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稅負全球第二重稅改難行港稅負第二輕仍減稅

2012年03月12日 11:15
來源：南方網－南方日報作者：羅敏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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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財政超收了634億港元之后，港府隨即在今年大幅減免稅收。

香港納稅者主要是高收入人群，“與其將這些錢再次返還給富人，還不如將其投入改善香港市民的教育、醫療等公共福利”

最大手筆的“派糖”

在《福布斯》“2005年全球稅負指數調查”中，中國內地是全球稅負第二重的地方，而香港，則是全球稅負第二輕的地方。

2012年，這個稅負已是第二輕的地方還要減免稅收，原因是：上個財政年度港府的財政收入超收了634億港元，綜合財政盈余高達713億港元。于是，處在換屆前最后一屆任期的港府，其“派糖”計劃也創歷年之首：所有的減免與補貼加起來高達777億港元。

香港納稅最多的前10萬名納稅人繳納了約65%的薪俸稅，前1000家公司所納稅款占全部利得稅的70%。 (ANTONY DICKSON/東方IC/圖)

2月，港府公布了2012-2013年度的財政預算，該預算案提出了多項稅收減免措施，包括退工資薪金所得稅、免一年物業差餉(相當于物業稅)、提高個人所得稅扣除金額等，特區政府預計收入將因此減少241億港元。

其中最大的手筆是免一年2012-2013年度全年的房屋差餉，以每戶每季2500港元為上限，涉及270萬個物業，特區政府收入將因此減少117億港元。

此外，工資薪金所得稅，則又退又減。

退：全港150萬名納稅人2011-2012年度的薪俸稅(工資薪金稅)及個人入息課稅均可免去七成五，上限為12000港元。以去年年收入在20萬-30萬港元的納稅人為例，平均可減免約4000港元；年收入在40萬港元以上的納稅人，平均可減少10000港元以上的稅額。

減：薪俸稅基本免稅額由10.8萬港元提高至12萬港元；已婚人士的免稅額，也從21.6萬港元提高至24萬港元；供養父母或祖父母的免稅額也由當前3.6萬港元增加到3.8萬港元；子女免稅額由現在每名子女6萬港元增加至6.3萬港元。

香港政府這一系列“還富于民”的舉措引來諸多好評，內地一些人更是羨慕嫉妒恨，希望內地能夠借鑒香港，實行減稅。

港府的苦衷

其實，面對巨額的綜合財政盈余，香港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本來是希望另作安排的。

上一個(2010-2011)財政年度香港的綜合財政盈余更高，713億港元。曾俊華提出了一個他自認為是任內最佳的財政預算方案，包括寬免差餉費、向每個電費賬戶提供1800港元補貼，以及免除兩個月的公屋租金，向本地的散戶投資者發行50億至100億港元的通脹掛鉤債券，同時向強積金(香港人的退休金)注資6000港元的建議。

不曾想，香港市民并不買賬。在香港高通脹的壓力之下，市民普遍希望富得流油的特區政府能盡快“派糖”，解決燃眉之急，而不是將6000港元注入只能在退休或者是永久離開香港之時才能取到的“強積金”

向每個“強積金”注資6000港元，要花掉240億港元。香港立法會議員公開批評特區政府竟然選擇將240億港元放進去“派一顆糖”，幾十年之后才拿到。“拿到的時候可能都縮了水，發了霉，吃糖的人可能都已經沒牙吃糖了。

對于是否修改預算案，曾俊華一度猶豫，為了促使港府改變意見，有立法議員表示，將會發動游行示威活動，并會聯名要求立法會否決上述預算。個別社會團體甚至將矛盾升級，在一場公開活動中，以重物頂撞特首曾蔭權。

為了避免引發更大的社會爭議，經過數日的思考，曾俊華主動妥協，重新宣布了財政預算方案——直接給全港18歲及以上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的市民派發6000港元現金。

量入為出

據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副教授陳彥森介紹，香港之所以常“返稅于民”，與香港特殊的財政政策相關。而這一特殊財政政策已經寫入香港基本法中。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107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并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

“這與內地很多地方實行的‘量入為出’財政政策不同，香港政府是以收定支，有多少錢辦多少事，原則上不搞赤字財政。”陳彥森解釋，在這一原則的指導下，香港每年都會根據上年度的財政收入情況，來制定下一年度的財政預算，而如果財政收入有盈余，則通過稅收減免或者是直接發紅包等方式返還民眾。

不過，對于這樣的利好，并非每個人都認同。

陳彥森就是反對者之一，在他看來，香港納稅者本來就是高收入人群，返還的稅收其實和低收入者沒有關系，“與其將這些錢直接再次返還給富人，還不如將其投入改善香港市民的教育、醫療等公共福利”

據他介紹，目前香港大約有350萬工作人口，其中只有不到40%的人需繳納薪俸稅。而在這40%的納稅人中，納稅最多的前10萬名納稅人繳納約65%的薪俸稅。這一狀況同樣出現在利得稅上。在香港，僅約十分之一的注冊公司繳納利得稅，前1000家公司所納稅款占全部利得稅的70%。

“這等于是把香港絕大部分的財政收入壓在了一小部分人肩上，”陳彥森說，一旦外部經濟出現波動，將直接影響這部分人的收入，從而直接威脅到港府的財政收入。而港府短期的“還富于民”，而不是“藏富于民”，則更是加大了這一風險。

危機的確出現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房地產市場一落千丈，政府的土地開發銷售幾無人問津。2003年的SARS進一步打擊了香港經濟，住宅價格由最高峰時下跌了約70%，而占據財政收入大頭的直接稅也隨之銳減，香港政府被迫首次依靠赤字財政滿足當前財政支出。雖然此后住宅市場逐漸復蘇，但香港政府意識到，香港的稅基過窄及不穩定性是一個嚴重的財政問題。

在生于香港、已近退休年齡的陳彥森看來，今日香港，境內外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生了一系列變化，這一問題也正在變得日益嚴重。

“比如，香港一直堅持打造金融中心，但是現在，周邊地區，比如新加坡的崛起，對香港構成了直接威脅。”陳彥森介紹，為了保持香港的優勢，特區政府自2008年開始降低薪俸稅標準稅率和利得稅稅率，作為對競爭者新加坡持續減稅政策的一種反應。然而，這一政策根本無任何優勢，因為，新加坡可以提供多項稅務減免，但香港受制于過窄的稅基，根本無法給出更多的政策優惠。

而在香港內部，老齡化越來越嚴重，“隨著香港人均壽命的延長和出生率的降低，香港未來社會的工作人口比重下降，這一方面將減少直接稅的收入，另一方面，也將增加養老開支等。而這，都需要一個穩定的財政體系來支撐。”陳彥森說。

稅改無望？

實際上，早在香港回歸前，港府就已經意識到了這些問題的存在，也曾試圖做出變革，但這些變革都宣告夭折。

上世紀80年代末，香港政府曾建議，增加收入更加穩定的商品及服務稅(簡稱銷售稅)并同時降低所得稅率。但遭商人團體的極力反對。2003年，香港特區政府再次提出這一建議，依然遭到否決。

2006年7月，特區政府又一次向公眾咨詢如何拓展稅基。時任財政司司長的唐英年解釋：“香港現有的稅基非常狹窄，過去多年來，香港一直依賴有限的稅種及非稅項收入來應付公共開支，這些收入會因我們無法控制的經濟轉變而大幅波動，同時也大大局限了政府制訂長遠計劃和做出投資決定的能力，因此為了確保香港社會經濟的長遠繁榮，其中考慮開征‘商品及服務稅’不失為一個可行的辦法……”

唐英年的話音未落，香港社會立刻就炸開了鍋。市民堅決反對征稅的呼聲鋪天蓋地。盡管唐英年代表政府一再向市民曉以利害，費盡口舌，表示“政府目的在于改革香港稅制而非提高稅收收入，也無意改變香港令人稱頌的低稅率稅制”，然而，這根本打動不了香港人的心。

接下去的四個多月，社會各界紛紛采取各種“行動”，座談討論、民意調查、示威游行，立法會議員提出反對議案等等，強烈抗議政府的做法(實際上還只是個“想法”)，五個月后，唐英年不得不突然宣布：“政府在余下的稅制改革公眾咨詢期內，不會再推介銷售稅。

“香港是回不了頭了。”一直主張征收銷售稅的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院長張仁良嘆息道，在他看來，稅改的失敗與香港的歷史相關。

古時，香港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捕魚產鹽之地，1842年，英國取得香港島后，即宣布香港為自由港，是為“香港開埠”。英國的商人，包括鴉片商販，逐漸將香港建設成與東方自由貿易的樞紐。為了吸引投資，活躍商貿，自那時開始，香港就一直實行“低稅制”，老百姓“受益其中”也“樂在其中”，早已習以為常。

“現在只要你一提征稅，他們就反對，根本推行不下去。”張仁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