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就專欄：地方政府科學投資就能穩增長嗎

2012年08月13日 08:34
來源：鳳凰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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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時期以來，不少地方政府都出臺了大規模的投資計劃，就在上周，開封市政府宣布“投資千億，再造北宋開封”，湖北省提出“三年內投資萬億，打造長江經濟帶”，此前的6、7月份，陜西省、廣東省、廣州市、貴州省、寧波市、長沙市和南京市等也都推出了各自推出了以“穩增長”為目標的投資計劃，其投資金額少則幾十億、上百億，多則上千億，甚至上萬億，如長沙市的投資金額超八千億，而貴州的總投資額則超過三萬億，在兩個月左右的時間里，地方政府公布的投資總額就達到甚至超過了2008年中央提出的四萬億刺激計劃。

地方政府不能作為投資主體

政府是不承擔投資風險的。任何投資都有風險，這個風險需要由投資者承擔，一個不承擔投資失敗的風險的主體當然不能作為投資者；政府沒有成本意識，為了達到增長目標，地方政府紛紛攀比，不惜代價地用更為優惠的政策去招商

政府把投資作為穩定經濟增長的主要手段是在經濟疲弱、出口大幅度下滑等不利的宏觀經濟形勢下作出的，其動機不難理解。但問題在于，依靠大規模的投資能夠起到“穩增長”的作用嗎？會不會重蹈2008年的覆轍呢？我們注意到，與2008年的刺激計劃相比，這一次的經濟刺激計劃的實施主體是地方政府，而非中央政府，那么相比于中央政府，由地方政府來進行投資是否會有不同的結果呢？

對此，國內不少學者已經提出了很多批評意見，但是筆者發現，這些批評者實際上并不反對地方政府進行如此大規模的投資，他們確實指出了地方政府大規模投資將產生的一些問題，如產能過剩，債務危機加劇等等，但同時又認為這些問題是可以避免的，事實上他們并不反對政府投資，而是給地方政府投資出謀劃策而已，如易憲容說政府“要提高投資規劃的科學性，把重點放在投資的長期效應上”，而趙曉則認為“為‘穩增長’不得不依賴投資，但需要關注投資的質量，而為了保證投資質量，需要‘按需投資、量力而行’等等”，這些言論有很大的迷惑性，它們給人這樣一個印象，即只要地方政府“科學合理”地投資，那么就能夠做到“穩增長’不然而，他們的這些言論只不過表明他們是凱恩斯主義者，他們事實上是為地方政府的投資背書，因為沒有一個地方政府會說自己的投資是不科學的，并且極具諷刺意味的是，這些投資項目的“科學性，都是經過“專家”論證的。

然而，地方政府真的只要科學合理地投資，就能做到“穩增長”嗎？對此，我們的回答是否定的，這是因為政府在理論上根本就不能作為投資主體，既然連投資主體都不是，那也就談不上什么科學合理的投資。我們需要解釋，為什么政府不能作為投資主體。首先，政府是不承擔投資風險的。任何投資都有風險，這個風險需要由投資者承擔，一個不承擔投資失敗的風險的主體當然不能作為投資者；其次，政府沒有成本意識，為了達到增長目標，地方政府紛紛攀比，不惜代價地用更為優惠的政策去招商。

“投資”是一種企業家行為

“增長”來自于企業家才能的不斷釋放，經濟增長，即增量財富的不斷涌現是企業家努力付出的產物，而不是資金本身帶來的，企業的創造過程。盡管政府可能有資金，也有項目，但政府官員卻不可能象企業家那樣辛辛苦苦地去打拼、去創造，更不擁有企業家所具有的隱含知識

“投資”的前提是有利潤機會的判斷、警覺、發現和創造，具備這些能力的我們稱之為“企業家”，如果政府能夠充當投資主體，那么政府應該具有相應的能力，也就是說，政府也可以扮演企業家的角色。但是，政府不具備這些能力，這是由官僚體系所決定了的：在官僚體系中，政府官員的首要動機是判斷上級的需求，而不是判斷市場中消費者的需求，政治動機是第一位的，如文章開頭提到的各個地方政府出臺投資計劃，很大程度上可以說就是出于政治上的動機，即滿足中央“溫增長”的要求，而不是市場中真的存在那些潛在的需求。

“增長”來自于企業家才能的不斷釋放，經濟增長，即增量財富的不斷涌現是企業家努力付出的產物，而不是資金本身帶來的，企業的創造過程，是把自己的隱含知識結合到資本品中去的過程，正是這些隱含的知識，創造了價值。盡管政府可能有資金，也有項目，但政府官員卻不可能象企業家那樣辛辛苦苦地去打拼、去創造，更不擁有企業家所具有的隱含知識，因此政府官員的活動不是創造財富的活動，這也是政府官員區別于企業家的地方。

為投資設立“產業標準”是荒唐的

政府把不同的產業劃分為“三六九等”，對有的產業進行扶持，有的不扶持，是一種歧視行為，其唯一后果是扭曲市場經濟，并為自己創造尋租和設租的機會。我們須知，只有產品的優劣，沒有產業的優劣，并且市場競爭會為產品優劣進行選擇，政府不能越俎代庖

如上所述，當前地方政府投資時總是打著“促進結構調整”、“符合產業轉型升級的要求”或“屬于戰略性新興產業”等等的旗號，這是因為發改委在審批時項目時有這樣的要求。象文化創意產業、傳媒信息、高技術裝備、節能環保、服務業、高技術材料和旅游業等往往成為地方政府追捧的對象。天下最荒唐的事莫過于為投資設立“產業標準”，這完全違背了“投資時的本性的，投資不是看產業的性質，而是看企業家對利潤的判斷，“產業轉絕不能作為是否鼓勵某個企業進行投資的衡量標準，這方面，其實已經有深刻的教訓，最典型的是太陽能光伏產業，目前嚴重過剩的局面與當初地方政府的扶持、補貼有著直接的關系。

在市場競爭中，一個新產業的出現首先是某個企業的創新，然后其他企業模仿競爭才出現的，如電子商務的迅猛發展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例子。政府把不同的產業劃分為“三六九等”，對有的產業進行扶持，有的不扶持，是一種歧視行為，其唯一后果是扭曲市場經濟，并為自己創造尋租和設租的機會。我們須知，只有產品的優劣，沒有產業的優劣，并且市場競爭會為產品優劣進行選擇，政府不能越俎代庖。

地方政府投資只是創造了“增長”的假象

無論是2008年中央的4萬億投資計劃還是近期地方政府推出的大規模投資計劃，都只是暫時地提高了GDP的增長率，而沒有真正創造財富，相反，這種政府的大規模投資是一種財富破壞行為，它創造的是通脹——一個增長的假象

“增長”不能理解為GDP增長率，而是新財富的創造，或者說消費者需求的滿足，當前，無論是2008年中央的4萬億投資計劃還是近期地方政府推出的大規模投資計劃，都只是暫時地提高了GDP的增長率，而沒有真正創造財富，相反，這種政府的大規模投資是一種財富破壞行為，它創造的是通脹——一個增長的假象。

穩定的增長在于通過改革，發揮企業家才能，當前，迫切需要進行產權改革、打破行政壟斷、放松行業準入管制、開放市場、減少公共部門的支出等等。我們特別指出產權改革的必要性：私有產權是發揮企業家才能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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