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稱中國1%家庭掌握41.4%財富財富集中度遠超美國(2)

2012年03月07日 02:23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0人參與0條評論

郭晉暉

2月12日，山西省中部小城介休的7萬多名中小學生開學了，這是他們從危房搬進新校舍的第二個學期。雖然正值數九寒天，孩子們的教室卻暖意融融。

孩子們的幸福得益于從2010年開始的“校安工程”，介休為這項民生工程兩年共計投入了5.5億元。對一個經濟并不發達的中西部縣城來說，這筆錢不是一個小數目，相當于2011年該市一般預算收入的50%。

像全國絕大多數財政并不寬裕的縣級政府一樣，介休面臨著如何分配有限財力的問題：是拿去刺激經濟以獲得更多的GDP，還是投向民生以贏得更高的公眾滿意度？

這不是一道容易的選擇題，其背后反映出了一屆政府的執政理念。最終，介休把天平傾向了后者。

介休的選擇只是中國基層政府悄然改變“唯GDP論”的一個縮影，在東部“倉廩實”的發達地區，這種改變早已成為一種潮流。

隱形政績

溫家寶總理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將今年GDP增速設為7.5%，向地方釋放出了淡化GDP的信號，并提出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政府工作的重要任務。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雖然在短期內中國政府的官員還無法放棄GDP掛帥的慣性思維，但中央政府主動為GDP降速的態度，有助于讓地方政府冷靜下來思考如何提高經濟發展質量，提高民生水平。

像山西的絕大多數城市一樣，介休市長期以來也是以“煤焦”為經濟支柱，近年來由于煤炭領域的兼并重組以及焦炭出口的不景氣，介休經濟發展欠佳，去年一般性預算收入為11.2億元，增速為12.3%，遠低于全國。

如何用好這有限的收入成為介休市必須認真考慮的問題。

介休市市長王懷民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坦言，在校安工程思路剛剛形成之時，真的有很多人擔心——用錢的地方確實很多，如果用在經濟建設上就是效益；用在城市建設上就是形象；花這么多錢在校舍改造上，效益從何而來呢？

但孩子們在危房中上課是一件火燒眉毛沒法再等的事情。于是政府排除眾議投入5.5億新建了37座抗震級別為8級的框架式結構的校舍，并配備一流的教學設施，同時推進教育布局調整和教育質量提升，讓孩子們能夠在安全、均衡的教育環境中成長。

“這5.5個億投在發展經濟上，用于招商引資和工業園區的基礎建設，那肯定是我們這一屆政府的一大政績，但投在學校上也是政績，雖然短期內不見效益，但那是隱形政績，7萬學生和背后的22萬多家長就是這一政績的受益人。”王懷民說。

記者從介休市財政局了解到，近年來介休一般性預算收入中超過70%用于民生支出：去年投資9.7億元新開工保障性住房5834套，總計41.6萬平方米；按每生每年1300元的標準，對寄宿制學生補助實現“全覆蓋”；投入資金1116萬元將全市60歲以上老人全部納入養老保障體系；對6.05萬戶低收入農戶冬季燃煤實行了保障供應等。

淡化GDP

全國兩會之前，各地公布了2011年的GDP成績單。31個省市區GDP繼續保持高速增長，全國兩萬億俱樂部”省份達23個，廣東5.3萬億拔得頭籌，江蘇、山東緊隨其后，天津、重慶、吉林、山西、江西、廣西等6地躋身“萬億俱樂部”省

從各省市的政府工作報告可以看出，東部部分經濟大省逐步淡化GDP增長目標，更加注重經濟社會平衡發展。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表示，當前對廣東壓力最大的不是增長速度和經濟規模問題，而是增長的質量和可持續性問題。

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也直言，轉型發展不是件容易的事，“要轉型，速度要降一點”

俞正聲這句話說出了千里之外中部小城市長王懷民的心聲。在本報記者采訪中，王懷民多次強調轉型發展的艱難。

在王懷民看來，納稅人的錢應該用于再分配，應該投入到教育、醫療、衛生等公共產品服務中，起到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但作為中西部欠發達地區，介休仍然面臨著需要政府投資來拉動GDP的壓力。

山西省自從被確定為“資源型經濟轉型試驗區”之后，省政府要求各縣市實現經濟的跨越發展，尤其是要狠抓非煤項目。

介休市也制定了工業發展的目標，2012年要完成100億固定資產投入，為“十二五”的GDP發展奠定基礎。王懷民每天忙著落實結構轉型的項目。據他介紹，目前已經確定了30個具備落地的轉型標桿項目，其中80%為非煤非焦項目。

然而，這距離“跨越發展”的目標仍有差距，尤其是介休面臨土地供應的瓶頸，使其招商引資缺少了重要的優勢。但土地又是一根紅線，介休市顯然并不愿意為了征地而損害農民利益，更不愿意因此而引發大規模的群體事件。

考核之變

美國經濟學家曼昆在其名著《經濟學原理》中引用了肯尼迪在1968年競選總統時激烈批判GDP的言論：

“(GDP)并沒有考慮到我們孩子的健康、他們的教育質量，或者他們游戲的快樂。它也沒有包括我們的詩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穩定，沒有包括我們關于公共問題爭論的智慧或者我們公務員的廉正。

用這段來形容中國當前的現實也很確切，在多年“GDP掛帥”的發展思路之下，中國的經濟總量雖然躍居世界第二，但卻以犧牲資源、環境和道德為代價。

從來沒有人認為GDP不重要，即使是曼昆，他在這句話之后也加上了這樣的論述：“GDP高的國家負擔得起孩子更加好的醫療保健，GDP高的國家負擔得起更好的教育制度，GDP高的國家可以教育更多公民閱讀和欣賞詩歌。

這也是各級政府，尤其是中西部地區政府，不能放棄GDP考核的重要原因。

常常與地方官員接觸的汪玉凱也深有感觸，地方政府官員腦子里都是經濟增長速度、生產總值、規模以上工業產值、財政收入等增長性指標，對節能減排等約束性指標以及民生投入考核仍然重視不足。

汪玉凱認為，中央要實現降低經濟發展速度，提高經濟發展質量的目標，確實需要改變對地方的考核指標，在淡化GDP指標的同時，加大民生投入和百姓滿意度在評價考核體系中的權重。

地方政府在這方面已經有了先行一步的探索。浙江省寧波市去年出臺《突出科學發展導向創新政績考核辦法》，提出“弱化片面追求GDP指標，引入環保、政府負債、發展服務業和社會保障等指標”

山西省委2010年9月公布了《山西省年度目標責任考核試行辦法》，這套新的考核指標體系長達133頁，除了經濟發展和班子隊伍建設兩類傳統指標，其余四大類指標涉及民生如人民生活、社會發展、資源環境、社會安全，在這些指標下面還加入了二級細化指標，如城鄉居民收入、社會保障、城鎮就業等，同時給予民意更大的權重。

這套考核體系推出之后給山西官員頭上加了一道緊箍咒，考核的結果與官帽之間直接相關。若連續兩年被確定為較差等次，其主要負責人將被調離原崗位、免去現職、責令辭職或改任非領導職務。因此，每年省委省政府召開的目標責任考核總結大會成了山西官員最關注的會議之一。

記者也從知情人士處了解到，中組部正在制定一套針對官員的綜合性的政績考核體系，嘗試在民生投入和百姓滿意度方面建立相對剛性的指標，突出節能減排、單位產值所消耗的能量等指標，但在向地方推行時遇到一些阻力。

這位人士也預測，中組部的這套指標慢慢會向地方推開，但肯定不會像地方政府制定的那么細，相對會簡單而有剛性，同時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自主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