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蔣潔敏履新表態絕不謀私半年后被查

2013年09月07日 00:18
來源：經濟觀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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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十字路口靜待國資新掌門

康怡

成立十年的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正在等待他的第四任主任，同時也是三年中的第三位。

上周，國資委主任蔣潔敏因涉嫌嚴重違紀，被免去其領導職務。此時，距離他上任不足半年。“我絕不利用手中權力為自己和身邊工作人員謀取私利。”半年前蔣潔敏履新國資委主任當天在干部大會上如是表態。在履新的那一刻，他承諾將繼續推進國企改革。

不過，現在，這一切都已過去。9月3日，國資委召開司局級干部參加的內部會議，會上宣布由黨委書記、副主任張毅暫時主持全面工作。

國資領域的人們開始猜測新的主任人選。至少有三位央企現任掌門人的名字被頻繁提及。不過，一切未有定論。“其實現在重點不在誰來做國資委主任的問題，重點在于弄清楚中央如何考慮下一輪國資委改革的問題。”安林說。他是北京求是聯合咨詢公司董事長，在他的客戶中，央企和地方國企占了絕大多數。

事關30多萬億國有資產的下一步，顯然是重要問題，也是一道選擇題。

時下，中國的國有企業、中央企業利潤多數還在增長，但警報已經響起。

根據中國鋼鐵工業協會統計，截至6月末，全國86家大中型鋼鐵企業總負債已超過3萬億，行業負債率達69.47%。多家重點國有鋼鐵企業的負債，均高于平均值。

警報不只在鋼鐵業，中國遠洋、中國鋁業、中冶集團等都在虧損著。

在近期對外公布的2012年央企業績考核成績單中，僅僅公布了A級企業的名單。按照國資委此前公布的業績考核辦法，A級也就是表現最好的一個陣營，但是業績欠妥的B、C、D、E四個陣營近70家央企并未公布。有消息稱，今年被評為D級企業的數量比往年要多。

這些警報是國資委第四任主任將要面對的。它們看起來并非新問題，但卻需要新答案。

誰是第四任？

“如果還是延續這幾年的一貫思路，那么可能派來的是一個‘護盤子’的國資委主任，如果希望動真格地推動央企的改革，那有著市場化經驗、施政型的主任是最好的人選。”安林說。

國資領域的人似乎更希望是一個有著市場化經驗的人選，也因此，猜測中的熱門人選均來自央企或有多年央企工作經驗。

這可能與時下熱議的國企二次改革密切相關。坊間流傳，在11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中，對國企改革將有進一步表述，也明確企業繼續堅持市場化方向。外界普遍認為，這會是國企改革新的契機。

國資委作為國有資產“掌門人”，必定會在改革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其主政者的行事與思想方式，對改革的推動進度不無影響。

國資委自2003年成立，已經經歷了三任主政者。

其中，時間最長的是李榮融，作為國資委第一任主任，他在任7年零5個月，外界多評價其搭下了國企改革的架子。今年3月，李榮融在談及央企改革時也說，我當時都已經將國企改革的架子搭好了，下一步要做的就是一步一步地做實。

在他所言的國資改革框架中，最得意之作便是董事會試點的推進。“李榮融想推這項工作，但是難處在于國務院曾經定過一個規定，就是國有獨資企業原則上不建立董事會。后來李榮融跟中央領導同志匯報說，如果要叫我不當婆婆，做好老板，我必須建立董事會”。

最后中央的答復是：“謹慎一點，先做點調研然后再試點。”

2005年，國資委終于開始決定在中央企業進行國有獨資公司建立和完善董事會試點工作，并選定寶鋼等7戶企業作為第一批試點。

李榮融當時如此評價：“這是國資委成立以來最大的新聞，意義非同一般。”但是他在任時期，董事會工作一直走不出試點的階段，離他經常掛在嘴邊的“規范的董事會”也總是有差距。

今年3月，他描繪起他期待的董事會的理想狀態：“董事會要有董事會的結構，董事要有董事的狀態。”

2010年8月，王勇接棒成為國資委第二任主任。在安林看來，李榮融時代的董事會制度，可以說是正在邁向獨立性，而王勇要做的，就是真正實現董事會的獨立性，進而實現董事會制度的實體性，也就是董事會必須擁有實權，特別是對經理的任免、考核和薪酬的決定權。

不過，王勇的工作重點放在了管理提升。此外，李榮融時期的“做大做強”思維變成了“做強做優”。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王勇主政時期，國資委網站上再也沒有出現過央企被整合到xxx家的字樣。

天強管理顧問總經理祝波善認為，王勇主政期間對相關政策進行了一系列調整，使央企在4萬億元投資之后平穩過渡。客觀來講，是以穩健為主，但缺乏鮮明個性。

9月1日被免職的蔣潔敏在任期半年內主持的為數不多的央企負責人會議上也提出，要改變央企產業鏈過度延伸的現狀，要向產業鏈高端布局。但可惜在任時間過短，他的施政思路并未清晰展現。

將要來到的國資委第四任主任，面臨著與前三任主任截然不同的內外部環境。業內目前較為一致的看法是，即便是在有限的空間內，央企的改革也不能再停滯了，央企已經在“危險”的邊緣。從某種意義上講，國資改革、央企改革已進入“迷茫期”，對于深層次制度性障礙的改革多年處于徘徊期。沒有持續有效地改革，央企的持續健康發展便失去了前提。

“危險”的央企

如果僅僅看經濟數據，央企并不“危險”——它的利潤還在繼續增長。

不過，撥開數據下面的外衣，那些華而不實的央企正在陸續顯現，宏觀經濟周期的下滑，讓過去一路高唱凱歌的國企、央企也開始漸露疲態。

“如果再這樣繼續下去，央企將從現在的‘虛胖’狀態發展到‘虛虧’狀態。”安林說。

按照國資委此前的愿景，如果說前一階段是讓央企做大規模，而這個階段就應該是練習內功，參與全球競爭，做世界冠軍的時候了。

可是，事與愿違。

早在2012年央企就迎來了業績的分水嶺，央企發展的良好勢頭在2012年沒能延續，央企的未來開始出現巨大變數。鞍鋼、中鋁等都開始不斷呈現虧損的消息。

“央企的模式適應了過去十年的經濟發展模式，4萬億的投資，各種產業規劃的頻頻出臺，與央企做大規模的模式不謀而合。央企內部運作習慣的是‘進’，卻不適應接下來的需要‘收縮’的發展狀態了。”祝波善說。

轉至今年，情況更糟。

根據中國鋼鐵工業協會統計，截至6月末，全國86家大中型鋼鐵企業總負債已超過3萬億，行業負債率達69.47%。其中，首鋼集團負債率超過72%；河北鋼鐵集團負債率超過73%；山東鋼鐵集團負債率達到78.76%。對于這些重點國有鋼鐵企業的高負債，產能擴張被認為是罪魁禍首。鞍山鋼鐵更是在去年出現41.57億元的虧損，鞍鋼集團公司總經理張曉剛認為國內外宏觀經濟環境、鋼鐵行業產能過剩、下游需求不足、企業歷史包袱沉重等多重因素影響了企業經濟效益。

糟糕的不僅是鋼鐵業，中國遠洋、中國鋁業、中冶集團等也都還在虧損著。

“2013年，中央企業正在奮力爬坡的階段，越往前，坡越陡。”國資委副主任黃淑和最近一次面對媒體時如是說。

“煤炭、有色金屬、鋼鐵、水運、機械制造、造船等企業多陷于產能嚴重過剩格局，在一段時期內很難擺脫增產不增收、增收不增利的困境，少數虧損企業可能處于困難長期化。”黃淑和說。

即便那些央企中的利潤貢獻大戶們，未來持續增長也存在著較大的不確定性——石油石化天然氣業務受進銷價格倒掛影響虧損持續加強，化工業務因價格低迷，盈利狀況不穩定，通信企業的語音和短信業務開始呈下降趨勢，利潤增速有所放緩，煤炭企業因為煤價持續小幅下滑，效益出現多年未見的下滑。

國資委也已經意識到這點。“在傳統成本優勢削弱的情況下，(央企)又面臨產業鏈高端向發達國家回流、產業鏈中低端向更低收入國家轉移的雙重擠壓。”黃淑和說，存貨和應收賬款占到了企業流動資產的近一半，利息支出接近利潤總額的三分之一，企業“失血”嚴重；部分企業投資規模過大，偏離主業或產業鏈過度延伸，低效無效資產的規模明顯偏大。

除了外部環境的惡化外，來自央企自身，也存在著企業發展不夠平衡、發展方式比較粗放、治理機制不夠健全、管理不夠精細、經營效率不夠高、歷史包袱比較重等方面的問題。這，是來自國資委的評價。

祝波善擔心的也是這點，“前幾年的經濟就像一陣颶風，把央企這只大豬給刮到天上去了，但是豬畢竟還是豬，它不會變成鳥。所以風變弱了，遲早會掉下來的，而且飛得越高，就會摔得越狠。”

先不說是否可以參與全球競爭，安林擔心再繼續這樣下去，會傷及央企的“根本”。

而且經濟體量越來越大的央企開始無法再獨善其身，包括央企在內國有企業改革的滯后正在成為中國這一輪經濟結構調整的最大障礙。

以產能過剩為例，在目前產能過剩的行業中，央企以及地方國有企業成為主力，近兩年紛紛上馬的新項目為產能過剩“貢獻”了不少力量，但是目前各個地方政府還在力保各個地方的僵尸國企，如果國企不改，產能過剩的調整也將繼續延續。

“央企在這么多產業過剩的行業掙扎，可以說明一個問題，他們過去的過快發展已經把未來都消耗掉了，現在的過剩，在過去就是他們的業績。”祝波善指出，“央企的發展必須改變規模化擴張的路徑依賴，轉為依賴創新的路徑。”

改革推動力

改還是不改，央企正處在這樣的一個十字路口。“高層對央企的看法，和社會上的專家、輿論的看法還是有很大差距，我們認為央企破壞了社會的公平性，但從高層來講，更多的考量可能是安全方面的考慮。因此近期國企方面的改革并不是專家或者社會期望一定會打破壟斷之類的道路，即使改，也一定走一條中間路線。”祝波善表示。

一個積極的消息是，國資委已經啟動新一輪的關于國有企業改革頂層設計的方案。據稱分類監管和收入分配將成為下一步改革重點。

不過，業內人士認為，談及國資改革的頂層設計，其實不僅僅包括國資委監管的國有企業，也包括其他領域的，例如文化國資、金融國資等，因此，需要更高層來設計國企改革的頂層方案而不是國資委本身。

此外，就國資委近日釋放的信號，市場化將是改革的方向。按照國資委的說法，國資委將鼓勵中央企業積極利用資本市場和產權市場吸引各類社會資本，優化產權結構，加快實現股權多元化；支持中央企業通過股權置換、進場交易等手段加快剝離非主業、非戰略性資產，提升主業競爭能力；推動國有資本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行業集中，確保國有資本進而有為、退而有序。

事實上，這樣的提法并不新鮮，有些也并非首次提出。

國資領域的多位人士對這些提法的實現持謹慎態度，并認為關鍵在于推動。

在他們看來，如果是一位有市場化經驗、施政型的領導擔任國資委的新主任，可能推動起來會比較積極。“國新公司已經成立，國資委有了做一個干干凈凈出資人的條件，國資委就做裁判員，不做運動員，這些條件都有，關鍵是新任者愿不愿意去推。”安林說。

此外，“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目標的改革還要繼續推進。”黃淑和近日也表示。如何執行是關鍵，以董事會為例，國資委陸續就規范的董事會出了17個配套文件，包括黨的關系都有文件，接下來其實就是執行到位，股東做股東的事情，企業做企業的事情。

由此，推動力顯然是對國資委新主任的一大考驗。當然，這決不是唯一的考驗。

政企分開也會是一個難點。“接下來國有企業改革抓什么，我認為很簡單，就是以政企分開為抓手，來檢查各個部門。不管你哪個部門，政府部門工作做什么，各個部門對照，有沒有讓資源配置發揮作用。老是讓你的政府審批發揮作用，錯了，方向反了！”李榮融此前曾如是表述。

祝波善也觀察到央企的政企不分走回頭路還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政府部門，“現在很多央企的一級公司比政府還政府，還官僚，這是一種新的政企不分。”

而在安林看來，下一步政企分開的關鍵是國資委監管的非53戶央企人事關系的政企分開，如果國資委可以放權，這是可以做到的，也為國資委向干凈的出資人轉變創造了條件。

按照李榮融的說法，如果能進一步推進政企分開，至少還能為央企釋放50%的活力。

此外，祝波善表示，在央企重構競爭力的背景下，國資委需要重新審視并創新原有的國資監管考核辦法。過去國資委對于央企的考核較大程度地體現在追求業績的增長。

以央企中的科研院所為例，這些企業的考核指標就絕對不應該是利潤，而應該以他們對相關產業的技術進步貢獻為最重要的考核指標。

國資委相關人士表示，接下來的分類監管將有望解決上述問題，不僅僅是監管上的分類，延續下去的考核，薪酬監管思路都會根據分類監管的思路發生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