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小平南方談話20周年：國企改革如何?過深水區

2012年01月20日 02:39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作者：張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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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要在國家層面有較好的“頂層設計”，對國有資產的管理、國企經營者的薪酬設計以及國有管理工作人員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制定較好的改革措施；完善國企治理結構，引進外部獨立董事和中立人員；涉及壟斷行業的改革雖步履艱難，但只有改革才能提高國企效率 ]

距離1992年的那個春天已經20年，但在世界經濟迷霧重重、國內改革正待攻堅的今天，鄧小平的南方談話依然在發揮著推動經濟改革與社會進步的作用。

負責鄧小平南方之行的接待工作、時任廣東省委副秘書長的陳開枝在談及此次南方之行的歷史意義時，曾這樣比喻：小平南方談話等于是一個已經退役的老船長，當看著船的方向搖擺不定時，他又一次跳上船頭，把扭曲的方向擺正了。

在不斷探索下，國企改革進入“深水區”。那么，國企改革還有哪些深層次問題有待解決？應如何繼續深化國企改革？民營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又正遭遇到哪些外部障礙以及自身缺陷？又該如何突破“瓶頸”、突圍而出？

在鄧小平南方談話20周年之際，《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就上述問題采訪了中共廣東省委黨校經濟學教研部、廣東行政學院經濟學系主任余甫功，廣東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廣東省綜合改革發展研究院副院長余樹華和廣東省綜合改革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廣州市社科院高級研究員彭澎，共同尋找改革動力，探討改革路徑，形成改革共識。

國企改革仍需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及國資管理制度

第一財經日報：鄧小平1992年南方談話后，國家和地方政府加快了推進國企改革的步伐。通過產權制度改革，調整所有制結構，形成了投資主體多元化、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但是，從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出發，許多深層次的問題仍未解決。就你看來，現在的問題主要在哪里？

余甫功：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前，國企改革是在“放權讓利”的總框架下進行的，沒有制度創新；鄧小平南方談話以后，當年10月召開十四大，十四大確立我們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意味著國企必須從計劃經濟條件下的一個微觀基礎，變成市場經濟的微觀主體，這樣國企改革的目標和方向也就明確了，就是建立以股份公司制為形式的現代企業制度。當時國企數量很多，改革采取的是“抓大放小”的辦法，就是大的國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小的企業就放開搞活，采用包括股份合作制等多種形式改革。

改革以后，現代企業制度的框架基本建立起來，但整個制度并沒有完善。主要表現在國企的公司治理結構不完善：有些獨資公司只是換了一個形式，把名字改了，或者沒有董事會，或者董事會的董事長和總經理由一人兼任，而由于是獨資公司，在引入外部社會的參與和開放度上也做得不夠；股份公司在改革以后實際上企業多了一個獨立的利益主體，企業的經營者本身也是利益主體，法人治理結構難以互相制衡，容易形成企業內部人控制的情況，為使治理結構更科學，如今許多國企嘗試引進更多的外部獨立董事，但現實中獨立董事并不“獨立的利因為獨立董事是在企業里拿報酬的，往往會受企業內部人的左右。這也是國企要從治理結構進一步完善的方面。

另外是國有資產的管理問題。國企改制后，政府對企業的管理從過去直接經營變成了資產所有者的身份，中央和各省市因應情況變化成立了國資委。但國資委只是一個政府部門，嚴格意義上講國資委不能直接管理國有資產，它必須通過委派國有資產的產權代表到企業實施管理，或是通過成立國有資本的經營公司，由經營公司委派產權代表，或是授權一些獨立的資本經營企業集團經營國有資產。在這種情況下，國有企業的人、事、資產管理是分離的。

這些由政府委派的產權代表，本來是政府部門的官員，而非來自市場的經營者，以投資者的身份到國有企業當產權代表，理論上應執行公務員待遇，但實際中卻向企業拿工資，領著比一般競爭部門要高得多的薪酬。大型國企的壟斷利潤更多地被企業內部職工所分享，產生了不公平，社會上也有一些看法。這是國企在領導層薪酬管理上所暴露出的問題。

還有，國有資本經營的預算和決算制度也并不完善。很多國企每年獲得的高額收益和利潤很少上繳國家，其取得的經營收益老百姓沒享受到，也沒給國家做貢獻。所以很多人提出要建立分紅制度，將國企的紅利上繳國家。

余樹華：國企改革目前遇到的較大問題是管理體制的問題。國資委雖是為順應改革成立的產物，但目前似乎離真正落實中央關于國企改革的基本方針仍有一段距離。

以廣東省為例，所有制結構的調整還有很大余地，國有經濟比重過大、戰線過長、布點過多、運行質量不高的問題還未從根本上解決，國有資產管理體制還有待進一步完善，現代產權制度尚未真正建立，國企改革在某些方面還只是改了表面、改了形式，許多深層次的問題還未真正解決。

由于缺乏反壟斷法，一些地方國企為了分割壟斷市場、排除競爭，拼命做大，民企的生存空間因此受到擠壓。雖然國企從主導地位來講，當然強比弱好，但也不宜一味“做大做強”，早前中央已對國企改革的大方向做了表態，在一般競爭領域國企該退的就要退出來，該留的把它留住、做好。

國企應更多進入一些公益性社會領域，把民營企業無法勝任或者社會非常需要的事情做起來，甚至當發生自然災害、戰爭等不可預想的事件時，國企還可承擔為大眾或群體提供服務的作用。

“內外兼修”為民企發展創設空間

日報：民營企業興起于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南方談話后，民營經濟迎來了發展的春天——大批干部和知識分子“下海”，民間投資積極性高漲。時至今日，我國民營經濟占GDP比重已過半，不僅吸納了大量就業，更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但是，我們卻鮮少在世界500強企業中看到中國民營企業的身影，金融危機后，許多中小型民營企業也是步履維艱。請問現如今我國民營企業發展的外部社會環境總體來講如何？

余甫功：我國民營企業甚少登上世界500強企業的名單，一是由其分布情況造成的，相比國企，民企集中度低且中小企業較多；另一方面，一些壟斷性行業主要還是由國有資本經營，有些領域沒有完全對民營資本開放，或開放度不夠，民營企業很少從中得益。

鄧小平南方談話以后，民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由“補充”上升至“重要組成部分”，說明政府愈加重視民企的發展。無論是從國家出臺扶持民企發展的政策，還是從逐漸放寬民營資本的市場準入來說，民企的發展環境已有了較大的改善。

政策上沒問題，制度上也沒問題，但人們可能由于體制慣性，在政策執行過程中還不到位。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后，民營經濟的發展環境不很樂觀。

過去很多民企主要是勞動力密集型的加工企業，產品更多銷往國外，但最近由于國外市場的收縮，經營壓力較大；而國內的成本不但沒有降低，反而一直提高，2009年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國內通脹壓力增大，后來中央雖號稱轉向“穩健”的貨幣政策導但基本上是收緊的，流動性逐漸收縮，有限的資金主要用于保“國外字頭的重點項目，中小企業很難貸到款，只能靠高利息的民間借貸，因此推高了資金成本，而不斷上漲的用工成本、土地成本、原材料成本，再加上人民幣升值，中小企業經營環境就比較惡化了。

余樹華：政策上雖然規定法律上不限制的領域民企可以進入，但民企若要真正涉足電信、銀行等領域還是很困難，還是會受到很多條條框框的約束。還有就是在貸款問題上，一個虧損的國企可能都會比一個盈利的民企更容易貸到款。

我國的外向型中小企業很多，現在外國市場受到壓縮，如何讓企業轉向開發內需？許多企業在接不到外單的情況下無法生存，我們怎么關懷這些企業？對于這些問題，政府層面還缺乏具體實在的措施。

中國的市場經濟要想真正發育成熟，沒有民企參與是不可能的。民企本身靠市場吃飯，所以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民企的競爭力非常強。政府應鼓勵民營資本通過兼并重組等方式進入壟斷行業的競爭性業務領域，消除制約民營經濟發展的各種體制障礙。

為了加快發展民營經濟，政府要解決幾個問題：一要認真全面落實中央、省關于發展民營經濟、扶持中小企業的一系列政策；二需要政府幫助民企、中小企業解決融資困難問題；三是引導企業努力開拓市場，搞好營銷；四是要建立綜合服務體系，切實做好中小企業、民企的服務工作。

彭澎：鄧小平南方談話提出了“三個有利于”的判斷標準，此后民企得以走上更重要的舞臺，發揮更大的作用；政府每年也會出臺很多政策促進民企的發展，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民企還是會遇到很多門檻。

民企當前的營運環境也不是很好，稅費負擔重，官員尋租厲害，導致有些民營企業家不愿從事實體經濟，轉而投機虛擬經濟；另一個值得我們反思的是政府為度過金融危機所采用的方式，國家為擴大內需的4萬億元投資計劃主要進入了國企渠道，民企卻罕有得益，在經營當中備受煎熬。

能否在世界500強中看到更多中國民企的身影，取決于我們是否有一個長遠的規劃和堅決的措施——在一般競爭領域，國企要逐步、堅決地退出，政府的采購一定要國企、民企一律平等參與。

日報：除了受外部大環境的影響，民企自身會面臨哪些“瓶頸”？

余甫功：民企的特點是規模小、數量多、總體技術水平較低，主要集中于加工類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管理水平低，利潤較低；多是家族式企業，封閉性較大，以傳統企業形式而不是社會化的企業形式在運行。

但是，隨著企業發展壯大，企業對資本和經營人才的需求也隨之增加，此時必須通過開放，引入外來資本，逐步建立社會化企業，才能繼續實現其發展。現在很多民企無法壯大，根源在于其封閉性，以及在尚未完全建立的社會信任環境之下，企業主更愿重用家族的親屬，這樣既不便于外部人投資，也不便于社會招聘人才的融入。所以企業要想提高生存周期，建立現代化、開放式的企業管理制度是最基礎的。

余樹華：民企的管理基本處于很低水平，沒有一套規范的治理程序，有連營業執照都沒辦理就開廠的，還有非法用工的，沒給員工上正規保險的，亂象叢生；而因為企業主沒有實報用工人數，很多時候政府想給予一些配套支持也難以進行。

彭澎：民企首先面臨接班人的問題，第一代老板普遍年齡已較大；此外，民企若要成為現代企業，必須走向上市，聘用職業經理，淡化家族色彩，但很多民企老板分不清個人資產與企業資產，裹足不前導致難以招到高層次人才。

就民營企業家而言，企業家是否有打造百年老店的心愿，是否重視品牌建設，是否在培養第二代上做出了周密安排，是否能富而思進，都影響著民企的命運。

國企改革展望：重在“頂層設計”

日報：如何繼續深化國企改革？

余甫功：國企改革已經到了“深水區”，繼續推進存在難度。任何改革都是利益的調整，現在已形成了一些既有的利益主體，由內部人控制，企業的發展與某些人的利益結合在一起，改革就非常困難。

改革要在國家層面有較好的“頂層設計”，對國有資產的管理、國企經營者的薪酬設計以及國有管理工作人員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制定較好的改革措施；完善國企治理結構，引進外部獨立董事和中立人員；涉及壟斷行業的改革雖步履艱難，但只有改革才能提高國企效率。

應從企業改革、國有經濟調整和國有資產管理三位一體來推進改革，使國有經濟的布局和結構更為合理。

余樹華：從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出發，我們還要根據國有經濟“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繼續調整完善所有制結構、經濟結構以及企業組織結構，堅持和完善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對此，我有五點建議：第一，建立扶持公益性國企發展戰略，加大一般競爭性國有資本的退出力度；第二，繼續推進國有大企業特別是壟斷行業企業的改革，建立規范的現代企業制度；第三，加快創造各類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平等競爭的市場環境；第四，建設科學的國企領導體制和組織管理制度；第五，進一步完善國企收入分配制度，消除國企高管收入偏高的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