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磊：改革不等于過度“市場化” 行政權不能被交易

2012年12月04日 04:32
來源：新京報 作者：蘇曼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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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磊：站講臺的校長

陸磊，生于1970年，廣東金融學院院長，是目前廣東省高校最年輕的校長。

“高校校長給人感覺是仙風道骨、鶴發童顏，但我不是?！标懤谡f。

語速快、愛反問，言語間透露著犀利。

北京大學求學7年，央行政策研究室工作10年，陸磊在北京開啟了他學術生涯，并認識了夏斌、謝平等中國經濟界的名人。

2003年，陸磊南下就職招行，嘗試兩年后，他堅持走做研究的道路，前往中山大學管理學院任教。但綜合性大學的中山大學在金融學科有些薄弱，在學術上有些寂寞的陸磊轉戰到了當時央行下屬的廣東金融學院。從研究中心主任到研究所所長到院長助理到副院長再到代院長、院長，陸磊用3年時間完成了這些升遷。從正處到正廳級，讓他自己都覺得這太快了。

“為什么這么快？很大部分是因為運氣?！标懤谛ΨQ，畢竟在廣東和他所處的學校都缺少學科代言人，金融學的學科中心還是在北京、上海。

盡管陸磊已經成為校長，但他仍然堅持站在三尺講臺。

陸磊反對高校校長走下講臺，成為專職管理者的職業化做法。在他看來，放棄了教學和科研，勢必得不到足夠的尊重，可能在別人眼里就是一個“外行領導內行”的沒有思想的管理者。

陸磊是目前國內經濟學界為數不多沒有“身價”的學者?！耙驗槊襟w露面的事情都是應急的事情，我絕不參加任何商業性論壇，給錢的絕不參加，我只給政府部門談觀點，給高校的講壇講課?！标懤谡f：“講多了就受到誘惑，誘惑多了心就收不回來了?！?/p>

“人可以沒有建樹，可以對這個問題沒有看法，但是不能為了錢去瞎說。我有點極端。但是我只要還在高校干老師一天，我就會保持這種風格?！标懤谡f。

核心觀點

我們該市場化的都已經市場化了，問題在于——不應該被市場化的也被市場化了。有一些行政權力，通過尋租方式將權力市場化了，這就是泛市場化。

“泛市場化”才是主要問題

新京報：目前市場的共識是，不改革沒出路，但改革的路徑和突破口觀點不一，在你看來，當前中國經濟改革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陸磊：經過這么多年的改革，中國已經解決了市場的問題，現在不是市場的問題，而是泛市場的問題。不是有沒有市場機制的問題，是很多應該靠另外一種約束機制來管理的東西，都按照市場游戲規則進行交易了。很多學者認為，中國的問題在于不夠市場化，在于行政管制太多，我認為錯了，我個人以為中國的問題是行政權力都能被交易的問題，這就是所謂的“泛市場化”。

新京報：你這個觀點跟目前主流的觀點不太一樣，是不是說該市場的沒市場化？

陸磊：恰恰相反，我們該市場化的都已經市場化了，問題在于——不應該被市場化的也被市場化了。有一些行政權力，通過尋租方式將權力市場化了，這就是泛市場化。泛市場化問題是現在不能不考量的問題，未來的改革方向也基于此。所以我不認為，繼續推動市場化是我們的改革方向，雖然這種觀點往往占據著道德高地。

過去30年的經驗證明，我們面臨的問題不是市場化不足，而是過度市場化。很多權力是必然要有的，但不能為市場所左右，比如，工商管理、食品監督、扶貧開發、城市規劃等等。這些都是行政權力，任何一個國家都有，但絕不可以市場化。我們的問題就在于這些行政權力都可以市場化。

從權力的運行范圍看，行政權應該被限定在預算范圍內。從經濟學角度看，就是公眾(委托人)把收入的一部分切割出來作為行政部門(受托人)的預算支出，行政部門所做的一切只能在預算支出范圍內操作，絕不可以再進行任何市場交易，再獲得任何額外收益。

一些行政機構由于擁有某種審批權，其門口往往門庭若市，那么我們應該問——審批權是不是在某種程度上被市場化了？

行政權不能被交易

新京報：如果說市場化過度了，怎么去理解目前在金融、能源等諸多領域的設限？

陸磊：這是在市場過程當中自發形成的由完全競爭向壟斷演進的過程；而另外一些則帶有由原有體制帶來的繼承性壟斷。如某些超級企業，一般由原來的部委脫胎而來，他們在市場當中是寡頭，是大機構，他們擠占中小機構獲得壟斷利潤，然后被老百姓詬病。所以問題的本質仍然不是讓它們進一步市場化——在經濟學意義上，這稱之為市場失靈，是不能通過進一步市場化來完成的；相反，此時應該引進政府機制解決問題。

新京報：你贊成在某些領域的壟斷嗎？

陸磊：不是贊成不贊成的問題，而是一種客觀存在。

在現實中，這種天然的壟斷主要集中在三個領域，與教科書有一定差別。第一種是通過更為壟斷的行政權來反壟斷。比如政府有必要對銀行實施監管，而不能出現市場化的“監管俘獲”，即誰出錢多為誰服務；否則就是泛市場化了。

第二種是公共產品的提供。比如自來水、電力、綠化等，這些不可能通過競爭來完成。我們的確發現，某些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門在公共產品和服務領域欠賬過多，對介入廣場建設和房地產開發樂此不疲，是否也是泛市場化了？

第三種是對市場可能造成的傷害要實施行政管理。如重金屬污染、對稀土和露天煤礦的過度開采、地溝油、有毒奶、血汗工廠等貌似純市場、來自競爭性市場主體的行為，必須進行來自唯一權威主體(即政府)的管理。

新京報：雖然你的說法不一樣，但是你跟提倡繼續市場化的觀點是殊途同歸的。

陸磊：當然也可以這么理解。理解的角度不一樣——總結一下，我的主要觀點是：第一，市場是一種天然力量，自發會形成并滲透到它該去和不該去的所有地方；第二，行政權客觀存在，即使自古至今都不乏無政府主義的烏托邦，但人類文明史還沒有解決行政權力的替代者問題；第三，既然行政權是存在的，那么不是不切實際地限制其發揮作用，而是限制其被過度市場化——它不能被交易。

商業體系與行政體系必須隔離

新京報：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換的過程中，行政權力逐步放松，就容易形成灰色交易地帶形成泛市場化，這是必然的過程吧？

陸磊：一定程度上可以這么說，但不完全是，這跟計劃經濟或市場經濟的關聯度并不是非常大。準確地說是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發展過程中會出現的。

在其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和地區在發展中都面臨過這樣的問題，比如香港的廉政公署如何成立的？就是因為當時香港警察、公務員問題突出，跟現在中國一模一樣。

泛市場化的現狀導致了政府公信力的下降，觸發了很多政府與社會的矛盾。

我們看看幾乎每個貪官的懺悔史都是一開始想做個清正廉明的官員，再過幾年沒有加強思想觀的改造就誤入歧途，一開始很膽小，后來膽子越來越大。

為什么我們這些很有理想的官員逐漸變成這樣？因為他置身于市場當中，置身于商業體系當中，而不是簡單的行政體系當中。

所以商業體系和行政體系必須隔離，就這么簡單。

新京報：通過什么辦法隔離？

陸磊：首先要立法。我們到了該立法的時候了。

慢慢的通過建立游戲規則，讓大家知道文明社會的道德底線。

通過社會立法遏制某些市場不應該在某些領域出現，同時減少審批事項。當然，我并不是激進地認為現在就要禁止各種行為，但這是個漸進的過程，需要慢慢通過體制機制的梳理，讓大家明白某些行為將帶來某些損失，之后要讓大家明白這么做不僅會帶來損失，而且不這么做能獲得近期收益或者遠期收益。

我堅持認為要嚴肅立法。政府官員就是官員，就應該享受一些“特權”，比如公務用車公務接待。由于在現在這個體制下，他可能一方面沒有辦法得到自己該得到的，另外一方面又付出了太多不該付出的，所以產生扭曲，利用權力尋租。嚴肅立法是關鍵，他們應該得到社會的尊重。

收入分配改革是突破口

新京報：你也講到通過立法設立游戲規則是個漸進的過程，是長期的制度考慮，近期有沒有可行的突破點？

陸磊：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就是個突破口。

很多人認為收入分配就是加工資，其實不是，所謂分配體制改革并不是大家收入都提高，而是能不能按照社會貢獻率，按照邊際生產率對各個生產要素進行定價。

新京報：通過什么方式和制度能夠達到各個要素按照產出效率進行分配呢？

陸磊：具體而言，首先是稅制改革。從營業稅增值稅到所得稅，稅率能不能降低。

第二，財政支出體制改革。為什么要有這么大的財政支出和基建投資？基建投資本來是可以由市場經營，市場不經營，政府就代他們去經營，這是不對的。市場為什么不經營，因為沒有回報，或者回報很少，在商業上是不合算的。

看看泛市場化帶來怎樣的市場混亂。如塌橋事件，這中間可能就有泛市場化的因素，承包商修建的橋塌了，誰干的，當初的合同怎么簽的？法律上應該承擔怎樣的責任就怎樣處理。現在反過來政府部門要替他遮掩，有泛市場化的因素公共部門就不夠硬氣。

公共部門即政府應該投資公共產品，但政府的公共產品投資是分層次的，應該在教育養老醫療這些公共事務層面投入更多。

通過這個改革，鄉村和城市地區的民營企業成為創新主體，而非政府，老百姓獲得的收入就能夠按照邊際貢獻原則，多貢獻多拿，少貢獻少拿。這個社會還會有普遍意義上的抱怨嗎？

新京報：按照邊際貢獻原則進行收入分配能否解決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

陸磊：關于收入方面，我堅定不移地認為，合適的城鎮化是下一步改革的基本方向。不是城市化。

城鎮化是農民集約到小城鎮中去，但地還是他們的，慢慢把這些地改造成高品質的農業用地，不要搞房地產。通過城鎮化改變老百姓的粗放式收入方式。

農民可以離土不離鄉，離開土地從事其他行業，但不離開這個鄉鎮，這才是未來城鎮化的方向。如果按照現有路徑農民集體涌向城市繼續城市化，會加大社會矛盾和整體國家經營成本。

新京報：收入分配改革不僅是個經濟改革的范疇，還涉及社會改革層面？

陸磊：是的。收入分配改革通過減稅等手段向非國有部門傾斜，如果能夠順利完成，那么我們未來的改革可能就不再是經濟體制改革為主，應該是經濟社會綜合改革為主，回歸到基礎性的所有制改革。

比如目前老百姓最關心的土地所有制問題。目前在農村地區是集體所有制，能不能從集體所有制變成股份合作制，不再征地。一旦征地，這代人拿到了一大筆錢。下一代人呢，他就不知道吃什么了。于是在未來中國社會會發生分層，會出現一大群的城市貧民。

我們可以采取租地的方式，不是一次性補償給他，而是通過與CPI掛鉤的租金給他補償，這樣每一代人都有持久的收入。孟子說有恒產者有恒心，社會也就穩定

收入分配改革提出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財產性收入指什么？不是股票債券，更關鍵的是土地的歸屬權。地不會消失、人不會消失，但這兩者的結合可能是我們可預見未來民族偉大復興必須考慮的。

- 同題問答

“老一輩經濟學家中最欽佩薛暮橋”

新京報：對于中國的諸多經濟學人，你最為尊敬的是哪一位？

陸磊：老一輩經濟學家最令人欽佩的是薛暮橋。一個多年流傳的故事是，他了解物價必須拎著菜籃子上街。近期的經濟學者在論壇見得多，西服革履與投行打交道的多，深入田間地頭的少。例如，大家都說劉易斯拐點，有多少人去看過大學生就業簽約和新生代外來工的生存狀態？好像文學家比經濟學者知道的都多一些。

中青年經濟學者中最讓我神往的是樊綱，至今我仍然對他那種敏銳、擔當和勇氣欽佩不已、向往不已。

新京報：2012年的經濟運行到現在，當前的狀況，是否有讓你很意外的地方？為什么？

陸磊：沒有。去年11月我就講2012年最大的確定性就是歐債危機。去年還說今年中國的通脹一定會下來。

新京報：近期在市場層面，你認為哪一項改革最值得期待？

陸磊：收入分配改革。

新京報：未來10年，你認為哪一個行業具有投資前景？

陸磊：面對民生的行業，如養老、醫療、食品藥品、教育。

[責任編輯：yangm] 標簽：1970年 改革方向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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