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新的增長模式

2013年08月03日 04:39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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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已經開始向新的增長模式過渡

經濟改革期間，我國增長模式的一個突出特征是“高增長、高失衡”。過去十年來GDP年均增長率接近10%，創造了一個經濟奇跡。與此同時，結構失衡的問題變得日益突出，比如投資率從改革初期的約25%上升到目前的近50%，難以持續。而四萬億的刺激政策在成功保住了GDP增長的同時，也造成了一系列的結構性問題。

不過，最新的一些數據表明，增長模式轉型已經開始。一方面，GDP增長率持續保持在8%以下，政府并沒有斷然出手，就業也沒有出問題。根據我們的估算，我國GDP的增長潛力已經降到6%-8%，一個重要的證據就是十五年前政府提出“保八”時，我國的勞動人口總數還年增800萬，去年卻已經下降350萬。當前經濟增速低于8%，并沒有造成明顯的失業問題，說明這個增速并沒有明顯偏離增長潛力。

另一方面，經濟結構再平衡也已經開始。我國的經常項目順差占GDP之比從2007年的10.8%持續回落，過去兩年一直保持在3%以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基尼系數也從2008年的峰值0.491降低到2012年的0.474，表明居民間的收入分配開始改善。另外，部分經濟學家的研究也表明，官方數據可能明顯低估服務消費尤其是高收入家庭的服務消費。他們通過重新估計也發現總消費和居民消費占GDP之比從2007年或2008年起也已經逐步回升。

這些變化表明，我國的增長模式確實已經開始發生變化，但這個變化才剛剛開始。

劉易斯轉折點與容忍低增長

過去十年，政府一直試圖扭轉我國的經濟發展方式但成效并不顯著。現在卻為什么忽然發生了有利的變化。原因有兩條，政府開始適度容忍低增長，同時隨著勞動力短缺，工資大幅度上升。

過去經濟模式轉型效果不明顯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過度重視增長速度。這就是所謂的中國宏觀經濟三元悖論：在“保增長、防通脹和調結構”之間，如果只能保兩個，調結構很容易被犧牲掉。比如2009年全球經濟衰退，政府要全力保增長，而保增長的唯一手段就是靠政府主導的投資。這樣一年下來，增長保住了，投資率卻更高了。

另一個造成過去“高增長、高失衡”模式的因素是不對稱的市場化改革：產品市場幾乎完全放開來了，但要素市場扭曲依然普遍而嚴重。這些扭曲嚴重地壓低了資本、勞動、土地、能源和水等投入品的價格，相當于變相地補貼生產者、投資者和出口商，但卻向消費者征稅。這個把收入從居民轉移到企業的再分配機制是過去的增長模式的重要根源。

而過去一段時間的最大變化，就是政府開始容忍GDP增長適度減速，這就避免了進一步惡化經濟結構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隨著勞動力普遍短缺，工資迅速上升。這既增加了生產成本，擠壓企業利潤，令生產、投資和出口等活動放緩，同時還增加了居民收入，促進消費。而且讓窮人的收入增長加快，改善了收入分配。

“李克強經濟框架”是推動轉型的良藥

當然增長模式轉型才剛剛開始，我國經濟能否真正走上可持續道路，取決于下一步的經濟改革。學界概括的“李克強經濟框架”（Likonomics）準確與否尚待觀察，但其三大政策支柱，即不大規模刺激、適度去杠桿和全面結構改革確實都是李克強總理一再重申的政策意向，也深得國內外各界的贊成，是幫助我國經濟實現轉型的對癥藥方。

不再實施大規模的刺激政策。這當然并不是說不要宏觀經濟穩定，任何政府都會采取措施“穩增長”，但“穩增長”的手段是狹義的財政與貨幣政策，目的是放慢增長減速的步伐，緩解沖擊，讓增長速度逐步穩定在增長潛力附近。這一點顯然不同于過去的“保增長”的做法，即以舉國體制全力保過高的增長速度。

適度去杠桿以控制金融風險。自全球危機以來，信貸與GDP之比已經從75%快速上升到200%，過去幾個月社會融資與名義GDP增速明顯偏離。這些都意味著金融對實體經濟的直接支持力度顯著減弱，而投機性的金融活動卻日益活躍。因此，控制杠桿率，并非真的不讓負債，而是減少投機，降低風險，讓金融活動支持實體經濟發展。

以經濟改革實現可持續增長。李克強總理一再強調的“改革是最大的紅利”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目前政府各部門都在謀劃未來幾年的改革步驟，其中包括金融體系、財政政策、土地使用、要素價格、收入分配、行政審批和戶口制度等等領域。不過我們認為對經濟模式轉型來說，最重要的是一下三個方面：金融體系市場化、地方政府去企業化和國有企業平等化。

改善效率提高長期增長潛力

目前經濟形勢動蕩，政策意向也出現了一些波動，造成各界對政府新政策意向的猜測。許多投資者與學者尤其擔心政府最終重回靠投資保增長的老路。這個時候，宏觀穩定當然很重要，但是政府應該更加明確地宣示政策方向，穩定軍心。我們具體提出四個方面的政策建議。

適度容忍低增長。增長政策的重點應該放到改善效率來提高長期增長潛力，而不是過度地保每個季度的增長率。如果年均增長下限是7%，并不意味著每個季度都要7%。實際上，如果單純從勞動力市場狀況考慮，這一增長下限還有逐步下移的空間。雖然只有穩增長才能推改革。但也只有容忍低增長，調結構才有可能。

金融體系市場化。迄今為止成本扭曲的主要是在勞動力市場，但其實資本成本扭曲卻更為嚴重。金融改革設計方方面面，包括利率市場化、匯率制度改革、金融機構改革和資本項目開放等。這些改革可以協調推進，但應該把利率、和金融機構改革放在前面，資本項目放開則宜相對謹慎。

地方政府去企業化。過去改革放權造成的地方競爭曾經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一大動力，各地方黨政長官熱心于招商引資，追求GDP增長。但這也是結構失衡、資源效率低下甚至規則不公的重要根源。走向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步驟就是要讓地方政府從直接的經濟活動中淡出，轉向提供公共服務，維持秩序。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改變政府官員考核的標準，包括直接改變地方官員產生的辦法，控制地方政府的軟預算約束。

國有企業平等化。雖然目前有不少國有企業利潤豐厚，絕大部分并非建立在公平競爭的基礎之上，一是通過政府獲得大量廉價的投入品，相當于接受變相補貼；二是通過行政壟斷、限制其他企業進入，獲得壟斷利潤。這些問題已經成為同時影響效率和公平的重要因素。國有企業要發展，必須和民營、外資企業公平競爭。否則可持續增長無從談起。

（本文為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2013年第二季度宏觀政策報告簡本，經“CF40第16期季度宏觀政策報告論證會”內部討論和論證。報告執筆人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黃益平。報告完整版請見金融城網站www.cfcity.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