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為啥科斯對中國的影響比歐美還廣泛？

2013年09月03日 16:25
來源：中國企業家網作者：周其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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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幸目睹了歷史性的一幕:一個實事求是的經濟學家離開了‘看不見之手’支配一切的理論原點，向企業家協調與價格機制協調并用的真實世界出發；一個實事求是的政治家離開了計劃經濟的教條，向市場與計劃并用的體制前進——他們‘會面’的地方不是別處，恰恰就是改革的中國！當然，在‘看得見之手’與‘看不見之手’之間，邊界尚沒有完全厘定，摩擦和沖突時有發生。但是，‘兩手’之間充滿意識形態敵意、非白即黑的那一頁已經翻過去成為了歷史。新的認知是，計劃組織與價格機制可以在一個經濟體里共存并用，并以實際的運行成本為依憑來劃清彼此之間的界線。”(周其仁：“鄧小平做對了什么？——在芝加哥大學‘中國改革30年討論會’上的發言”，《中國做對了什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22-23頁)

據此，我在那篇發言里還大膽地推斷，如果科斯教授有機會與鄧小平先生謀面，“他們倆可能會互相欣賞。”

其實，惟有在中央計劃經濟這一端，“交易費用為零”才不再是一個理論假設，而是接近于真實的現實。這是因為，當市場交易被消滅時，再也無所謂交易費用。經濟每日每時付出的是另外一種成本，即全盤計劃的指令出錯、資源遭遇錯誤配置的超級國家公司的“組織成本”。科斯分析的含義是，如果交易費用真的接近于零，經濟的組織成本就一定趨于無窮大——這恰恰是中央計劃經濟的理論特征。我認為，正是科斯對計劃經濟即超級國家公司的理論洞察力，啟發了中國讀者更深刻地理解中國經濟和中國改革的現實。這是科斯和科斯經濟學具有中國影響力的根源。

這樣看，最早觸動中國經濟學家的科斯經濟學，重點并不是怎樣通過企業組織來節約市場交易費用，而是怎樣發展市場經濟來節約權力高度集中的國家超級公司那極其高昂的組織成本。中國在實踐中趟出來的改革路子，即分權、重新承認并界定產權、發揮價格機制配置資源的基礎功能、確立市場經濟的法律秩序、給企業和企業家協調更大的舞臺，可以在科斯提供的分析框架里得到最簡潔的解釋：重新在產權、合約、市場的基礎上協調國民經濟，花費的代價當然不菲，不過只要改革的成本低于原先國家超級公司運行的成本，經濟還是因此而獲得增長。在真實成本的限制下，“用一個合約代替一系列合約”所能帶來的節約是有限度的，一旦超出限度，得不償失，那就不妨試試“用一系列合約代替一個組織”吧。

科斯從來不認為他和他的經濟學可以“指導”中國的改革與發展。他的道德原則和信奉的方法論也不允許他那樣做。1981年11月18日，科斯在一個講演中引用了弗蘭克·奈特的話：“科學的基本規則——真實和客觀，本質上是一個道德原則，它反對任何形式的自利(self-interest)。客觀的先決條件是正直、能力和謙虛。”他本來是用這段話贊揚沃倫·納特(WarrenNutter)教授的。但是每個直接接觸過科斯的中國經濟學家，都會同意“真實和客觀”，以及支持客觀態度的“正直、能力和謙虛”，正是科斯先生自己的為人風格。他的助手王寧告訴我們，即使到了百歲高齡，科斯老人還是會認真閱讀不知道比他年輕多少、名不見經傳的中國經濟學家的文字，還會認真傾聽每位來訪者的問題、敘述和見解。就科斯而言，我們相信奈特說得對，科學的基本規則本質上是一個道德原則。

在方法論上，科斯堅持的是“真實世界的經濟學”。他批評現代經濟學的一個流行特征，就是分析的日趨抽象化，似乎因此就不需要對真實經濟體系進行詳細了解，“甚至在完全沒有關于真實經濟體系真實的情況下，也可以發展理論”。科斯的堅持其實是任何一門經驗科學的堅持，因為不從觀察現象出發，對規律的猜測就不可能有堅實的基礎。科斯的方法論堅持也是他的中國影響力日增的一個原因。這是因為，遵循科斯的方法論原則去從事經濟研究，中國經濟學人就有更大的機會進入經驗科學——而不是神學——的殿堂。科斯本人就給我們做出了榜樣。他從求學的青年時代開始，就踏實觀察市場里的企業，認真思考可觀察現象中那些不能被現成理論(當時是價格機制理論)很好解釋的部分，勇敢提出問題，并進而提出自己的理論猜想。無論我們的天分怎樣遠不如科斯，遵循這條路線走，我們總更有機會做出有意義的科學工作。那么多歐美經濟學家連認真觀察歐美經濟現象的時間都不多，我們是不是可以相信，老天爺正在把觀察中國現象、提出中國問題并作出科學猜想的難得機會，更多地留給了中國的經濟學人？

最后，科斯的鼓勵——中國經濟學家基于中國經驗研究“制度在整個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還帶給我們極富有挑戰性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成為一個不受任何教條支配的社會科學的試驗場。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已在分權改革中解體，但國家超級公司的碎片還充斥于市場之中，與私人產權、合約和企業一起參與著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以科斯簡潔的概念來看，“交易費用”與“組織成本”還有著過于多樣的組合，并無一不在繼續發生變動。因此，價格機制的范圍、企業的邊界以及(中央與地方)政府管制的邊界，既沒有、也不可能得到清楚的厘定。在復雜的轉型環境里，中國經濟的走向當然與中國經濟制度的走向密切相關，問題是我們對后者所知甚少。

也許值得注意，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現實——人們更喜歡稱之為“中國奇跡”——也刺激了理論家們的膽量，以至于任何一種猜測出來的因果聯系，都可以聲稱找到了中國經濟增長的真正秘密。例如，有人斷言舉國體制才是中國經濟輝煌的源泉，因此需要把這種體制繼續擴展到無遠弗屆之處。有人肯定彼此競爭的地方政府運用合法強制力配置資源，促成了中國經濟、特別是城市面貌讓所有人大吃一驚的變化，因而構成了中國的核心競爭力。有人認為席卷美國和全球的金融危機進一步顯示了市場的缺陷和失敗，人類正進入一個也許可以由中國領頭的、需要擴張政府調控和管制的新時代。我相信，所有這些觀點都包含著一些真理的成分。不過，要是以科斯的框架和方法論來考量，我們可能還需要對各個方向上發生的真實成本有更多的了解，才能對中國體制的現狀和未來，得出經得起更長遠歷史檢驗的判斷。

為此，我們為科斯的中國影響力感到鼓舞，也希望科斯的中國影響力保持得更為長久。祝百歲老人科斯教授生日快樂！

(2010年12月29日，是科斯教授(R.Coase)百歲誕辰。當日，天則經濟研究所、北京國民經濟研究所、哥倫比亞大學全球研究中心、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吉林大學法學院、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浙江大學法學院、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及北京大學法律經濟學研究中心共同舉辦《科斯與中國》討論會。本文是作者在會上的發言稿。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經作者本人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