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經濟形勢分析實錄

2013年07月16日 13:45
來源：中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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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第49期“經濟每月談”舉辦，主題為：“上半年經濟形勢分析”。以下為文字實錄：

中國國際交流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劉克崮：

女士們、先生們，同志們，朋友們，大家早上好，我是中國國際交流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劉克崮。今天會議由我來主持，歡迎大家參加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舉辦的第四十九期經濟每月談活動。本期經濟每月談主題是“上半年經濟形勢分析”，昨天國家統計局發布了今年上半年的宏觀經濟數據，前幾天海關發布了上半年外貿的數據。我想，大家肯定很想解讀這些的含義，深入了解上半年的經濟形勢，更重要的是我們下半年的經濟走勢會是什么樣？畢竟現在的經濟形勢很緊，牽動著大家的神經。

今天圍繞著上半年經濟分析這一主題，我們邀請到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賀鏗同志，經濟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同志，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經濟研究部副部長張永軍先生，給我們做一些分析和講解。下面，先請賀鏗主任演講。大家歡迎。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賀鏗：

昨天國家統計局，我看了一下整個情況，新聞界非常關心、問題提的很多，盛來運同志做了全面的解答，今天參加這個會議，我發言的題目是“怎么看當前的經濟形勢”。講三個觀點供大家參考，我的話都是大實話，我不善于繞彎。

第一，經濟下行壓力依然存在，但是在預料之中?，F在有一些同志覺得已經超出了預料，希望趕快有些適應的措施出臺，我不贊成這個觀點。從昨天公布的數字來看，中國經濟運行總體上是平穩的，雖然下行的壓力短時期還難以改變，但是不會出現硬著陸。當前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三個：一是內需、外需增長乏力，促進經濟增長的原動力不足，因為經濟增長的真正原動力是內需和外需。所謂三駕馬車中的投資不是原動力，只是由內需和外需的規模而決定的投資的規模，是這樣的情況。所以說現在的內需不足、外需不足是我們經濟當中存在困難的根本問題。二是財政貨幣政策，我直接了當地講，我認為這幾年是失誤的，導致金融風險在不斷加劇。前一些時候，所謂的“錢荒”已經給了我們一個預警。三是長期依賴投資保增長，就是保GDP的增長，導致一些行業產能過剩，結構性矛盾突出。我認為當前主要的經濟問題是這三方面。

四萬億的投資應該說有很多的后遺癥，要消化這些后遺癥，短時期之內不太可能。這些問題的產生實際上就是我們長期實行凱恩斯主義政策的必然結果，我個人認為凱恩斯主義的政策產生了上面說的這些問題。為什么會產生這些問題呢？如果在座有些關心過我言論的人，我去年在“21世紀鳳凰大講壇”，我花了將近1個小時講這個問題。因為凱恩斯主義政策是從1998年應對亞洲金融危機開始的，連續15年的經濟財政還在繼續。這個政策會導致兩個大的問題，一個問題是破壞了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結構，使最終消費率越來越低，勞動者報酬的比例越來越低，引起內需不足。國民經濟自主增長的能力一年比一年弱，盡管我們要擴大內需，但是只是在口頭上，擴大不了，因為政策沒有改變。我們的最終消費率在15年前是62.5%，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一點，世界平均水平是65%，15年來我們降低了17個百分點。到2010年，最終消費率降低到45.5%，這就充分說明，我們的經濟增長完全是靠投資來保增長的。

剛剛公布的今年上半年的數字也說明，最終消費對于GDP的貢獻率只有45.2%，拉動GDP增長，是3.4個百分點。而資本形成對GDP的貢獻率是53.9%，拉動GDP增長4.1個百分點，7.6個百分點主要是投資在拉動。而外貿的增長對于GDP的拉動只有0.1個百分點，因此這個格局盡管今年新一屆政府采取了很多正確的措施和辦法，但是這個格局沒有根本性的改變。這是當前經濟是這樣一種情況，第一個就是長期實行凱恩斯政策，使得我們的國民經濟GDP的初次分配的格局發生了很大的扭曲。

凱恩斯主義政策的第二個結果是生產資料產品的價格不斷上升，能源、鋼鐵、水泥、玻璃、陶瓷，基礎設施的建設特別大的情況下，把這些產品的價格拉上去，這些上游產品的價格上去之后，必然影響下游產品的價格、成本，也就是說，消費品價格不可能不上漲。

前年，發改委找聯合利華談話，狠狠地罰了、批評了聯合利華。其實聯合利華也是很冤枉的，中石化、中石油的副產品不斷漲價，他們就是利用這個產品生產洗滌劑，怎么能不讓他們漲價呢？沒有道理。所以，下游產品在上游產品漲價的情況下依然是成本推動物價上漲，這是我們這兩年物價的高位振蕩的根本原因，并不是需求增加了多少，但是消費品的價格在上漲。因為實行凱恩斯政策，上游產品價格上漲，成本推動通貨膨脹。但是這種情況很快要改變，不可能，很快要換，也不可能。有媒體問我下半年的情況怎么樣，我說我從來不給未來“算命”。但是，我認為從今年上半年或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得知，這種狀況不會太惡化，也不會太好，很快地用兩三年來消化，這是我對當前經濟情況及其原因談這樣一個簡單觀點。

第二個問題，長期過度投資形成的問題，絕不可以再用過度擴張的方法對應。我用這樣一個題目是針對當前許多或一部分學者覺得我們投資的空間很大，還有許多地方可以投資，可以采取4萬億的方法刺激經濟增長，我認為是非常錯誤的。比方說有人認為，高速公路還應該建，因為我們現在剛剛接近美國，中國這么大、這么多人口，高速鐵路也還可以建設，因為我們的人均高速鐵路比日本要低得多，我們的許多基礎設施也還不應該說是很先進，這樣來說一聽好像是有道理的，但是我聽沒有道理。我們可以試問，一個收入不高的窮人非要借債建一棟豪華別墅住，可能嗎？我們的經濟水平應該和這些國家進行對比嗎？這就是我說的窮人不可能借許多的錢建一個豪華別墅住著，肯定沒有人做這個事。

同時，我國最終消費率已經降低45.5%，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20個百分點。這樣一個情況，我們還讓這個扭曲了的結構繼續惡化嗎？我們發展生活的目的是為了什么？最終消費率如此之低，不斷進行資本形成，這是一種什么發展方式？所以，投資雖然獲得了GDP的高增長，但是增長的質量越來越差，效率越來越低，擴張投資大約有三分之二左右，這些年來是用于“鐵公機”，即鐵路、公路、機場，而這些基礎設施現在明顯可以看到，普遍存在使用效率不高、短期內無法回收成本的問題。中國的高速公路，有學者研究它的利用率只為經合組織國家平均水平的12%，是不是這么低？但是肯定是低。許多較小的機場利用率不到一半，這些投資都是巨大的，回收不了。我4月初到浙江，浙江的一位領導和我講，浙江的高速公路一年要虧損20多個億，浙江高速公路的利用率比有的省還是高的。我們有一條所謂民主政治的鐵路一年虧損4個億，這樣搞經濟建設，那不是一個辦法。所以，我們不能一味的說某個國家是多少、某個國家機構設施怎么樣，要知道我們自己的底子是多少，我們的人均GDP是多少，我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多少，要和人家比這個，你差多遠，基礎設施不可能和人家接近。這是一個基本的道理。如果顧及不到人們生活的進一步改善，這樣發展下去，看上去很多工程很漂亮，說起來也很好，但是這個是脫離了群眾的。

我們發展經濟，首先是要尊重經濟規律、經濟效益，基礎設施、公共設施的建設可以適當超前，但不能脫離經濟發展的現實水平。我們的財政應該量入為出，不能老是搞積極財政。貸款一定要考慮到我們償還的能力，現在我們的網銀貨幣已經達到了105萬個億，世界恐怕是沒有這樣的數據。與GDP的規模來比沒有這樣的國家，有的同志形容，這就是相當于四川地震的堰塞湖放在我們這兒了。我們的地方債、部門債有人估計不會少于40萬億，這40萬億怎么還？用什么東西還？有人說不要過分議論鐵道部的2.6萬億債務?，F在鐵道公司成立的天天找財政部，因為利息現在還不了，這是一個現實問題。還有影子銀行，有人估計是27萬億資金在那，剛才提到了“錢荒”的問題，肯定與這個問題有關。這些問題都要高度注意，我們絕不可以再繼續擴張財政、擴張投資。

第三個問題，轉變發展思路、打造升級版、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談一些我的看法和建議。世界經驗證明，糾正凱恩斯主義的錯誤、治理經濟滯脹，應當著重運用供給學派的的理論，加強供給面的管理，就是說要千方百計幫助企業降低成本。比如說減稅、幫助降低融資成本等等，要降低勞動力的成本不大可能，我認為中國的勞動力報酬總的比例還是偏低的，所以說減稅、融資的成本應該是有攻堅的，幫助企業解決困難，促進企業發展，這樣才可以達到充分就業和增加居民收入的目的?？藦娡痉磸蛷娬{，我們要把主要的力量用到擴大就業和增加居民收入，這是完全正確的。也就是說，一句話，我們要實現供給創造需求這樣一個目的，要盡量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的干預，打破壟斷，完善市場經濟的機制。為了達到這些目的，我建議實現六個方面的轉變：

第一，要摒棄投資保GDP增長的發展模式，切實關注民生。各級的父母官應該關心你所管轄的子民基本生活問題，收入是不是增加了，孩子上學是不是更方便了，有病的人就醫是不是更方便了，這應該是各級父母官的根本任務，而不是關心GDP增長多少。這些東西是自然而然的。

第二，改革半管制、半市場的政府公司化的管理模式。各級政府活脫脫的書記就是總裁，行政一把手就是總經理，把經濟管得具體又具體，干涉的多又多，這使我們的經濟不能很正常、很健康發展的根本原因。我們要相信千千萬萬的企業家，他們會捕捉市場的信息，做好自己的決策，使經濟得到好的發展。而不是你政府管得了。如果我們的政府真的能把經濟管好，我想就是小平同志思想有問題了，計劃經濟挺好的，為什么要搞市場經濟，所以這個問題，我們總是要干涉微觀經濟，這種管理。方式必須改變。

第三，適時放棄積極的財政政策，要量入為出，努力實現財政的平衡。

第四，既要擴大內需，也要擴大外需，提升經濟發展的原動力。為什么強調這個呢？因為我們的管理層和理論界確實有一部分人把所謂的外需型的經濟看得是一個問題。我曾經多次問有關的同志，你和我舉一個例子，世界上現在的發達國家哪一個不是靠外需、靠外貿發展型的，日本、英國、美國、荷蘭，最早的法國、德國誰不是依靠外貿發展起來的？我們這么多的人口、這么大的國家有這么一點外貿就不得了了，外向型的經濟害了我們。所以說我認為，既要擴大內需、又要擴大外需，千方百計的擴大外需。

第五，放棄土地財政，切實保障農民的利益，嚴格防止資產泡沫化。現在我們的資產泡沫化比較明顯，特別是房地產的問題，這個泡沫化的問題，我們的土地財政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各級政府把土地的價格排得高高的，這是我們形成房地產泡沫的不可忽視的原因。還有一個原因是社會資金炒房，不解決這個問題是不行的，在這個城市化過程中，農民的利益沒有得到很好的保護，我們政府把土地收購過來，它給農民的錢少，而政府收購了以后又不斷地招牌掛來炒，越炒越高，形成了這樣、那樣的地王，這樣的現象不可能再持續下去。

第六，切實做到城鄉統籌，著重發展縣域經濟。放棄過去一味發展大城市的思路，要重心向下，發展西部的小城鎮，發展農村經濟。實現經濟轉型，打造升級版，中央領導反復強調，強調了多年，除了“升級版”這個詞比較新一點以外，要轉型是喊了多年的。這個問題一直沒有轉變，因為這個問題不可能一蹴而就，升級版的標志究竟是什么？我們先要搞清楚，增長要有質量，要有效率。這是第一個標志。勞動生產率要有明顯提高，這是第二個標志。耗能、能耗要降低，污染要減少，這是第三個標志。生產出來的產品質量要明顯提高，不能是有害的產品，特別是食品，這是第四個標志。要達到這些標志或實現這些標準，關鍵是要技術進步、科技創新。科技創新依靠不是喊出來的，而是依靠財政、稅收的制度改革引導企業積極進行科技創新，要使得有創新，我就有利潤空間，不創新就沒有利潤空間，甚至會破產，要有這樣一種制度約束，財政也好、稅收政策也好應該有這樣一個倒逼機制，不是說喊一喊，做一個動員就可以做科技創新了，必須在財政政策的改革方面促進科技創新。

當前要穩增長、惠民生方面有作為，克強總理談到這個問題，這無疑是對的，但是更要在防止風險方面有作為。我一直認為，從去年以來，防止風險比穩增長更重要、更突出，中國的經濟只要不發生金融危機，中國的經濟不會有大的問題。今年不管怎么說，有很多困難我還是有信心，今年的GDP增長可能還有可能實現7.5%，但是我要提一個建議，黨的三中全會如果有魄力的話，主動調整一下，降成7%，這是各級政府的預期，不要在GDP上反復作文章，不要想到刺激經濟增長的措施，應該在民生方面，在供給方面，在提高居民的收入方面等等方面多作文章，讓我們的經濟慢慢地跑起來、健康發展。同時房地產要很好地調控，地方債、部門債要很好地管理，影子銀行一定要注意監管，如果不對這些問題高度重視、實行監管，我們就有出現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只有在這些方面加強了，我們的經濟才會一年比一年好，我們斗過這一關后，我相信保持9%的增長速度還會有較長的時間。這個問題我寫過文章、作過研究，我不認為我們現在的經濟發展沒有很大的空間了，應該有很大的空間。

時間關系我就講這些觀點，供各位參考，謝謝各位。

劉克崮：

賀鏗主任是我國著名的經濟計量學專家和統計教育家、中國經濟計量學的開拓者。1992年起享受國務院政府脫特殊津貼，曾任國家統計局副局長，2008年3月被任命為十一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剛才賀教授給我們做了一個很精彩的演講。他從我們經濟調控的理論、根基作了一些評述，認為中國在這個情況下比較注重用凱恩斯經濟理論，這是有缺陷的。他同時認為往后應該以供給學派的理論做一些事。第二點，對前瞻、往后我們怎么辦，他否定了大規模采用投資拉動的方式，而贊成用需求、供給兩個方面都做一些工作，提出了六個方面的具體建議，包括民生、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財政的平衡、內外需的相結合，以及防止資產泡沫華以及城鄉統籌發展縣域經濟等，最后他提出了一個當前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克強同志提出來，升級版的中國經濟，他給出了一些標準，對各方面長官政績評估和行為的引導，以及注意防止房地產的泡沫和金融的風險。我覺得有幾個點都是非常重要的。

下面，我們歡迎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同志演講，劉元春是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副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社科基金的評審專家，曾獲得孫燕芳經濟科學獎和全國優秀博士論文獎，請劉院長發言。

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

感謝劉克崮行長的介紹，這里都是我的前輩了。剛才已經對于總體的形勢和判斷作了一些分析。我想從兩個大的方面談談自己的看法。第一個方面，如何從一種中長期的維度和全球的維度來看我們這一個上半年的情況。第二個方面才是從長維度來看，下一步我們可能的問題在于什么地方。

對于官方目前的表述，我們目前的經濟運行是平穩的，穩中有進、穩中有質，都是漂亮的語言。但是如果把我們的目光稍微在歷史的長度和橫向的長度上有所拓展的話，可能結論與這個并不是一致的。比如說我們就會看到，這一輪的經濟回落是從2010年一季度的GDP12.1%，一直回落到目前的今年二季度的7.5%?；芈涞目偡仁沁_到了4.6個百分點，平均每個季度回落的幅度是0.35個百分點，這個大不大呢？當然應該說，持續的時間是比較長的，幅度如果從以往的歷史來看，是處于一個中等的水平。

同時我們還會看到的一個很重要的現象，在這一輪的變化里，物價水平在2009年危機的時候是PPI、CPI都出現了一個負增長，就是通縮的現象。但是到了2009年三季度、四季度的時候出現了一個正增長，但是到了2010年一季度的時候，我們的物價水平是2.1，目前大家會看到，在GDP回落4.6個百分點的同時，我們CPI目前怎么來維護，就是今年二季度的CPI2.4，2010年一季度是2.1，因此在這里面就形成了一個很重要的圖像，在一些與GDP相關聯的總需求、總供給的參數來講出現了同步、持續、緩慢的回落。但是我們的CPI數據卻只有相對平穩的一種狀態，這是我們要關注到的。

在整個價格水平里又會看到另外一種現象，就是我們經常所看到的PPI的大變動，在這個變動里看到一個規律性，在這十年里，只要工業增加值的增速跌破了10%，就是我們經?？吹降腜PI蕭條。2009年的四季度擺脫了PPI的蕭條，同時到2009年的四季度工業增加值回升到10%的水平。去年一季度PPI出現了負增長，同時工業增加值跌破10%。因此，價格水平的變化實際上是一種二元軌道，也就是說工業領域的價格水平是蕭條的，目來看是一種緊縮的狀態，但是整個的服務品、消費品或以勞動密集型的消費品整體的價格，目前剔除食品之外，一般現在在1.1%到1.5%的區間波動。

目前中國的問題，持續回落的主導性的問題，我們看到主要和工業體系的關系密切相關。這樣一種狀態是趨勢性的，這種趨勢性里有小插曲，這個小插曲是去年的四季度，就是經濟增速從三季度的7.6回升到四季度的7.9左右的水平。但是這個回升與去年5月23號采取的一攬子穩增長措施是有關系的。這樣一種變化在我們短期的微刺激的作用下很難改變，這是很重要的判斷。目前的經濟回落的主體，在過去來講，還不是消費品引領的回落，它主要是外需引領導致我們整個的工業領域，也就是在外需和房地產被壓縮的同時，我們怎么投資工業領域所出現的問題。這是第一個維度。

第二個維度，這一輪的回落是不是中國獨特的現象？如果我們看一看全球經濟，實際上在2011年出現了反彈，全球經濟在2011年達到了3.9%，但是在2011年初期的時候也出現了一個持續性的季度回落。2012年的3.1%，目前世界銀行對全球經濟今年的展望是3.4%，現在初步統計的，全球一季度的經濟增長速度是多少，只有2.8%左右，就是說目前我們看到的從GDP來講，全球也是在2008、2009深度下滑之后，2010、2011年出現反彈之后又出現的新一輪的回落，這是GDP的數據。全球CPI的數據怎么樣呢？全球發達國家2011年是2.7，2012年是2.0，今年估計是在1.5-1.8。全球的物價水平有輕度回落，但是依然保持在大家認為比較理想的區間內，很多人會談到的，中國目前的宏觀經濟狀況還不錯，7.5%和2.4%還不是很壞。但是如果從世界的角度來看，世界都是這樣，但是世界的判斷不像我們一樣。

新興市場國家，比如我們看到的他們GDP的增長，2011年9.3%，2012年7.8%，今年估計在7.8%，但是今年我們預計這個數據可能還會往下調，新興市場國家去年的收縮幅度比較大，當然收縮幅度最大的是印度，印度前年是6%左右，去年一下子變成了3.2%，跌了一半。他們的CPI，新興市場國家前年是7.1%，去年是6.1%，今年估計還是在6.1%左右。國內很多人談論，目前中國經濟出現新常態，認為不高的CPI和中速逆行的GDP是中國的常態，但是如果我們把視線進一步擴展的話就會發現，可能這個判斷是錯的，為什么是錯的，我們認為我們經濟回落的核心主導力量是潛在GDP回落，是由于人口資源的變化，由于改革紅利、工業化的階段所導致的這種現象，但是我們試問一下，像印度這些國家，他們正在享受人口紅利，還應像歐美這些國家，他們本身的基本制度還是不錯的。同時，各個國家有各個國家基本面的問題，但是為什么都出現了同步性的趨勢變化，這里面只能得出一個結論：他們有共同的周期，這里面除了深層次的問題，周期的問題也是我們應當高度關注的。

回到一季度的數據來看，我們從歷史的維度和全球的維度可能會得到的一個結論，目前我們還是在一個下行周期里的回落，這種回落的力量既有周期性的因素，也有我們所講的深層次的結構性因素。因此我們把這兩種因素合起來之后進行解釋，比如說統計局解釋由于潛在GDP的回落，GDP出現了回落，言下之意就是產出缺口現在是平衡的，我覺得這種觀點是有問題的。也就是說，他對于目前形勢的判斷還是有一些問題的。問題的原因就是剛才談到的這些，特別是這些年，我們認為潛在GDP是7.5%，我們認為潛在GDP是事后能夠摸得著，事前沒有辦法說的事情。比如我們在學校里，用不同的方法所測的潛在GDP，差異是非常大的。這是我談到的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所看到的，這種持續回落目前怎么判斷？這種持續回落，在目前世界結構里，是處于新興市場國家制造業大國這種小周期起到的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們講的，制造業的生產面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交織在一起，導致收縮效益比預期強烈。二是我們經常談到發達國家的去杠桿。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制造業大國在這一輪里有去杠桿、去產能，去產能過程中間程度與金融去杠桿的程度到底誰重、誰輕？這是我們經常要談到的一個問題。在學術里經常會討論的問題，一個是金融加速器的問題，二是存活加速器的問題。實際上生產領域的加速器在目前大宗商品金融化和庫存金融化的作用下，它的這種杠桿和加速器是一樣。我們目前所看到的德國、中國和新興市場國家目前所處的進一步疲軟的狀況是用這個來解釋，原因就是他們都是制造業大國，都是在這樣一個實體面上，金融調整有它的困難，但是實體調整特別是是以固定資產、實物性的固定資產的調整擺動幅度更大，這是我們看到的第一個方面。

第二方面，一季度有一個很重要的參數就是收入下滑，也就是我們的城鄉居民的收入，比如說城鎮居民的收入，一季度實際增長率6.1%、6.2%，二季度6.7%，都是在6%之間增長，都是低于GDP的，這個已經改變了過去幾年的運行情況。如果把過去幾年中國居民的收入增長速度來看，可以會得出一個結論：中國可能沒有經濟危機，但是今年一個標志性的信號是，收入持續兩個季度的回落，畢竟回落幅度很大。因為去年的這一輪實際增長是9%以上，一下子要降三個點，我們學過基本理論的知道，經濟的傳遞從生產領域、金融領域，如果傳遞到收入領域、進一步再傳遞到消費領域，這說明回落的累計效應到了某一個區間。我們要高度關注。

我們過去金融領域的輸血方式，金融對實體的輸血方式不可持續，金融已經出現了局部性的危機，前一陣子“錢荒”背后所隱含的系統性問題已經很強烈了。因此我們對下一步來講，似乎到了一個新的臨界點了。我們是不是應當底線思維強化一些，這是我們提到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目前下一步存在著回落，有一定加速的因素，同時有出現回落力量疊加的效應。原因是什么？第一個是消費，我們可能由于“國八條”的八項政策的出臺和政策中期化對消費的影響使大家的視線轉移了，但是消費回落背后的含義很重要，收入回落。我們認為下一步的收入回落可能會對下一步的消費產生一個周期的影響。

目前，制造業投資已經回落到17.1%，工業投資回落到16%，最重要的是，在目前制造業和工業領導這種收縮性的過度強化機制已經形成，并不是在減弱，而是隨著去年一季度PPI為負之后，我們整體的工業利潤、制造業利潤在收縮。同時投資在直線回落，并且近期的回落有擴大的跡象，這是我們要談的。三是出口，目前我們的數據看來是和世界上基本同步，比如世界四季度的貿易增速是5.8%，今年一季度是5.7%，二季度前期的增速是1.4%，下降得比較厲害，下降的核心原因是新興市場國家和資源類國家前期的資源生產、礦產生產和制造業生產產能過剩全面爆發所出現的新一輪的收縮，導致他們的需求出現了明顯回落。第二個原因是歐洲問題，歐洲比預期糟糕一些。大家估計今年全年出口還有一些小幅度改善，但是三季度出現了進一步探底，就是說目前從出口訂單指數以及我們的廣交會的訂單指數來看，三季度的增速都不太好。貿易的反彈在什么時候？恐怕要在全球，當然不排除會有一些滯后性。

因此我們認為三季度的問題，在這幾個方面都不是太好，這里面可能會疊加。就業的問題，估計現在前六個月的新增700萬的規模，同時通過人力資源部的數據，目前勞務市場上需求供給比還是大于1的，是1.07，雖然比去年有所下降。但是這里面要關注的是，目前我們的就業統計數據是嚴重失真的，為什么，有幾個參數是沖突的。我們所看到的國家統計局和人力資源部所公布的數據都是比較樂觀向上的數據，但是我們國家統計局統計的PMI指數就業指數怎么樣，6月份就業只有47%左右，大幅度低于50%。更重要的是目前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被凸顯出來，根據我們的抽樣調查所看到的情況，目前大量的就業質量的惡化替代了傳統的失業，因此在這里面要估量的是，如果經濟進一步回落，由于勞動法，由于目前就業市場的狀況，會不會導致這種就業質量的惡化變成為大規模的適應？大家如果到一些企業進行調研，很多企業開工率是不足的，比如制造業的開工率目前有些行業只有47%左右，我們的工業產能利用率也是低于平均數據。如果從這些數據來看，我們可以推測的是，目前一個是就業時間在縮短，另外是就業的工資水平在下降，如果再下一步的話，這個問題可能是我們要考慮的。

財政，財政的問題很重要的一點是，每到GDP增速低于8%左右，財政增速基本上都會低于70%。今年GDP增速回落到7.6%之后，財政增速一下子回落到6%。但是年初預計的是10%，但事實上這個財政的回落是超預期的。這個問題，馬上就會把我們的視線又拉回到1998-2001年的時候當時的財政狀況，如果這種狀況持續的話，如果要大規模的民生建設，這種財政能不能支持它？另外，企業盈利的急劇惡化和金融之間的互動會怎么樣？因此從這些角度看得出的結論是什么？第一，新興市場的經濟蕭條、制造業的周期性使我們目前外部的小周期力量有所加劇。第二，工業領導的去產比金融調整更漫長一點。第三，目前中國這種內升性回落的自我強化機制有所加強。第四，收入下滑標志著經濟回落的累積效應已經開始顯現，下一步回落的速度要強化，同時金融問題的出現標志著實體經濟依靠這種輸血的救助模式結束了，金融反而會對實體經濟產生一個強烈的負面效應。幾大因素的疊加，我們認為目前經濟雖然沒有接近底線，但是三季度會快速接近這種底線，如果我們要在三中全會前后對結構調整改革進行全面布局的話，我們一定要留空間，因此最簡單的問題是，為結構調整和改革，如果要創造空間，我們必須在接近底線之前進行一些下行力量的對沖，所以目前的政策在預調和微調的力度上有所調整，我不從目前的政策趨向來講，很多的政策也在向這方面進行靠攏，我就談這些，謝謝大家。

劉克崮：

劉老師給我們作了一個比較系統的、充滿理論和國際橫向比較的演講，我覺得他對中國目前的經濟形勢的特點，我們中國經濟自己的特殊性作了剖析，同時對全球經濟發展運行的共同規律作了分析，我覺得角度非常好。因為他后面提出了在三個方面的注意：一是要關注就業的問題和社會居民收入下行幅度較大地超過GDP的下行，二是財政收入的下行較大地超過了GDP的下行，三是對下行的底線有一個預計，并且不希望這個底線在秋天出現得過硬，所以他提出了，要提前進行一些基于前瞻性考慮的當期的微調，我覺得這三個關注點都是非常好、非常需要的。

歡迎中國國際交流中心研究部的副部長張永軍，原就職于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下面請張永軍同志發言。

中國國際交流中心研究部的副部長張永軍：

大家上午好，剛才兩位專家，包括劉克崮老師點評的過程中已經把上半年經濟運行的宏觀方面講到了，我講兩個問題，當前國內爭論比較多的兩個問題，一是對于當前經濟形勢，尤其是經濟增長速度態勢的變化怎么看待。二是前一段出現了“錢荒”，現在的金融形勢怎么樣，以及對于實體經濟有什么樣的含義，有什么樣的影響。三是對于宏觀調控政策的建議。

當前的經濟增速，因為事關到宏觀調控政策的選擇，關于這個問題我想還是從宏觀調控的幾個主要的側面，也就是宏觀調控的目標來看，首先關于增長率偏低?，F在大家對于這個問題爭論比較多，剛才劉教授也講到了，昨天新聞發言人把現階段我們國家的經濟增長率降低首要原因歸結為是潛在增長率的下降客觀反映。但是實際上這個問題在國內還是有爭議的，比如國內有的經濟學家認為，現在經濟潛在增長率是7%或6%或高一點，實際上潛在增長率略高，這個觀點我不太同意。我個人認為，現在的整個實際增長經濟7.5%的增長率比潛在的增長率略低。為什么說略低，可能有這樣幾方面的證據判斷：

第一，通脹的壓力，我們國家從2010、2011年，那時的通脹壓力比較大，目前現在只有2%左右的水平，從高峰時期的6.5降到2%左右，降了4個百分點左右，這個過程是由于擴張步伐的放緩，經濟增長速度在放緩，通脹壓力在減輕，另外更重要的是PPI指數的同比出現了下降。這個問題我原來在這里也提到過。我們國家從1995年開始，當時叫工業出廠價格比原材料燃料動力供應價格，現在是生產的價格和生產者固定價格這兩類價格。我們國家有統計以來，以前出現過三次下降，就是1997-1990年，2001-2002年，還有2008-2010年，現在是第四次下降，持續了一年多的時間。這個情況在很大的程度下反過來印證我們國家現在的需求不足，經濟增長低于潛在增長率。下降影響因素比較多，其中大家會說，這個下降受國際的影響比較大，但是在這里要特別強調的一點是，我們國家現在的工業品價格的下降是國際上主要的大型工業企業最嚴重的。比如美國甚至是歐盟，歐盟到現在已經持續了兩年多的經濟衰退，美國也沒有出現下降的情況，只有中國出現了下降的情況，但是這里面有一點，就是人民幣升值的影響對沖了國際上價格進口以后，人民幣升值會造成一定程度上漲減緩或者下降。但是我認為這不是主要的原因，而國內經濟需求方面的減速比較快，可能是造成工業領域價格下降最主要的原因。

從就業來說，剛才兩位專家講到，我國判斷就業形勢比較困難，因為沒有一個完善的就業方面指標體系，只有局部性統計指標體系。但是，我個人認為，現在就業指標跟其他的指標好像給出的信號不一樣，比如剛才說到的收入指標，上半年新增就業比去年多不少，比如外出打工農民工今年比去年增加440多萬。這種情況下，農民的收入增速明顯下降，當然國家統計局發言人對這個問題有一些解釋，比如包括農產品價格下降等等的原因。但是，在新增就業增加這么多，尤其像農民外出打工增加這么多，還是近年來農民收入增長最為重要的一個渠道，在這種情況下，收入增速下降那么多，可能就跟這兩者之間不是很協調。如果要解釋就業人數增加可能跟經濟增長結構有關系，重要今年上半年第三產業增長比工業高一些，服務業對就業帶動比工業強，可能服務業吸納就業多一些，這能夠從正面解釋就業形勢有所好轉的重要因素。但是，確實這方面我們不是很好準確地判斷，可能不能作為經濟增長到底是快于或者低于潛增長的一個重要依據。

國際收支，這兩年整個全球經濟復蘇的步伐不是很快，我國的外貿形勢又存在比較嚴峻的形勢，但是這種情況下，2012年順差比2011年增加700多億美元，增長幅度接近50%。今年上半年外貿順差又比2012年同期將近60%，這種情況下，6月份出口出現負增長，順差增長這么快主要原因是因為國內需求不旺，進口增速更低造成順差的擴大。這種情況從一個側面印證目前我們國家目前需求放緩的勢頭比較嚴重，這也符合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只要經濟處于周期性的谷底的時候，外貿順差都會增加的一個經驗。

剛才提到財政收入，還有就是發電量和用電量指標，也能夠反映出經濟比較低迷。但是這里有一個變化，需要解釋，像用電量的指標從近幾個月的情況來看有所好轉，尤其從4月份以來用電量指標開始回升了。我觀察指標的時候和媒體朋友們交流過，可能在6月份之后工業品增速會提升，但是從6月份來看，工業增速只有8.9%，還沒有4、5月份高，后來分析一下結構上的原因，可能目前用電量回升可能跟工業高耗能的用電比較快、6月份居民用電開始增加有關系。從用電量來看，電解鋁一項占工業用電1/5左右，今年以來電解鋁產量的增長，相繼比較快，在這種情況下，電解鋁增長帶動了一大塊，使得近幾個月工業用電增速有所提升，但是如果把電解鋁、有色金屬領域和鋼鐵領域和其他一些領域，比如鋼鐵領域的生鐵、電池、化工高耗能的領域，把這些扣除以外，用電量整個指標變化情況并不是太快。因此，這反映整個經濟的增長還是說明現在情況比較低迷的。

關于增速下滑的原因，國家統計局說是前一段下降的客觀反映，我們認同這一觀點。我個人認為還是有國內需求明顯放緩的原因，國內外需求明顯放緩，從國內來看，投資從2012年21.2%，一直下滑到現在略微超出20%，如果換月度指標的話應該是下降的比較快。出口一季度的時候，從5月份數據反映國外需求增長比去年慢很多。對部分區域的出口出現下降，比如對日本、歐盟的出口出現了下降的情況?？偟膩砜矗瑖鴥韧庑枨蟮脑鲩L，要么有的領域出現下降，有的增速明顯放緩，總的消費品需求擴張步伐的放緩是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這對于下一步制定政策方面有參考作用的。

關于經濟增長有爭論，現在到底有沒有把經濟增速應該搞在什么樣的水平，剛才賀主任講了一個觀點，我的觀點和他有一些不同。我覺得現階段還是有必要保持比較快的增長。一個原因，我們認為現階段我國潛在增長率應該比現在實際增長率要高，我個人認為應該接近8.5%左右，現在7.5%左右的增長率低于潛在增長率的。第二個原因，去年召開了黨的十八大提出了發展目標，是到2020年在2010年基礎上實現經濟總量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翻番，我們考慮2011年和2012年實際增長率的情況下，2013年到2020年階段，如果實現了總量翻番，那么保持7%左右的增長率就可以了。但是，要實現城鄉人均居民收入的翻番，7%是不夠的，需要考慮人口增長的因素，因為我們人口增長是千分之五，就要保持7.5%的增長。如果說現在就是7.5%，情況不是剛好嗎？實際這里因為2015年前后，根據我們現在分析判斷勞動力的總量和結構會出現明顯的變化，伴隨著這個變化，儲蓄率也會出現變化。2015年之后，那個時候我國潛在增長率比現在還要有所下降，如果現在這幾年只實現7.5%的增長，要求在“十三五”時期也要實現7.5%的增長，那個時候如果潛在增長率降到7.5%左右的話，實際會面臨一定的困難。

現在還有一種觀點，認為經濟增長速度低一些，比如加大國民收入分配的結構，在總量增長7%左右的情況下，實現了總量增長的目標，使分配結構朝著居民收入分配傾斜，不是也能夠實現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標嗎。像剛才提到的，我們這一兩年的情況，現在經濟增長7.5%-8%，尤其像今年，經濟增長7.5%，但是居民收入才6%左右。在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放緩的情況下，還要調結構，向居民這塊傾斜，我們現在沒有向居民傾斜的情況下，財政收入放慢，企業利潤增長放慢，去年還是下降的，這種情況下，寄希望于速度適當下降，使結構向居民傾斜，我覺得這不是太現實。因此，從實現黨的十八大提出的發展目標來看，現在是需要保持一個較快的增長，我個人認為在目前7.5%左右增速基礎上，還是應該有所提高。這樣的話，才能為未來順利地實現黨的十八大提出的目標打下一個比較好的基礎。

關于金融形勢。今年的金融形勢變化感覺上有一些快，兩個月前“經濟每月談”在這里談中國貨幣超發、流動性泛濫，那個時候還講貨幣在世界上比美國貨幣總量還高，因為有一個中美貨幣總量的比較，按照匯率折算的。但是，過了不長時間，那個問題還沒有討論完，到6月份又出現了“錢荒”，貨幣非常緊張。這種情況到底是什么原因出現的？影響因素到底有哪些方面？恐怕需要分析，這張圖前一段時間整個貨幣市場利率，就是銀行間拆借的利率變化，6月份整個拆借率也好、票據率也好、債券的回購率也好，創了多少年以來的歷史的新高。怎么看待這個情況？最重要的可能還是經濟結構方面的變化，但是這個問題因為剛才進入會議室之前和劉行長交流，劉行長是金融方面的專家，他了解情況比較多，一會兒大家還可以向他提問，我在這里先講講自己的一些粗淺的看法。

我覺得金融結構的變化是產生“錢荒”的一個問題，從存貸比來看，我們國家近幾年金融結構的變化很快，從存貸款結構來看，我們國家中小型金融機構發展很快。比如今年1-5月份，全國性的中小型銀行金融存款是2.2萬億左右，4家大型商業銀行金融存款是7萬億，中小型銀行增加了存款比四大國有銀行還快，規模還大，這在過去難以想象。但是反過來講，這些中小銀行在運用上和四大國有銀行有差別，如果看今年上半年四大行的信貸收支平衡表和中小銀行的信貸收支平衡表有一個明顯差別，四大行在有價證券投資和股權投資方面，四大行是收縮的，而中小銀行是擴張的。像前五個月，中小型銀行有價證券投資有1.4萬多億，超過了中小銀行發放的貸款，是去年同期的2倍多，中小型銀行股權和投資有7000多億，這是去年的5倍多。總的來看，由于整個金融結構增量部分從四大國有銀行向中小型金融機構變化、轉移，中小型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包括監管的要求，是要低于大型國有銀行的，比如備付金率和存貸比的存款準備金率的要求都比四大國有銀行低，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出現了變化，顯然就會容易出現問題。

另外，今年基礎貨幣供應的結構發生了變化。5月份以來，美聯儲不斷放出風聲，要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這可能導致了一部分原來已經進入中國市場的“熱錢”的退出，這是一個外圍因素。另外，外管局清查虛假貿易數據，造成初步結匯的減少等等有一定關系。另外，要求外資銀行外資貸款要求有一定的存款準備，使得通過外匯占款投放的渠道和資金明顯減少。剛剛公布一個數據，二季度外匯儲備增加了600多億美元，如果看外匯占款5月份增加了人民幣600多億，和原來的月份相比，大概只占1/10，和4月份相比，也大概只占1/2不到。外匯占款渠道突然出現了明顯的放慢，這對于貨幣市場資金供應顯然有明顯的影響。

另外，中小型金融機構的資金運用因為大量增加，這些金融機構本身吸收存款能力很弱，有的還不能直接吸收存款，它融資渠道是發行金融債券，另外通過同業市場借款彌補資金的不足。但是，今年債券市場整個的行情不是很好發行金融債券籌措資金，顯然這個情況不如原來。在這種情況下，中小型金融機構資金運用大幅度增加，對于短期拆借資金彌補資金不足的需求，顯然會增加。但是，6月份又遇到了銀行年中上繳稅收，還有剛才講到外匯貸款監管加強的因素，使得原來作為資金重要拆出方大型銀行減少拆借，但是由于這些因素的影響，6月份他們減少了資金的拆借，有一個重要指標，6月份在拆借利率上升這么高水平的情況下，短期內曾經兩位數以上，后來接近是兩位數。這么高拆借率，但是拆借成交量不到正常月份的40%。正常月份大概拆借市場資金拆借量是8000多億，在6月份只有3000多億，不到正常月的40%。

劉克崮：

正常月8000億，是指這兩三年嗎？

張永軍：

好幾年都是這個數。

劉克崮：

6月3000億，常年的6月份有沒有數，有常年的平均8000億，再給一個常年的6月，因為6月就是收錢的月。

張永軍：

今年的6月比常年的6月也少很多。由于其他的大型商業銀行拆出資金減少，在這種情況下，央行又沒有及時的增加貨幣資金供應，當然就出現拆借利率跟其他短期市場上升的情況，我覺得這對于為什么會出現“錢荒”的原因，從指標變化來看有這樣一個分析。

現在的情況怎么樣？剛開始央行沒有采取動作，后面連續發了幾個聲明，表示采取了一些動作，近期的情況有緩解，但是問題是不是還存在？我個人認為還是存在的。一個問題，現在貨幣市場利率還有3%以上比10多年的平均水平相比，還要高將近1個百分點左右，這是一個依據。另外一個更重要的依據，這一段時間還存在著一個現象，就是長短利率倒掛的現象。我們知道正常情況下，長期利率都應該高于短期利率，但是按照現在我國貨幣市場來看，短期利率的指標要高于長期利率的指標，最緊張的那幾天就不說了，那時候短期利率要比長期利率高得多，比如隔夜的拆借利率10%左右，比10年期國債率都要高得多。即便是現在，已經到了7月中旬了，剛才講的6月份的情況都已經過去了，按說半年情況都已經過去了，隔夜拆借率最近兩天只有3.2%左右的水平，比長期的國債利率低了。但是7天的拆借利率，無論是上海的7天，還是全國銀行間7天拆借利率，現在大概是3.8%左右，這個利率還比我們說的比如長期的債券收益率還要高，這種情況實際按現在資金市場長短期利率倒掛、長短期利率錯配的現象還存在。

而且這種情況對于未來實體經濟有一種含義，對于未來實體經濟的發展會有一些不利的影響。在這方面多講一些，這個情況在國際上長短期利率配置的情況，在判斷未來經濟形勢變化方面有非常好的應用經驗，尤其發達國家的情況非常好。我們看一下美國的情況，美國從1953年以來到現在，美國總共出現了7次長短期利率倒掛的現象，就是長期利率低于短期利率，7次有6次出現經濟衰退的情況，只有一次說是例外，但實際也不是例外，在那次美國GDP沒有出現環比負增長，那個時候經濟環比性零增長，工業生產下降，近似于出現一次經濟衰退。這種情況在美國歷史上是特別有典型意義的，一直是只要長短性利率出現倒掛的現象，基本上出現經濟衰退的情況。包括2008年經濟衰退之前，在2006年至2007年之間，也出現長短利率倒掛的現象。2008年1月份，我在《證券日報》上發表文章，長短性利率倒掛現象分析美國2008年經濟出現衰退的可能性，當時從這個角度判斷美國經濟有可能在2008年出現衰退，如果出現衰退可能比以往幅度要大，而且持續的時間可能比2001年衰退的時間要長，運用長短期利率倒掛的指標判斷當時2008年是不是可能出現衰退，當時給出了很好的信號。

舉一個另外例子，德國在歷史上很多次出現長短期利率出現倒掛的現象，只要出現了長短期利率錯配和倒掛的現象，基本上都出現了衰退的情況。另外，看一下日本，我沒有把日本的圖放在上面，因為以往歷史資料沒有找到，但是日本在歷史上只要出現長短期利率倒掛的情況都出現了衰退的情況。大家會說，西方經濟市場比較發達國家的情況，在中國是不是適用？這個問題確實需要論證，我們從比較有限的，從我們國家90年代中期情況來看，我們國家大概出現了兩次長短期利率倒掛的情況，一次在1997年到2002年左右，斷斷續續持續比較長，中間出現恢復正常的情況，但是總體上那個時候當初指標是7年期國債收益率跟7天期相比，一周拆借率成交量最大，現在變了，現在是隔夜成交量最大，一周拆借率規模排在第二。用7年期國債利率和一周拆借利率，2000年前后都是一個倒掛的情況，那個時候正是我們國家經濟比較低迷、經濟處于一個周期性衰退的情況。

找小周期忽略，找大問題反映問題，陷入到小周期里就混亂了。我們若干年前很多調控，對于小周期過于敏感，稍微一波動就調，我們需要看經濟大勢。

劉克崮：

你這種看法在國際上有水平的經濟學家是共識，還是反的，還是有爭議？

張永軍：

之前很多經濟學家對它研究的不多，現在編貨幣金融學的米什金研究這個問題比較多，他的結論和我一樣。

劉克崮：

這個題目非常好，但是要在實際中跟著它，理論跟著實踐走，在實踐中成熟、壯大、站住腳。這樣才顯示出你的水平，別說馬后炮，事后畫圖。

現在中國的長短利率倒掛已經多長時間了？

張永軍：

這次從6月份開始。

劉克崮：

太短了，才兩個月。

張永軍：

所以才要監測。

要落實中央提出結構性減稅政策，擴大營改增的范圍，當然現在的營改增有很多的問題，這可能要實際部門摸索，逐漸解決推廣過程中存在的問題。貨幣政策，還是要增強前瞻性，我們要注意剛才講到的市場方面的指標，把握好力度，要把握好金融結構的變化對貨幣運行的影響，該放的放，該縮的縮，前一段時間該向市場供應資金的時候還是要供應資金，不能用短期的手段治理長期的問題，那可能是不對的，就是手段上可錯配的。

穩定出口，當前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人民幣匯率升值不要總是聽國外給了一些壓力，還是升值的趨勢。昨天在《證券日報》上發表了文章，人民幣現在匯率水平已經高于所謂的長期趨勢水平，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在5、6月份的時候，當時IMF副總裁到中國后來到了日本，到日本他講日元已經跌到長期趨勢水平了，不能再跌了，他的依據是根據匯率和人民幣收入水平長期的關系來判斷的，我們現在按照這樣的方法判斷，人民幣已經升值升到過頭了，比長期趨勢水平略微高一些，人民幣升值步伐必須放緩，甚至像這種情況穩定一段時間，這樣的話，對于穩定出口才有利。

對于貿易和資金流入方面，要加大審查力度，最近我們中心有一位年輕同志提出，要增收“熱錢”流動費，避免資金的過快出入。我們寫的建議大概就是這么幾條。謝謝大家。

劉克崮：

我認為永軍是新秀，很執著，很深入，理論和實際結合，特別擅長的是數字，你們看到他的數字，研究現在復雜的宏觀經濟必須充分的、真實的、較細的系統數據，沒有這一套功夫，剩下那些表態是瞎掰。要么是套話、空話、跟風話，要么就是膽大，沒有根據也敢說。所以，我覺得永軍這一點是非常好的，他的總的說法的脈絡，就不多說了，但是他提出了幾個問題，或者他說到的幾個關鍵的事，我認為值得商榷。第一個，潛在增長率，他認為有8.5%，我本人在接受他新數據之前，我的觀點是“否”，不可能！繼續以數字支撐上上下下有一批人認為中國應該持續的高速，包括某大專家，中國還會有二三十年的時間保持在8%以上的速度的觀點，我覺得有問題，要及其慎重。

永軍，你要及時慎重，要有充分的數字，因為這里有一個關鍵的點是判斷經濟增長的動力，我提一下說這個關鍵數的重要性，有一個大家認為，我們可以長期還有二三十年保持8.5%的增長，為什么呢？因為一些國家作為我們的樣板，是人均GDP是美國多少的時候，大約人均GDP是美國25%左右，就進入高增長期，比如日本、韓國、臺灣、新加坡等等。第二個是實證，日本、韓國、新加坡確實在某個時段增長了6%-8%，持續了二三十年，就是50年代到90年代。所以中國現在和那個時候差不多，中國也應該開始進行一個二三十年的8%以上的高速增長期。我覺得這個數字挺好，但是數字缺了一個大周期，他說，他們開始了二三十年并持續了二三十年，這個語言的意思我沒有用，我去找也可以，但是沒有那個功夫。起飛之前就是沒有飛，沒飛之前速度就應該是5、4、3、2、1，他說6%-8%是高速，那么之前就應該是5、4、3、2、1。中國和他們一樣應該是飛了，應該是8%以上，那么我們以前是多少？以前是10、9、8，我們以前就比8%以上高，我們30年平均是9%，已經高飛了9，34年，這兩個數字是接不上的，是緩慢的發展，在地下跑、走，起飛了，我們呢？我們已經在那兒狂奔了，我們在那兒狂奔了30多年了，你還說是開始還會有20到30年，那就要論證世界要有一種條件，先狂奔，后高速，50年到60年，變成這個結果。我覺得數字和結論是不對應的，這種狀態下去猛說、猛說，還有人猛聽、猛接受，這個荒謬。提醒永軍，別跟這位大家犯同一錯誤。

第二，翻番，你說的7%，我們倆統一口徑，數學上別分母不一樣，時段不一樣，你說的7應該從2020年往前數10年，從哪兒算？從2011年算。因為寫十八大報告的人這一點是清楚的，我看他們的解釋說明，說翻番沒有大問題，就現在這樣走就沒有問題了，理論上、數學上一個靜十年的翻番年均增長7.2%，7.2%平均是10年翻番了。我們說翻番是2012年底說的，實際已經2011年、2012年已經有數了，就是8%以上、7.8%，你比那個平均7.2%高了一塊，所以我們往后的8年不用7.2%，有6.9%多就夠了。這是時段和分子、分母要清楚的問題。

中小企業，我2005年以前和前經貿委合作，下決心把微企業指標扣出去，微指標不出去的話我們對企業的劃分是什么概念，是大企業和中小企業，就這么分了。這個類有什么結果不合適？我們1200萬戶企業注冊登記的，還有4000萬的個體戶和2億的農戶，1200萬戶企業，大企業的概念是多少？統計上有人說數萬戶，但是我感覺不到，我感覺中央的大企業就是100多戶，大企業劃出來，不管怎么劃，也就是0.1%，1000萬，1萬個大企業就是0.1，如果說10萬就是1%。大也就是數萬，中頂多是數十萬，它們約等于1%左右，99%是小微企業。很多人說小微企業融資難，銀監會和銀行說融資不難，說中小企業的貸款上升比大貸款高，因為中小企業高于大企業，所以小企業融資沒有問題，這里有一個口徑錯誤。他們把大企業之外的99%都歸到中小，包括微，應該把中小繼續切分，切除中，比如數十萬的中，切出來，剩下的是小，再切除微，實際大家感受是什么？中小企業難，但是不精確，中不太難，中就是全國省、市、縣的骨干企業。這些省、市、縣的政府都會關照他們，無論是私營還是國營的，所以中企業在十多年的發展中，曾經也許缺過資，現在不缺。應該把大企業和中企業歸為一類，把小歸為一類，把中和小歸一起很別扭，所以就除微，大、中和小微，現在的狀況是中小企業和中小金融機構的問題主要在中，中的問題掩蓋了小，小的問題甩掉了微，你這兒說中小金融機構大量的上證券，小金融機構是誰？小商行，村鎮銀行、小貸公司，有多少上證券？是中，是那一堆的股份制，比如民生、中信、招商、浦發、興業，是十幾個中型的，其實我認為本質上就是跟大一樣，他之所以管的松，難一些，因為是純股份制，不像工農中建交，因為是國有，從銀監會和財政部直管，這些大銀行的財務關系在財政部。所以，這段出毛病多的、擴張厲害的，趁著機會猛撈的主要是中，股份制。

所以，這個數我建議你調一下。包括中小企業停止使用中小企業的概念，大中企業或者小微企業，或者擺開說大企業、中企業、小企業、個體戶，說全了。如果數據沒有那么全，可以抽樣，我和統計局兩任局長都說過，他們已經完成了，微企業劃分已經出來了，微金融機構就用機構民間機構，常規的是8千，6月3千，其實你自己的原因已經回答了，美聯儲撤支，美聯儲寬松政策暫緩，可能要收，它的放風是在6月初，宣布是在6月19號，中國的“錢荒”高峰是6月20號，就在這個時候比較寬松了，一批外面進來的錢，從六月份就開始撤，6月19、20號是撤的高峰。整治外匯，中央1-5月份在整，成效累積，部署動員在做，5月有動作。所以6月這一大項也是減少了服務。外匯占款就是收外匯出人民幣，外匯少了，人民幣就少了，你提到的這兩個因素就是6月份3千下了。每個月的企業所得稅是4月份開始結帳，6月交錢，6月份全國的上年所得稅真正從企業的庫里把錢提出來交給國稅局入財政部，動作是6月份，其中著重是中下旬，全國3千億。就在這個時點上要提前，把帳倒過來了。上市公司年報要披露，為了好看，資本充足率要提高，包括金融，金融銀行在股市里是大戶，把資本金都弄出來怎么交待，迅速停止，能回趕緊往回出，要做一個漂亮美麗的報表，也是在6月中下旬，所以這幾個是常規因素，我剛才說的美聯儲的動作和整治外匯的動作，所以出現了這個問題，拆借，拆借怎么看是永軍提出的重要問題。

最后，他提到的長短期利率，這是所有問題中最重要的，你會做出重要的貢獻，明天做就是30年后的諾貝爾獎。

下面開始提問。

記者：

請問一下賀主任。第一個問題，上周李克強總理在經濟形勢的分析會提出了一個說法，經濟增長率不要滑出下限。您剛才提到，建議三中全會把增長率的目標從7.5%改到7%，你理解的下限是什么？為什么會做出這樣的判斷？第二個問題，昨天國家統計局公布了關于收入分配的問題，在城鎮居民收入分配這塊，現在人均收入分配是6.5%，比去年同期跌了3.2個點，農村的人均收入跌了3.2個點，城鎮6.5甚至連GDP的增速都趕不上，我想問一下，因為收入分配影響到了消費，包括消費就會影響到下一步的增速和經濟的增長，在調解收入分配這塊，您有什么建議？謝謝。

賀鏗：

克強總理的不要滑出這個底線究竟有多少，應該只有他知道，我也不敢妄說。但是我認為這個底線是7%，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今年確定了7.5%是說的7.5%左右，并不是一定要達到7.5%，可以左和右之間，低于7.5%，究竟多少是底線？我覺得作為總理，既是經濟學家，又是政治人物，如果當前中國的經濟低于7%，可能會帶來什么。而要保持一定的收入增長、民生改善，經濟增長的適當縮短是需要的，所以我認為是7%。

為什么建議三中全會調整到上半年7%呢？習近平總書記最近談到，和不要把GDP當做一個評價干部和工作的主要指標也有關系。釋放出來的信息，我們應該容忍GDP的速度較低。如果說三中全會，我們主動地調整，對于我們一大批想把GDP作為主要標準的地方政府、地方官員是給他們一個明確的信息，你們應該在民生方面多做工作，應該在穩增長方面有所作為，而不是一定要追求GDP多么高。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要給所有的干部一個明確的信息，要在增長的質量、增長的效益方面多做文章，不要在多高上追求有多高。

收入分配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很大的問題，你這個問題問得也挺好。我們初次分配的結構非常有趣，我在發言中已經說了，應該是這個結構慢慢恢復到合理的范圍，我們是15年破壞了這個結構，要恢復合理的話不是一年兩年可以做到的，所以說我們這種經濟當前出現的所謂困難，我認為三兩年確定不了。要改變這個，今后的收入分配應當適度高于經濟增長水平，才能把結構調整好。

劉克崮：

個人收入占比高于經濟增長速度。

賀鏗：

居民收入。這樣才可以把籌資分配的結構直接調整過來。原來中央的文件里提要兩個“同步”，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報酬和生產率的提高同步，我當時在發言的時候表示，必須要居民收入必須要高于經濟增長速度。但是今年上半年正像你提到的，我們的城鎮居民收入增長明顯地低于經濟增長的速度，農村居民收入的增長也下降，但是高于經濟增長的速度。這個現象是值得重視的，原因是什么？我個人的看法是，可能是就業不充分，中小微企業困難太多而形成的。因為收入的增長，特別是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主要還是靠就業充分、企業的效益比較好、工資水平有所提高。而政府過去增加的那一部分，提高離退休干部的待遇、提高最低保障水平，直接有影響，今年的力度夠了，但是不至于使他有比經濟增長速度還要來得低。之所以比經濟增長速度低，我認為重要的信息是就業的不充分，盡管社會勞動保障部數字出來了，我認為每年的數字沒有變化。

劉克崮：

極其微小。

我倡導中國社會民間開展宏觀重要領域的統計數據進入民間機構，大量的民間機構做了，會更豐富，會促進這個行當的專業性、科學性和真實性水平。表揚成都的西南財大做基尼系數非常好，他站出來了就是歷史的進步，也會不斷完善，只要公開，會促進中國基尼系數評估整體水平的提高，就業也是，我曾經在一個會上號召過，你要干起來。

賀鏗：

說一下分配收入的建議。我一直強調收入分配的改革應該放在重要的位置，改革對于國有企業和國務委員應該是限高提低，而對于一般的企業應該嚴格的實行最低工資制度，各國都是這樣做的，要改變分配的比例只有提高最低工資水平，最低工資水平提高了，法律的東西，企業的盈利就應該更多的向工人、職工傾斜。在財政可能的情況下加強社會保障，包括低保、醫保以及其他一些保險，加大社會保障的力度。促進低收入的人群提高，窮困的人減少，我們現在的收入分配曲線是一個金字塔，有錢的人在上面很少，沒有錢的人在下面底盤很大，應該把這個曲線進行改變，全面小康社會應該做到，所以說收入分配是必須采取有利的措施進行改革。

劉克崮：

補充一句，您那幾個觀點我都贊成，您的收入分配三個方面也可以，但是“限高提低”這個詞要慎用，要搞清楚這個詞應該是對誰而言，2011年春天人大通過了一個提個稅的決定，報告里也用了一個原則，我們調個人所得稅改革的指導思想就是調整收入分配的指導思想，這就是中央初次正式決定里說的，我們收入分配的調節要有一個原則，就是提低、擴中、限高(調高)，就是把低收入者的收入調高，對低收入者不征稅或少征稅，對中低稅率大一點，把高稅率少一點，這就是支持大面積的中收入。高收入要限制，要調整，讓他的率高一點，特別高的人可以加一點，按照這個原則就把個人所得稅調了把起征點上升了，低收入的不交了，中收入的擴一擴，覆蓋面擴大了，高收入的減了一兩檔，就是往上跳了一下，比如原來35個檔，變成了40，40的變成了45，拔了一下。對嗎？錯了，哪兒錯了？分母錯了，提低、擴中、限高，這個原則應該對誰？國民收入分配，這個原則是對全國的，對所有的民眾，對所有的人，多少？13億，這個原則應該是對13億人的，他把這個原則用到了納稅人身上，對于納稅人，要按照這個原則進行調，所以你納稅原來是2500元，調到了3500元，把已經納稅的人作為分母，把原則用上去，所以以納稅人里面2000-2490元，這樣的人不納稅了，這就是提高低收入的收入水平了，哪錯了，如果你把提低限高這個原則放在13億人里，掙3499元的人在整個國民中是高收入還是低收入？按照這個原則，人大的方案認為是低收入，錯了，所謂的高中低肯定是我們的研究對象是13億人，怎么分高中低，統計局年年都在分，城市農村全國的主體，把13億人口五等份，高收入、中高收入、中收入、中低收入、低收入，多年都是這樣，13億人五等份，13億人10%，1.3億，20%，2.6億，所以劃分的結構，高收入2.6億，低收入2.6億，其他三個都是2.6億，2.6的低收入應該減稅，對，已經不交稅了，高收入2.6億是高收入，應該適用哪個詞？應該增加稅負，那個時點上納稅人是多少？是8000萬，所有的納稅人加起來是8000萬，8000萬人里自然在13億人里一定是在2.6億里，在高收入的2.6億里，而且大約在高收入的2.6億中偏上部分的三分之一，所以它是高高收入，高高收入應該加稅負而不應該免稅，分母錯了。

所以，對公務員要限高提低，公務員現在的80%多的人都在3000起征點之上，那個時候90%的人都在2500之上，它已經是納稅人了，已經在8000萬里了，根本就不在12.2億人里，有12.2億人里是中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他們根本不交稅。所以我們在13億人的口徑里，我們取了一個2500或2000-3000的小薄片，對這個小薄片減稅了，而這個小薄片是基于人口的7%的位置，你照顧7%位置的這片人，你沒有照顧93%，你關注的是93%，所以我覺得此事要慎重。

賀鏗：

個人所得稅是目前調節不了中國社會的收入分配律，因為我們的稅收70%是間接稅，納稅的對象90%是企業稅，個人所得稅只占稅收的5%，我們拿工資者，經過去年的調整后，拿工資的人交稅不到10%，所以說個人所得稅根本對于調整收入分配起不了作用。

劉克崮：

口徑放大了，涉及到稅收和國家企業個人三者基本關系及方法，涉及到這個，我先說關系，我贊成賀鏗，是一致的，我們從1993年改革到現在，國家、企業、個人的占比，個人降了9個點，不對頭，企業升了8個點，多了。我希望有人質疑，很多企業都有困難，你怎么說多了8個點，這是收入，還有內部的結構，個人降了9個點，很多人說增了數倍、數十倍是個人的內部結構，我先說三個大的。小企業很困難，但是很多壟斷企業、資源企業利潤巨大，不知道該干什么，炒房地產去，這是企業的結構。政府也有政府的結構不展開了。所以個人要提高收入，你又要增加個人所得稅，什么問題？你們自相矛盾了，我就是這個觀點，個人要上來，個人所得稅要擴大，自相矛盾嗎？不矛盾，你把它放在一個大的整體中去研究，別摘出兩個研究。大的什么問題？賀鏗教授說了，間接稅70%，直接稅30%，什么叫間接稅？和銷售、營業走的叫間接稅，形式上企業在納稅，實際上錢是間接出的，是終端消費者出的，但是在名義上是企業，所以叫間接稅。直接稅是企業的利潤交稅，個人的收入交稅，買房子新老價差交易所得交稅是直接從稅金里切出來的。

最重要的觀點，一個偉大的、興旺、潛力無窮的民族，它的國民一定是有強烈的國家意識。一個強大的國家的國民沒有國家意識不會是強大的，日本關東軍打沈陽的時候，動員令發的招動員就說中國人的國家意識很弱，我們不要怕他，他幾十萬人，我們幾萬人，但他沒有國家意識，就像豬群一樣，打一只豬，別的都跑，不回來幫忙的。年輕人別笑，要牢記這個日本的詞，一個強大的國家，國民普遍的國家意識是強的，國家意識的標志是什么？別說虛的，戰時當兵、平時納稅，這就是國家意識。你認為自己使勁漲價，還要要稅，你忘了還有吃不上飯、穿不上衣的人，這就是國家意識，這就是群體意識。偉大的民族一定要有強烈的國家意識和互助情懷。這就是國民的普遍素質。

美國的納稅人是多少？1.6億，占人口的52%，1.6億自然人，我們原來是8千萬，占多大比重？6%、7%，現在是2800萬，占人口2%左右，我們的自然人納稅率是美國的1/26，兩個偉大的民族，我都認為是偉大的，但是在這一點上差距巨大。所以，你弱，還有比你弱的也要幫他，你有一碗飯給他一口，你有一口吐出來給他。所以個人所得稅要造大，把間接稅降下來，對大眾百姓有利所得稅造大了，你是累進制，所以首先是富人，給你家庭的基本，包括將來的房子也是。所以這一點我覺得大家想明白了，特別是在座的年輕人。

結論就是，把間接稅的占比降下來，把直接稅的占比提上去。你如果直接稅的占比不提上去，間接稅占比怎么能下來？稅收就沒有了，為什么要把間接稅的占比降下來？因為間接稅對的是終點消費。說一個概念，以在座的文化水平都可以很快明白：越窮的人收入在當初的比例支出越大，掙100的人可能全花光，一個掙1萬的人可能支出7千，一個掙1千萬的人可能只支出1000，1000萬個只支出100萬，有900萬是不用支的，所以整個股票、買房子不是直接消費，越富的人當期支出在消費商品服務的上支出越低，越窮的人支出越高，我們靠流轉的價格征稅，所以誰必需品占的比重越大，交的稅占自己的收入就越高，但是絕對數可能低一些，因為錢少，你掙了一大堆，絕對數富人高。但是又說了，整體的窮人、整體的消費還是實際消費比富人要多，大眾的消費加起來比富人多。所以間接稅這種流轉稅、間銷售額、營業額征的稅在收入分配上是不利于老百姓的，所以要把這個稅降下來，17的稅變成了16、13、12，把間接稅降了，然后財政要過日子，總水平別再動，別再增了，有人要降下來，也說不準，至少財政收入別再增了，對老百姓不利的間接稅要下調，必須把直接稅上來，上來之后是否對老百姓不利呢？否，個人所得稅是累進制的，商品稅是單一率的，都是17%，營業率都是5%，都是3%。所得稅是累進的，第一價格扣除，最高是45%，生活費扣除不交，所以再高、再大與你有什么關系？

現在的企業納稅90%就應該逐漸降低企業的納稅，然后提高個人納稅，我們還說，你政府怎么回事？你干的什么活不明白，臭活，臭決策，你憑什么說這個話，我是納稅人，納稅人最直接的感覺就是個稅，你在流通的時候想到納稅了嗎？所以一定要強化公民的國家意識，強化公民的互助情懷意識，要擴大直接稅，要擴大個人所得稅，要把現代的實質是富人的稅變成全民的稅，你盡業務，國家說對不起，你先把自己活好，個人義務和國家照顧是雙向的，不能一張嘴我不交稅，你不交稅誰支撐國家？一打仗，我不當兵，我還有小孩，還有老媽，都不走，誰來捍衛國家？

記者：

問一下賀鏗主任，您剛才在談適時放棄積極的財政政策，這個適時是什么時候，為什么是適時的？匯率創新政策，對下半年宏觀管控有什么變化？剛才您談到的收入分配改革的問題，各界都很關注改革的問題，下半年三中全會會談這個問題，三中全會會在哪方面對中國未來改革談推進和安排，改革的抓手是什么？

賀鏗：

我一直主張盡快放棄積極的財政政策，做到量入為出，跟家里過日子一樣。但是目前的情況下半年能不能退出，我估計今年還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大概是堅定的。明年是不是就退出，也不一定能夠退出，可能會比今年的積極的低一些。我只能做這么一個預計。

收入分配的改革，我始終認為是所有改革當中最重要的改革，因為它既是一個經濟問題又是一個政治問題，我們的維穩，我們的社會不可能穩定收入分配的差距太大、不公，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收入分配改革既是經濟問題又是政治問題。從收入分配能夠做到社會公平就能夠更大的解放生產力，勞動者積極性會增加，現在年輕人喜歡用正能量這個詞兒，來用正能量擴大，對生產和發展肯定是有積極作用的。還有內需不足，從經濟學的原理來說，收入分配越公平、越平均，增加的收入用于消費的比例就越大，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增加的收入用于消費的比例就越小，這是有一條經濟學原理的，這個原理很簡單，剛才劉行長也談到過，高收入者不會把他的增加多少收入，不算很高收入者，現在給我再增加3000元、2000元收入，不可能再增加更多的消費。因為基本的消費就那么多。而大量一般收入者現在要用錢，但是又沒有足夠的錢可以用，所以應該在低收入者那里做文章，采取什么辦法，不是一個工資的問題，拿工資的人是一部分，中國還有將近一半人是農村人口，農村靠什么？主要還是靠農產品，農產品的價格要保住，要推進農業現代化，這是增加這塊人收入的根本辦法。城里工資在制度上要多想辦法，這些方面需要注意。下半年三中全會在改革問題上是不是會把這個問題透射出來，不好說，因為關于收入分配的改革，從上一屆全國人大已經有財經委7個副主任調研過將近一年，去年4月這個報告提交給國務院，國務院去年6月份由發改委一個副主任向財經委匯報了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這個方案在我聽了以后，我還是比較鼓舞的，我覺得這個方案在現在這個情況之下是有利促進社會公平的。但是，匯報以后8月份的常委會沒有提上來，10月份、12月份的常委會也沒有提出來，溫家寶去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收入分配改革的問題，到去年年初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到了收入分配問題的改革，他在今年做最后一個報告的時候，這個問題還沒有解決，內中的問題我們只能猜想，利益集團之間的較量肯定是很大的，所以三中全會能不能拿出來，我個人沒有把握。

記者：

請問劉院長，從2005年到2012年我國GDP一直保8%，今年經濟增速在回落，您如何看待這個回落的？這個回落將持續多長時間？第二個問題，在當前經濟增速下滑的情況下，國家并沒有像往常一樣出臺相關刺激政策，如何解決當前出現的“錢荒”和就業難等一系列的問題？謝謝。

劉元春：

對于回落的問題，我想剛才我在進行自己演講的時候已經談到，除了結構性的趨勢性的問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周期性的問題。趨勢力量是中長期的，特別是在下行力量的引導下，很多結構性問題開始顯化，但是這個顯化是進一步自我強化，在制造業里自我強化的蕭條以及在今后都出現了局部性的風險，目前可能到今年這個點上來，可能是具有一定標志意義的問題。我們可能需要高度重視這個問題。

更重要的是下一步，我們認為從世界整個調整來看，新興經濟體的調整到了，新興經濟體調節相對來說比較長一些，未來幾個月里，我們整個外部的情況。從目前來看，周期性力量的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外部性，這一定要有一個很清楚的認識。

當然，從這種趨勢性力量來看，得出一個結論，簡單的刺激可能改變不了什么，對周期性力量有所緩沖，但是對于趨勢性結構力量可能是難以改變的，反而會在扭曲和風險上加劇，就是說短期會緩和，但是中期可能會惡化，這也是大家從2010年到目前來看，在調控中間一個很慘重的經驗教訓，大家已經認識到這個問題了。因此，今年經濟還在下行的過程中，大家的一個很重要的共識，就是對刺激政策可能基本上不像原來那么積極，核心原因就是大家已經認識到去年的一些微刺激、微調整，是在刺激中有所反彈，但是今年的經濟依然回到原來。因此，在中期的目標就必須要凸顯出來，政府也是在這樣做，目前可能在這個節點上看到一個很重要的方面，下一步經濟運行本身會不會出一些這樣、那樣的問題，而這些問題通過社會脆弱的結構，把它外溢出來，這是需要我們高度關注的。第一個就是就業，官方數據是很好的，如果從調研數據和企業PMI值就業參數來看是是很不錯的。這里的合理解釋就是目前就業質量惡化，替代了傳統。下一步的下滑，可能會使失業問題顯現，特別是大于就業問題，大于就業問題所帶來的可能比農民工的“返鄉潮”更嚴重。還有一個就是就業參數，這些參數持續往回走的話，GDP會導致財政和收入增速出現超調，可能回落速度比GDP快，我們必須要預見這個，如果不然對于下一步對中期目標持續性的實施就會受很大的影響。一個是對下行力量的判斷，還有一個是在下一階段這些力量可能出現一些變化，我們要重視。同時，可能要有一些方法和方式的調整，包括對于金融的問題。

記者：

最近夏斌教授有一個觀點在網上很流行，當前中國已經存在事實上的金融危機現象，一旦爆發的話改革開放以來30年廣大的城市居民和中產階級積累的財富將大打折扣。他還提出，如果真的是那樣的話，將對社會政治穩定產生巨大的沖擊和壓力，您對此怎么看？

張永軍：

今年6月中下旬金融市場比較緊張，可能關注的人比較多。當然，如果從國外的經驗來看，6月20日拆借利率上升到10%以上，那么高的水平上，在國外從經驗來看應該是金融危機就要來臨的感覺，2008年金融危機快來的時候，美國也出現了短期利率的比較快的上升的情況。我們分析了，這次上升有一些短期因素，包括政策方面的調整的因素，可能情況不見得有利率指標本身和其他指標反應那么嚴重，但是我們要重視所隱藏的風險，對實體經濟未來的影響我們需要重視，還是需要采取措施解決這方面的問題。另外，剛才講到對于金融市場長期存在問題，比如這次大家都講央行說白了就是為了教訓一些不守規矩的小金融。我想當出現問題的時候，那些問題是長期問題，不能用短期的手段去解決，而央行對于市場提供的是天然的職責，不應該在這個時候用這樣的手段來解決這樣的問題。

劉克崮：

時間關系，我自己說幾句。

第一，目前的經濟運行狀態整體的變化是在正常范圍內，是可承受，各方應增加對經濟變動降溫的承受能力。

第二，在經濟發展的目標上，一定要調過來，不要單純的去追求量，忽略了質。我們用了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時間，由排隊很厚變成了現在規模第二，但是同時我們也獲得了很多質量上的幾乎倒數第一，比如大面積污染，我們10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整體上、集體的、大面積、持續的污染，在人類歷史上是沒有的，有人說有，拿出數來，說倫敦，倫敦是一個點，我們是整個華東的主體、華北的全部、東北的南部、中南的北部，大面積、持續的霧霾，我沒聽到誰的人類歷史上還有過，倒數第一。我們很多的水不能喝，面積和不能喝的度也幾乎是倒數第一。我們的食品，大眾百姓對多數的食品憂慮、不敢吃。我們的空氣，平時只要沒有風，風和日麗，好事，風和日麗要戴口罩，特別是嬰兒，在這種區域里剛生下來我們的后代，爹媽揪死心了，是帶著出去曬太陽還是關在屋里悶著。量是上去了，但是質呢？我們追求量的目的是什么？首先是質，至少是養活自己，健康的生活，我們的祖宗都是健康的，而在以前是自然的，是因為缺吃是出問題了。現在是人為的不健康，一個嬰兒把2.5吸進去什么狀態？出不來的。所以，我覺得質和量的問題一定要擺正。

第三，經濟的發展要尊重規律，順勢而為。人定勝天可不一定，人定勝市場也不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位置，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活動范圍，自己的作用的大小，要有數，不要過多的干預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這是我們中國黨、人民長時期得出的付出巨大代價的認識，所以要尊重客觀規律。

第四，抓住經濟較緩降速的好機會，調結構。一個結構的調整，資本、就業、利益、名譽、官位，這種調整是要有壓力的，在我們和平的、現在的政體下，要想有一些硬的人為去動很困難，靠市場力，一定要靠市場的供求關系，去調那些真正的過剩、污染、產能、重復等等。只有溫度低了，外部的壓力才會大，才能真正公正的篩出那些應該淘汰的，不可怕，因為企業產品生產組織者的淘汰不是生產要素的淘汰，只會發生少部分的浪費，這需要承認。但是，多數是可以重組，企業垮了，土地可以重新利用、勞動力可以重新組合、房子也可以重新利用、資金也可以重新組合，就是領導上說的要在存量上做文章。要抓住機會調結構，不要在經濟降溫的時候就不要讓它降，永遠沒有硬調結構的壓力，要珍惜外部環境給我們帶來的硬動，戰略上是硬動，實際上是漸緩。

第五，注意可能危及全局的危險點。我贊成剛才幾位專家都提到了，在現在世界現實下和中國的現實條件下，可能發現全面困難的點只有一個，就是金融，就業不可怕，我們重視了就可以，不是說GDP下來了，就業就一定下來，我在遼寧干了省長助理、副省長，社保改革大面積國企裁員，我們同時做到年就業數量的高速上升，一個大面積的重新組合就業，GDP呢？有人說GDP下一個點就會減800萬的就業，錯了，哪兒有這個道理，是把就業的增長與GDP的增長擱在一起算術一除，就是一年增長900萬增加一個點一個GDP，一個GDP增長100萬個就業，這是簡單化。GDP增長一個點，就只有100萬，700萬人的人無業了，沒有那回事。經濟可能涼，但是就業可能升，為什么？結構不一樣。第二需要關注40、50里全家沒有一個就業的人，把這樣的戶篩出來，政府出錢，公共服務、掃垃圾、培養綠地、護工等等，政府出錢，把這些人請過來就業，把最關鍵的解決了，一個家庭有一個人就業，就讓整個社會承受結構改革，不會出現嚴重的問題。所以，首先是金融問題，其次關注就業，只要把這兩條做到了，沒有問題。

“錢荒”可以說是準危機，沒有正式，因為我們在可控，因為一定的發生是人為的，但是是不是在在這個點上憋，這是一個戰術問題，戰略上政府和央行是對的，我們首先戰略的判斷是通脹，而不是通縮，為什么又這么緊張？第一，相當多的資金死了，剛才賀老師說了2/3是鐵公機，這是純基礎設施，還沒有說鋼、水泥、化工，資金高活力在轉動，資本下去了，資金進去了周轉，一年賺一次，一個月賺一次12個億，一天賺一次365億，流動資金過硬。所以，產能過剩把一部分資金壓死，“鐵公機”基礎設施過大超前、適度超前，這個地方早晚有人，十年了，還稀稀拉拉，超前度過高。所以，產業和基礎設施的占壓大了，經濟氣溫涼了，經濟周期下降了，在現實結構沒有變的時候，走了，這樣維持正常的運轉。由于金融體系不多元，我們都靠信貸，資本市場弱，所以抗風險能力差。還有就是我們缺層次，只有大金融缺乏中金融，更缺小金融，管細過不去，有錢也過不去，客觀又需要，一憋資金價格上去了，高利率，一堆人專高利率，理財就過來了。這些人相當多的是危機的源，他們不關心錢是哪兒來的，因為貸款后面是存款，不關心，拿了錢了，也不關心錢的終點，比如很多地方平臺里面是機制不好的，我先借，5年、10年、30年后再還，管那個，拿來。這一批中間人不管兩頭，只管這塊，一拿賺一筆錢，然后走了，擊鼓傳花，這里是有風險的，拿存款人的錢給了一個用不好的戶，當然是5年、10年后，但是現在就有5年、10年前有人干這個活，現在已經到了第5年、第10年了，該顯示了，就是因為有這樣一些該顯示的事就繼續要借新還舊，不斷地在那兒弄，最后憋死了，爆發了。所以，這些倒錢的人，兩頭沒有正規機制，中間的監管者和參與者沒有數。當長短的矛盾突出，當數字不清，當過程中參與者都是自私的，危機就出來了。所以，現在已經進入危機狀態，只是爆發不爆發的問題了，控制好了不怕，可以消化。

我做了一個補充，大家關注這幾個點。

最后一個抓住有利時機，矛盾尖銳的時候才有利于推動改革，才有利于重新調整利益關系，下決心推進改革。

本會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