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朱镕基到李克強：總理的難題之經濟軟著陸

2013年07月23日 17:49
來源：鳳凰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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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上世紀90年代初經濟環境，我們會首先想起在改革開放大潮下，中國經濟沖向新一輪高峰。全國大干快上，各地興起投資熱潮，人們紛紛下海，投入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撈金。然而，問題很快便產生了。1993年，經濟過熱勢頭出現：越吹越大的房地產泡沫、高達兩位數的通貨膨脹、迅猛增加的基建投資、重復建設……

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镕基主管經濟，他果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治理經濟過熱，恢復經濟秩序，寧可經濟增速慢一點，也要拉住中國經濟這輛在危險中急速奔跑的火車。最終，成功實現了經濟軟著陸。

1993年，中國經濟沖向新一輪高峰。全國大干快上，基建投資迅猛增加；社會總需求強力擴張，貨幣投放增發同比高達34%；信用更嚴重擴張。總需求又拉動了通脹。經濟生活中的過熱勢頭開始出現。其具體表現主要是“四高”（高投資增長、高貨幣投放、高物價上漲和高貿易逆差）、“四熱”（房地產熱、開發區熱、集資熱和股票熱）、“兩亂”（金融秩序混亂、市場秩序混亂）。全國零售物價上漲幅度較大，如大城市生活物價便上漲22%，使群眾受到很大的壓力。

一、治理通貨膨脹

1988年開始進行的價格改革，到1992年加快了步伐。1992年陸續放開了農產品價格，引起了農副產品及相關產品價格全面上漲。大米從0.8元/斤上漲到1.6元/斤，由于大米、面粉在商品價格中權重很大，結果化肥、農藥、豬肉隨大米、面粉全面大漲。

1993年11月，國內市場糧食價格突然暴漲。當時糧食庫存充足，糧食供求關系沒有發生大的變化，糧價暴漲主要是受到群眾對通貨膨脹心理預期的影響，糧食市場有人乘機炒作，哄抬糧價。

1993年1─6月份，我國零售物價指數比上年同期上升10．5％，35個大中城市零售物價指數由1─4月份的12─14％，躍升到5、6月份的16．5％和19％。

1992年的通貨膨脹率為6.4%；1993年為14.7%；1994年達到24.1%！

采取的措施

朱镕基在黨中央支持下，嚴厲緊縮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

?1994-1997年，實行的是“雙緊”配合，財政政策方面集合分稅制改革，強化了增值稅消費稅的調控作用，合理壓縮財政支出，并通過發行國債引導社會資金流向。貨幣政策方面，嚴格控制信貸規模，答復提高存貸款利率，要求銀行定期收回亂拆解資金，使宏觀經濟在快車道上剎車，最終順利實現軟著陸。

1993年6月9日，朱镕基同志受李鵬同志委托，主持召開國務院第七次總理辦公會議，針對當時經濟過熱、通貨膨脹加劇的嚴峻形勢，研究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措施。會后，國家計委補充了三條意見，形成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即“十六條”）初稿，經報請中共中央批準后，于6月24日以中央6號文件下發。這個文件對當時扭轉經濟過熱、抑制通貨膨脹、實現“軟著陸”，具有決定性意義。

1993年6月中央下發六號文件， “十六條”里有十三條是經濟手段，只有三條是行政手段，因此，此次宏觀調控與過去行政收權式的治理整頓是有本質區別的，也不會重蹈過去“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覆轍。

經濟學家的意思很清楚，六號文件無疑是一劑猛藥，但是長治久安靠的是制度建設。

朱镕基曾在一次全國高校管理學院院長會議上批評一位大經濟學家說：“什么通脹不是主要問題，我為了高通脹已到了食不甘眠不安的程度。”

中央在1994年11月28日起連開了5天“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并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全黨統一思想統一認識，反對通脹》。希望各省配合，通脹無論如何要控制，經濟又不能萎縮，GDP增速還能達到9%以上。

1994年12月1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镕基發表總結講話中再次針對“通貨膨脹”發表看法。這一年，全國商品零售物價指數漲幅高達27.1%，消費者物價指數漲幅達24.1%。其實，中央在1994年的限制物價措施更為嚴厲，對部分產品實行了直接的價格管制，但通貨膨脹的“滯后效應”依然存在。

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雙緊縮”及全面的經濟、行政、計劃、市場各種手段的多管齊下局面中，改革開放以來的，也是建國以來最高最兇險之通脹，終于緩緩低了頭，通脹率終于降了下來。這幾年的通脹率分別是1992年為6.4%；1993年為14.7%；1994年為24.1%；1995年為17.1%；1996年為8.3%；1997年為2.8%；隨之而來的是中國遇到了百年未遇的通貨緊縮，1998年為-0.8%；1999年為-1.4%；2000年為0.4%；2002年為-0.8%。

二、遏制投資過熱

1992年年底，全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14.2%，固定資產投資比上年增長44.4%。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當時預計，1992年全年貨幣發行可能達到1200億元，這是我國貨幣發行首次超過1000億元。

作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主要因素的固定資產投資高速增長，1992年至1993年分別為42.6%和58.6%，投資需求帶動了消費需求，當時我國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投資需求與消費需求的雙膨脹，加劇了商品供給的短缺狀況，造成1993年和1994年全國商品零售價格分別上漲13.2%和21.7%。成為社會經濟穩定的巨大隱患。

采取的措施

1992年10月20日和1993年4月1日，朱镕基同志在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的兩次經濟情況通報會上的講話中，強調要注意防止經濟過熱，指出：“當前各種矛盾集中表現為金融形勢緊張，究其根源是投資規模過大，問題在于經濟結構沒有改善，隱患是可能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對于通貨膨脹應當防止于‘青萍之末’，不能等到它嚴重發展后再去治理，那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1993年6 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于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即中央6號文件），提出了以整頓金融秩序為重點的16條措施。以6號文件的形成為標志，宏觀調控全面展開，經過努力很快收到明顯效果。同年第三季度國有單位投資開始回落，金融形勢趨向穩定，股票和房地產熱開始降溫。

1993年6月親自兼任央行行長，立即召開全國銀行行長工作會議，命令他們在三個月內，盡快把搞“股票熱、房地產熱、開發區熱”的貸款收回來，否則，將追究各行行長的領導責任及個人責任。全國人民從中央電視臺的電視畫面中看到了當時全國銀行行長們大為震驚、面面相覷的一幕。

三、敲碎房地產泡沫

各地興起的投資熱潮，毫無疑問，也帶動了房地產的投資。當時，以海南房地產泡沫最為典型。

1992年初，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隨后，中央向全國傳達了《學習鄧小平同志重要講話的通知》，提出加快住房制度改革步伐。海南建省和特區效應也因此得到全面釋放。高峰時期，這座總人數不過160萬的海島上竟然出現了兩萬多家房地產公司。

用潘石屹的話說，他坐船來到海南時還是黑蒙蒙一片，第二天醒來，發現一夜之間，島上已經涌進了15萬人。

據《中國房地產市場年鑒（1996）》統計，1988年，海南商品房平均價格為1350元/平方米，1991年為1400元/平方米，1992年猛漲至5000元/平方米，1993年達到7500元/平方米的頂峰。短短三年，增長超過4倍。

與海南一海之隔的北海，沉淀資金甚至高達200億元，爛尾樓面積超過了三亞，被稱為中國的“泡沫經濟博物館”。

采取的措施

1993年6月24日，國務院發布《關于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意見》，16條整頓措施招招致命，海南房地產熱浪應聲而落，數千家開發商卷款逃離，留下爛尾樓遍地。

這場調控的遺產，是給占全國0.6%總人口的海南省留下了占全國10%的積壓商品房。全省“爛尾樓”高達600多棟、1600多萬平方米，閑置土地18834公頃，積壓資金800億元，僅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壞賬就高達300億元。

他說：“我講過房地產的過熱，但是我發現絕大多數同志都還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總是首先來一句話‘總體上都是非常好的’，然后說那么一點點的問題。絕對不是這樣！這種過熱是不得了的，1993年就是房地產的過熱，結果現在的海南島還是‘遍體鱗傷’。我看外國的報刊，都在講中國的泡沫經濟已經形成，房地產過熱，風險太大。我們銀行的同志一定要意識到這一點，因為這些錢都是銀行的。我再一次向銀行的同志忠告：你們也許這兩年就升官了，你們也許就不會再干銀行工作了，以為出了問題可以讓后來人收拾。本屆政府的金融體制改革還沒有完成，還沒有建立健全機制；但是在沒有建立這個機制之前，我們共產黨人已經搞了幾十年經濟了，還是應該負責任的吧。你們別把這個包袱留給后人，盲目地發展。”

經過三年的努力，1996年終于成功實現經濟軟著陸，經濟增長幅度回落到9.6%，通貨膨脹降到6.1%，1997年進一步鞏固軟著陸的成果，實現了高增長、低通脹。

現在的難題

李克強同樣也接手了一個投資過熱的經濟體。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寬松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成為主基調，巨額的財政支出和貨幣發放逐漸暴露了大規模刺激政策的副作用：投資過度、產能過剩、重復建設，以及調控也止不住的房價，地方政府積聚的債務風險……

經濟增速下滑

2013年上半年我國進出口同比增長8.6%，比一季度重挫4.9個百分點。其中，6月份我國進出口出現17個月以來罕見雙雙負增長。

6月份，匯豐中國綜合PMI數據（包括制造業和服務業）顯示，10 個月以來產出首次出現收縮，但收縮率僅算輕微，匯豐中國綜合產出指數從5 月份的50.9降至49.8，略低于50.0臨界值。

2013年半年數據顯示，中國6月出口下跌的同時，CPI卻回升至2.7%，同時，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滑、PPI連續負增長。市場普遍對GDP數字不樂觀，中國經濟是否出現硬著陸之聲重啟。

有人寄希望于管理層進一步放松銀根。

資源產業產能過剩

水泥

地方投資沖動使水泥產能陷入“越調越過剩”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