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建華：南方談話紀念為何熱不起來

2012年02月26日 23:20
來源：投資者報作者：吳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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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報》記者吳建華

“現在的改革只能是停留在口頭上，新36條根本就沒有得到落實。”北京紫禁城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羅銳韌一臉無奈地對《投資者報》記者說。

2012年2月18日，羅銳韌參加了由社科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和人民政協報社舉辦的“紀念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20周年，促進民營經濟大發展座談會”。作為受邀參會的民營企業家代表，羅銳韌對重拾“南方談話2精神并不樂觀。

1968年出生的羅銳韌是湖北黃岡人，21歲便開始涉足圖書編輯發行行業。目前其公司主業是經營圖書連鎖超市，間或也投資房地產和礦業。他告訴《投資者報》記者，“在1992年、1993年的時候，最優秀的大學生畢業之后就業意向首選不是進機關，而是去市場上創業。

并不隆重的紀念

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的改革開放面臨來自國內外的雙重壓力。一方面，國內剛剛經歷了1988年“價格闖關”的挫折和1989年的政治風波，社會涌現出改革“姓資姓社”的爭論，農村出現對家庭聯產承包的質疑；另一方面，國際上又出現了蘇聯解體和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制裁”。改革走到了關鍵的十字路口。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前往南方巡視，途徑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發表了關于中國經濟進一步改革發展的一系列重要談話，對推動改革開放，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南方談話”距今已經整整20年。

2012年2月18日，在“紀念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20周年”座談會上，得益于“南方談話2的民營企業家代表和研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專家、學者約100人參與了討論。不過記者發現，這場會議與普通的座談會并無差別，無非是官員和學者在臺上講話，而臺下的民營企業家發言甚少，更沒有表現出任何高漲的情緒。

座談會邀請的新聞媒體也不多，一些媒體在上午的會議結束后就離開了，并沒有對“意義重大”的新南方談話”表現出多大的報道熱情。

“南方談話已經過了20年，但我覺得近十年好多問題發生了變化，有些地方甚至是倒退。”羅銳韌毫不掩飾自己的失望之情，“我本來有事不想參加的，但會議主辦方中有我的一個好友，盛情難卻。

在此次座談會上，民營經濟的處境問題是與會專家、學者們關注的焦點。此前不久，溫家寶總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表示，今年上半年要出臺鼓勵民間投資的“新36條”實施細則。記者就此詢問一些參會企業家的態度，大部分企業家表示并不看好。

作為受邀參會并在臺下第一排就坐的民營企業家羅銳韌，對于重拾“南方談話”精神、打破行政壟斷、改善民企的經營環境并不樂觀。他告訴《投資者報》記者，“即使在國土資源部徐紹史部長表態鼓勵民間資本進入礦業開發領域之后，我們公司想投資礦產領域仍然非常困難，新36條根本就沒法落實。

一位醫藥行業的人士也對記者說，“醫療行業的行政壟斷可能是最嚴重的，私立醫院根本沒法跟公立醫院競爭，打破壟斷沒有那么容易。

“企業家對‘新36條’的失望可能還是因為政策沒有具體落實，或者說在落實的過程中受到壟斷部門的阻力。還可能跟2009年政府救市的‘4萬億’投資有關。”中國社會科學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劉迎秋對《投資者報》記者表示，“‘4萬億’投資主要由政府和國有企業主導，對民營企業實際上有一定的擠壓，這與國家鼓勵民間投資的政策有些矛盾。

低調的官方宣傳

對于鄧小平南方談話20年的紀念活動，除了這次座談會，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也于2012年2月21日召開了一個“紀念鄧小平南方談話發表20周年學術座談會”，不過該次座談會并沒有高級官員出席，基本上只是一個學術層面的紀念和討論。

到記者截稿時為止，官方沒有舉行過聲勢浩大的紀念活動。官方媒體的聲音也比較有限，主要是新華社在2月20日發表了一篇題為《深化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寫在鄧小平南方談話發表20周年之際》的評論員文章，和人民日報的一篇名為《紀念鄧小平南方談話發表20周年:續寫“春天的故事”》的報道。

并且這些報道也沒有引起社會輿論多大的反響，對“南方談話”20周年的關注度甚至不如因集資詐騙被判死刑的吳英。這與政府高層近年在不同場合強調改革的呼聲并不一致。

記者注意到，溫家寶總理近年反復強調：“不僅要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當前，我以為最大的危險在于腐敗。消除腐敗的土壤還在于改革制度和體制。”本月初，溫家寶總理到廣東視察時更是直接引用鄧小平的名言：“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條”

對比官方對“南方談話”的極高評價，結合中國當前的改革發展形勢，這樣的紀念“規格”不能不說是“低調”。正如外媒《國際財經時報》(IBT)在1月19日的報道中所說，“中國低調應對南方談話20周年”

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顧問保育鈞對《投資者報》記者表示，鄧小平南方談話雖然產生了巨大作用，意義重大，但畢竟是一個退休領導人的個人行為，與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樣的國家大事沒有可比性，因而政府沒有舉辦正式紀念活動也可以理解。

保育鈞認為，改革的氛圍確實不如當年，像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先生一樣堅持市場經濟導向，主張產權徹底私有化的經濟學家越來越少。

茅于軾認為，今天的改革跟當年相比之所以力度差一些，一方面是因為現在大家生活水平都提高了，改革沒有那么緊迫。另一方面，政府內部意見也不統一。“不能說政府頒布新老36條就是裝樣子，它是真心誠意想要幫助民營企業發展，但是阻力比較大。這說明政府內部意見也是不一致的，推進改革、阻礙改革的兩種力量都有。而且某些人自己就矛盾，在一些事上他贊成改革，在另外一些事上他又不贊成改革。

尋找改革的動力

20年前，改革開放的命運還不明朗，而20年后的今天，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發展了，利益也更加多元化，現在改革最大的困境可能是沒有共識，無法形成合力。

茅于軾對記者說：“20年前的改革可以說沒有什么阻力，老干部或者政府官員、工人、農民、知識分子都不會反對改革，但現在不一樣了，誰是改革的動力？”

“從現在來看，真正要求改革的，主要是農民，另外就是民營企業家，但是阻礙改革的主要是既得利益者。”茅于軾認為，“一方面是不受監督的政府官員，再有就是國企的領導干部，包括國企員工，他們對改革會有所抵制。

保育鈞則認為，鼓勵民間投資的“新36條”之所以得不到落實，包括實施細則遲遲難以出來，最根本的問題是壟斷利益集團的阻礙，他們手中握有權力，其中有些人甚至根本不承認有壟斷。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原副局長、研究員景學成在2月18日的座談會上表示，我們過去30年的改革開放很大程度是對外開放，我們要繼續對外開放，但是今后的重點在于要對內改革開放，要對大型國企、大程度是對金融機構改革，要對民營企業、小微企業開放。

對于怎樣突破壟斷利益集團對改革的阻力，保育鈞認為，只能靠經濟形勢倒逼改革，沒有別的更好的辦法。當前國際經濟危機，出口下降，政府投資也不能依靠，就只能靠民營經濟來推動經濟發展，這種情況下，政府就會有改革的動力，為民營經濟釋放更多發展空間。

也有不少人期待“第二次南方談話”。1991年以“皇甫平”為筆名，主持撰寫《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等評論文章的周瑞金近日撰文指出，當前社會矛盾集中到關鍵的一點，就是公權力的自覺和自省：面對日趨尖銳的社會矛盾，面對民生苦楚和得不到保障的民眾權益，能否守住政治倫理的底線，更具敏感，更富同情心，更有擔當；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能否更有緊迫感，更加敢闖、敢試、敢闖冒”

他認為，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需要一次新的“南方談話”，這不再是新一輪意識形態之爭，而是如何實實在在地把中國改革推進到核心層面，解決當下復雜糾結的社會矛盾。

茅于軾則認為，“現在已經沒有鄧小平式的人物了，現在是集體領導，而且從改革本身的邏輯來講，它也應該進入一個自下而上的推動階段，老百姓要從被動變成主動，變成國家的公民，這不是一個領導人能解決的問題，需要老百姓意識到自己的權利和責任，這樣改革才能成功。

限制公權力之難

長期關注改革話題的經濟學家韓志國曾在其微博上表示，“最值得反思的就是，在進行市場化改革的過程中，同時需要進行政治制度改革。政治制度改革最重要的，就是要限制政府的權力。如果不限制，很顯然，隨著市場化的改革，經濟規模會變得越來越大，公權力干預市場所帶來的利益也會越來越大。

經濟改革超前，政治改革落后，這恐怕是學界甚至是官方都一致公認的問題。“所以鄧小平也說了，政治改革跟不上，經濟改革也搞不下去，他已經預見到這個狀況。”茅于軾告訴記者，“中國有了30年的進步，今后能不能再有30年或者10年的進步，就看我們在政治改革上能不能有所突破。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余斌部長在2月18日的座談會上表示，經過了30余年的高速增長，在人口紅利削弱，全球化紅利削弱以后，經濟增長的空間和動力應當主要來自于體制改革所創造的制度紅利。所謂制度紅利，說白了就是政府和壟斷部門要進一步向民間、向市場放權讓利，以增加中國經濟的活力。

然而保育鈞認為，這個過程并不容易。“這些年該說的都說了，但是做不了，為什么？誰都不愿意從自己身上開刀。要進一步推動改革，肯定是要限制政府的公權力。

有學者總結，“南方談話”最根本的精髓就是相信市場，相信民眾。然而，最近幾年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政府以“宏觀調控”的名義把行政權力伸到了微觀市場領域。正如茅于軾所說：“宏觀調控應當僅限于通脹、財政支出等總體變量，目前是走偏了，已經是微觀調控，包括限購。政府將一些權力觸手伸到微觀領域，是大有問題的。

改革目前還面臨方向感差、思路不清的問題。中國社科院民營經濟研究副主任、北京富達爾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劉世能教授在2月18日的座談會上表示，今天我們說“南方談話”，不僅僅是感恩，更需要反思：一是我們的改革是被動式的，確實走不了了，才擠牙膏擠出一點來；二是我們的決策是散的，很多東西是矛盾的。改革不能再停留在摸石頭過河的階段，需要更清晰的總體思路和宏觀戰略。

2012年1月9日，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發展課題組發布的2011年度《社會進步系列研究報告》指出，須警惕“石頭摸上了癮，連河也不想過了”

而茅于軾則將這一問題的癥結歸納為，“中國的改革是‘只立不破’，新的東西立起來了，舊的東西沒破掉。比如說，既不從憲法中取消‘無產階級專政’，又增加‘尊重人權’，既保護私有財產又要堅持公有制，所以現在的社會充滿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