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政治不改革經濟改革也落實不了(4)

2012年02月28日 00:13
來源：中國網絡電視臺作者：張璐晶

0人參與0條評論

不能讓民營企業家灰溜溜的

《中國經濟周刊》：近年來，關于“國進民退”一直存在不小的爭議。金融危機發生后，我國中小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生存越來越困難。對此，您怎么看？

吳敬璉：在鄧小平時期，比較典型的對待民營企業的例子是“傻子瓜子”。鄧小平也多次提到它，就是看到了這個企業的示范作用。其實對民營經濟的扶持政策，最集中的是在1997年十五大召開以后。十五大明確了一條，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時的外部環境是，1997年正好碰上亞洲金融危機，我們出臺了一系列應對辦法，其中一條就是大力扶持中小企業，并且有一套金融措施的支持，民間投資熱情高漲，政策效果非常好。但2003年以后，國企改革初見成效，所以就覺得民營企業又沒有什么必要了，一些對中小企業的扶持措施，比如信貸擔保等，大多都停滯了。

《中國經濟周刊》：這是否直接導致了延續至今的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

吳敬璉：是的。而且，對民間興辦銀行，銀監會到現在也沒有松口。至于最近發生的一些案例，對民營企業也產生了一些影響。去年，浙江省的老省長請了一些民營企業家來座談，他們情緒都灰溜溜的，根本沒有信心，就想拿點快錢，然后投資移民。十五大明確指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民營企業從各方面，從政治上、從參與競爭一直到融資，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所以，現在的市場環境有問題。目前移民的是兩類人，一類是知識精英、專業人員，另一類就是企業家。

《中國經濟周刊》：您認為民營企業發展若有質的改變，必須要做到什么？

吳敬璉：首先就是政治上要貫徹中央的決定，在政治上證明民營企業的地位；而且，中央從十六大就提出，創造平等競爭環境，平等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這兩個“平等競在十七大的時候也重申了。

當務之急是重啟改革議程

《中國經濟周刊》：近年來，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群體性事件頻發，改革是否已經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

吳敬璉：確實迫在眉睫了。而且中國人的仇富心理是來自于“仇腐”。這樣就很容易自發地產生“凡是有錢人就是壞人”的想法。有的人是靠權力致富的，有的人是靠勤勞致富的，你把它混為一談就不對了，就有轉移目標的嫌疑。

《中國經濟周刊》：您曾經說過，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現在站在了新的歷史的十字路口。進一步深化改革，您認為應該解決好哪些問題？

吳敬璉：改革和轉型，要注意兩個最重要的問題：一是轉變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二是要解決腐敗問題。解決這兩個問題，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推進改革，按照市場經濟的方向推進改革，實現市場化、法治化、民主化。

就經濟改革來說，核心問題是市場信息的問題，但是市場體系內有各種各樣的市場，如商品市場、金融市場等，每個領域都存在具體的問題。總體來看，一個問題就是所有制的基礎，就是國企的壟斷性。國企要在已有的改革成果基礎上進一步改革。一方面，要按照十五大的方針，實現有進有退，從競爭性部門退出；另一方面，就是要把國有企業改組為股份化的企業，實現多元持股，改善治理機制，其中極少數企業可能需要國有控股。

除了經濟改革，當務之急，是排除特殊利益群體的干擾，重啟改革議程，切實推進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和民主化、法治化的政治改革，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并使公共權力的行使受到憲法的約束和民眾的監督，舍此別無他途。

《中國經濟周刊》：您認為國家資本應該更多地投向哪里？

吳敬璉：我認為國家的錢，國家的資源，應該主要用來提供公共產品。現在在這方面，有很多公共領域都有大量缺口：一個是社會保障，老職工的欠賬始終沒還。另外一個大缺口是公租房，公租房完不成任務，而且現在已經變樣了，趕工期、保政績，有的還變成了福利分房，大企業、國家機關、事業單位都去搞房子分給職工。第三就是教育，特別是義務教育方面要加大投入。

《中國經濟周刊》：最后，能否請您對我國未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做一下展望？

吳敬璉：2012年將是實現“十二五”規劃的“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包括“大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加快推進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的重要年頭。我們沒有退路可循。只有沖破阻力，奮力過關，才能走上坦途。而且最近一年的事態表明，中國各階層民眾主動參與社會改革的公民意識正在增強。我們應當相信，在他們的督促、支持和參與下，中國完全有可能迎來一個改革與發展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