鄧野：1944-1946年間，中國政治舞臺上有5種力量--國共美蘇民盟，這段歷史復雜就復雜在這里，在此之前和之后都沒有這么多重力量。赫爾利之前美國沒有插手國共，馬歇爾走了之后美國就退出去了。蘇軍也是這一段進來，然后走了。同樣，民盟也是這一段起來，以后被解散了。我就是要把這個復雜關系寫出來。

從前很多人不會這么看問題，簡單地認為共產黨就是跟蘇聯一起的，國民黨就是靠美國的。政治有非常矛盾的地方。為什么呢，因為政治主要就是利益，而利益則是多種多樣、不斷變化的。尤其是局部性的利益，它不像總體的戰略性利益那樣比較穩定，局部性的利益其實是非常廣泛的。有時候大的戰略上不能建立利益關系，但是小的局部上可以建立利益關系。著眼于利益，跟著利益來研究，就可以把政治看得更清楚。

人物周刊：《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是民國史研究，也是共產黨、國民黨的兩黨黨史研究，你在寫作中用史實說話，摒棄了一些黨史研究者慣有的立場先行。從1980年代到現在，從你的親身經歷來看，你認為歷史研究的話語空間有怎樣的變化？你自己會因為語境的局限而自我審查，給自己限定邊界嗎？

鄧野：隨著時間推移，環境一點一點在松動，這本書2003年第一次出版時，我寫到政協會議閉幕以后，張治中舉辦一個招待會慶祝政協成功，同時歡迎江青到重慶，江青發言時就講了幾句廢話，“我到重慶是來拔牙的，牙拔完了，馬上就要回去。

審稿的時候就給我刪了，說很敏感，編輯還專門找我談了話，說萬一上邊要追究起來要惹麻煩什么的。這次再版我又把它寫進來，同一句話，當時還覺得敏感，現在完全沒什么。

這本書里還有些東西沒有說透，比如說四平決戰，真正的意義在哪里，我沒有說透，也許再過些年，可以把它說透。

人物周刊：不少讀者看完這本書，感到很悲傷，武力決定民主的形式，決定民主的實現，這是“民國的政治邏輯”，想聽聽你考察這段歷史時期的個人感受。

鄧野：(笑)我們搞歷史的只往后看，不往前看。我只管把這個歷史寫出來，至于產生什么作用，我不管。

(實習記者喬芊、張森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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