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中國經濟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

2012年09月02日 19:14
來源：財經雜志作者：馬國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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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學界的泰斗吳敬璉

核心提示：近日吳敬璉在接受財經雜志專訪時稱，中國過去30年高速增長的奇跡來源于新生的市場經濟制度解放了人們的創業精神，可是近年來靠的是政府和國有企業“控制力”的加強，中國經濟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如果不能靠穩健有序的改革主動消弭產生這些矛盾的根源，各種極端的解決方案就會贏得愈來愈多人的支持。

上篇：“中國經濟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

《財經》：在過去30年，中國“兩頭冒尖”的輪廓顯得更加突出和鮮明了。從光明面看，30年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201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超過日本，躍居全球第二位。與此同時，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度提高，成億人口脫離極貧地位。另一方面，中國經濟迅速發展所付出的代價也極其高昂，而且對于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來說，GDP總量增長并不足以說明問題。特別嚴重的是，近年來資源短缺，環境破壞愈演愈烈；腐敗蔓延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貧富差別懸殊，威脅到社會穩定。

在這種“兩頭冒尖”的現象愈演愈烈的情況下，從本世紀初開始，“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變得愈來愈尖銳，形成了幾種互相對立的主張。

吳敬璉：我在上世紀末期多次說過，在這種半統制經濟、半市場經濟的雙重體制下，中國社會一直存在一個“向何處去”的問題。兩種可能的前途嚴峻地擺在前面：一條是沿著完善市場經濟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權力，走向法治的市場經濟；另一條是沿著強化政府作用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前行，走向權貴資本主義的窮途。這樣，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就成為一場兩種趨勢誰跑得更快的競賽。

在此基礎上，20世紀和21世紀之交，大體形成了兩種不同的社會經濟取向：

第一種觀點主張堅持市場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方向，逐步消除舊體制的遺產，建立基于規則的市場經濟體制，或者稱“法治的市場經濟”

第二種觀點把“半統制、半市場”的體制看作一種可能的體制目標。2008年以來被炒得很熱的“中國模式”就是這種觀點的代表。它宣稱，中國經濟能夠在近二三十年中創造世界公認的優異成績，根本原因正在于中國擁有一個強勢的政府和具有強大控制力的國有經濟。這種體制能夠正確制定和成功執行國家戰略，不但中國應該繼續堅持現有體制，世界各國也應該學習借鑒。而一些代表尋租活動特殊既得利益的人們，不但積極維護現有體制，還力求進一步增強各級政府不受約束的權力，以便擴大尋租活動的制度基礎。

在前面兩種社會力量展開對戰、而社會實際生活中權貴資本主義的影響日益顯化的情況下，第三種社會力量公開亮出了回到改革開放前舊路線和舊體制的主張。他們極力要讓人們相信，目前中國遇到的種種問題，不管是腐敗猖獗、分配不公，還是看病貴、上學難，甚至國有資產流失、礦難頻發都是市場化改革造成的。他們給出的解決方案是：擴張政府的權力，加強行政機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工商業實行“國進民退”，實現再國有化；農業重新“歸大堆”，實現再集體化。甚至要求重舉“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旗幟，“再來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現再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

事實上，當前社會上存在的種種丑惡現象，從根本上說是緣于經濟改革沒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嚴重滯后、行政權力變本加厲地壓制和干預民間正當經濟活動，造成廣泛尋租活動的結果。大眾對這些丑惡現象的正當不滿，正可以成為推動改革繼續前行、填平陷阱、掃除腐敗的重要動力。

然而，在輿論導向出現偏差、理性的討論受到壓制的情況下，改革開放前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捍衛者利用腐敗日益猖獗、弱勢群體受損害感日益強烈的情勢蒙蔽和迷惑大眾，把反對的目標從權貴既得利益者轉向市場化改革，試圖把大眾引向歧途。

《財經》：既然中國社會中目前存在的種種權貴資本主義現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約束的權力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和對經濟資源的支配，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支持者要求用強化政府和官員的“專政”權力與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的辦法來扼制腐敗和縮小貧富差別，顯然只能適得其反。

所以，這些舊路線和舊體制支持者雖然也與大眾一起聲討腐敗等丑惡現象，但是他們找錯了病根，也開錯了“藥方”。可是，借助于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煽動，他們的觀點也有一定的影響力。

吳敬璉：這是最值得人們警惕的。如果任由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發展，中國社會就有可能走向一個極端，中斷現代化的進程，陷入新的混亂狀態。從人類在20世紀進行的將近100年改造社會的歷史大試驗中看得很清楚：如同先賢顧準所說，不管立意多么真誠美好，沿著1789年(法國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1917年(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夠獲得的決不會是人們曾經許諾過的地上天國，而只能是大災難和大倒退，娜拉出走以后又回到了原處。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一直在“起義——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義”的歷史怪圈里輪回。到了近代，“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更確切地說，給我們帶來了顧準所說的“1789-1870-1917這股潮流”。在1949年人民共和國建立時，我們許多人都認為，問題已經得到徹底的解決，歷史的“周期律”將不再重復。但是事與愿違，革命取得勝利18年后，中國又卷入“文化大革命”的內亂中。用顧準的話說，“人們以烈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為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

為什么激進的革命道路沒能帶來人民的福利和社會的進步，相反卻轉化成了雅各賓式的或斯大林式的專制主義？顧準的回答是：這一潮流的領導者設定了建立地上天國的終極目標，自認為是“人民的或斯公意”的化身，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切手段，包括專制獨裁、恐怖殺戮等來實現這一目標。

古今中外的歷史證明，不論是“左”的極端主義還是“右”的極端主義還都會給社會帶來災難。中國改革雖然取得了驚人的成績，但是，中國離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國家的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特別是近年來由于一些重要經濟和政治領域的改革遲滯，一些社會矛盾變得尖銳起來。人們由于社會背景和價值觀上的差異，往往對于這些矛盾的由來做出不同的解讀，提出不同的解救之策。在這種社會矛盾凸顯、不同政治訴求之間爭辯趨于激化的時刻，如何防止各種極端派的思潮撕裂社會，造成兩端對立，避免“不走到絕路絕不回頭”的歷史陷阱，就成為關系民族命運的大問題。

《財經》：有些人認為，在暴君與暴民之間二者擇一、一治一亂，是中國歷史的宿命，只能聽之任之而無法逃避。因為目前改革遲滯，所以這種悲觀論調很有市場。

吳敬璉：我認為這個結論是不能成立的，因為中國歷史上的輪回，是傳統社會結構的產物。近代經濟社會結構的變化，使中間力量主導社會發展趨向成為可能。新中等階層成為追求自由、平等和社會和諧的中堅力量。目前，主要由專業人員組成的新中等階層，正在中國迅速壯大。假以時日，隨著新中等階層的發展壯大，我們完全有可能跳出所謂中國歷史的“周期律”、走上建設現代中國的道路。

《財經》：但令人擔憂的是，在不同思想觀點的碰撞和交鋒中，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理性思考和冷靜切磋往往被反擊謾罵乃至造謠污蔑所排除，在習慣于用語言暴力取勝的情況下，各種不同訴求都有趨于極端化的勢頭。

吳敬璉：正如波蘭改革派經濟學家科爾奈所言，自由而切實的討論，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條件。如果目前各種社會思潮能夠在理性的平臺上充分爭論，對于推動中國實行平穩的社會轉型，將是很有幫助的。

但是，為什么會出現不同訴求都趨于極端化的情況呢？從根本上來說，是由于在中國社會中積累起許多社會矛盾。中國過去30年高速增長的奇跡來源于新生的市場經濟制度解放了人們的創業精神，可是近年來靠的是政府和國有企業“控制力”的加強，中國經濟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如果不能靠穩健有序的改革主動消弭產生這些矛盾的根源，各種極端的解決方案就會贏得愈來愈多人的支持。

所以，中國克服社會弊病、避免歷史悲劇的正道，在于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這就是說，要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擾，推進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鏟除權貴資本主義的基礎，并使公共權力的行使受到憲法法律的約束和民眾的監督。除此之外別無他途。因為近年來中國改革處于停滯狀態，所以當務之急是重啟改革議程，切實推進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