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頓在中國公益論壇2013演講實錄

2013年11月18日 17:46
來源：鳳凰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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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

鳳凰財經訊“中國公益論壇2013”于2013年11月18日在北京舉行。在公益論壇閉幕式暨財經年會開幕式上，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發表了自己的觀點。

以下為文字實錄：

比爾·克林頓：非常感謝，首先我要感謝王波明總裁他熱情洋溢的介紹，也要感謝《財經》雜志，感謝中國公益論壇，我相信財訊傳媒集團和所有人對我的演講感興趣，接下來我會接受大家的問題，我非常喜歡大家的問題，這種互動我是非常喜歡的，即使大家不喜歡我的答案，但畢竟我們是討論了我們共同感興趣的話體，因此我會盡可能多留時間給大家提問。但是我被要求做的是，我想談一下中國的公益，而且談一下中國公益的背景，經濟迅猛發展，公益的目標是什么？他要實現什么，以及他跟美國可以做什么樣的比較。我看到了我的老朋友駱家輝，美國駐華大使，謝謝您今天出席，謝謝您為我們國家的服務。

一開始的時候我要說，第一個非政府組織在美國是創生于美國作為一個國家建立之前，也就是說在我們的憲法出臺之前，這是一個自愿的組織，在我們的第一個首都費城，這是我們國家創始人創立的，直到今天他還是世界上慈善的一個榜樣。我們現在還有消防隊，很多的建筑物到今天還會著火，十七世紀的時候政府的資金并不夠進行消防工作，而且消防工作不可能成為一個生意，不能賺錢，并不能建立一個消防隊進行賺錢，因為當時的房屋都是木質的，消防隊可能要跑很遠的地方，跑到的時候可能火已經把房屋燒成灰燼了，因為這樣一個非政府組織就建立起來了，填補這樣的空缺。今天我們在全世界都能看到的，比如賑災的慈善組織，中國政府最近也捐贈給菲律賓很多的資金，在菲律賓遭受臺風的侵襲，很多生命喪生了。我自從離開了白宮，花很多時間對賑災做了很多的工作。我跟老布什都是在海嘯、颶風發生以后做很多工作，我們作為慈善和社會組織為政府填補很多賑災的空缺。還有一個非常常見的事情會發生，比如在美國，以及在加拿大和我們的鄰國墨西哥，以及在全世界我們都看到，現在又專門成立了組織，他們幫助一些弱勢群體，比如殘疾人，智障者。政府如果他的能力不足我們就需要NGO給他們提供服務，有時候NGO提供的服務是非常有效的，比如對女孩子和兒童的人口販賣。NGO做的工作非常的杰出，我們看到很多國家和自愿組織采取這種行動，工作非常有成效。因此我讓大家想一想，之后我會談下一個話題，越來越多的在二十一世紀我們看到慈善組織液在做其他的事情，不光是填補空缺，不光是幫助那些得不到幫助的人。而且在解決社會問題、政治問題、環境問題、經濟問題，用更低的成本找到更好的解決方案。

我總是跟人們說，我特別喜歡我現在從事的工作，因為在我政治生涯的那些年頭里，人們爭論兩個問題，第一個，你建議做些什么事？我知道你們剛剛開過三中全會，你們對計劃生育政策做了一些放松，你們準備終止勞教制度，而且進一步開放經濟，同時你們也承諾在環境方面，控制氣候變化方面采取更多的措施，符合國家更長遠的利益，在醫療保健也會有新的舉措。在美國我們也在爭論有關是不是降低稅收的標準，這都是在政界經常討論的話題，你建議做什么事情，需要多少的錢。但是作為慈善非政府組織你可以關注第三個問題，第三個問題我認為是更重要的問題，在二十一世紀的時候是這樣的問題，不管你做什么，不管你有多少錢，或者你沒有錢，你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你有好的意愿，你想帶來真實的變化，怎么帶來變化？如果你仔細考慮，慈善團隊他們非常適合回答如何做這樣一個話題，面對這樣一個新的世界環境，有非常真實的原因，跟公司不一樣，他們不是要賺錢的，他們只是想保持負債平衡，不像政治家們，他們不害怕失敗。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知道如何做，必須要冒險，必須用新的方法解決問題，如果不靈你要告訴投資者說這不靈。但是我學到了新的經驗，我可以試一個新的方法，所以我相信在我們新的世界中，慈善事業不僅僅是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同時也能夠為那些人賦予權利，讓他們有更大的權利幫助自己來回答怎樣的問題，以及解決所有這些頑固的難題。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的世界是互聯的，這是人類歷史上最為互聯的時代，不僅是資本，不僅是資源跨國界的流動，只要你能想到的技術和信息都會跨國界流動。好消息就是，一個8、9歲的北京小孩子上網來學習我當年上大學才能學到的知識。而壞消息是，一個非常有中氣的人，比如他在巴基斯坦或者阿富汗山區，一個生氣的人知道如何上網選擇殺死一個人，成本又很低。再舉兩個例子，他代表我們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我們中國人和美國人，所有人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未來，我們無法避免這一點，未來是什么樣的，我們怎么分享這個未來。我們的世界充滿了祝福，充滿了優勢，我們這些優勢和資源使人脫離了貧困。鄧小平1978年啟動改革開放以后，從來沒有這么多人在這么短的時間內脫離貧困進入中產階級，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這是一個好消息。同時也為我們提供大量的機會可以旅游，可以受教育，世界上很多事情是在發生。證據就是在我們這個房間中每一個人身上都能體現出來，今天你之所以在這個房間內聽我演講，它后面的因素都是我們互聯世界中積極的因素。另一方面，世界一半人口仍然每天的生活成本是少于2美元。今天早晨習近平主席跟我說，中國有一億人每天生活成本是一美元，甚至更少，所以在我們的現實世界中有很大的貧富差距，比如有10億人沒有接觸到干凈的水源，有很多人無法接觸到衛生設備，很多人死于肺結核、瘧疾、愛滋病、痢疾等等，都是因為水源不干凈，這都是窮人所困擾的問題。

我們這個世界差距非常之大，全世界有數千億人無法上學，數億人上的學基本上沒有老師也沒有資源，無法接觸到書籍，無法接觸到電腦，即使在富國，比如美國，美國家庭收入的宗旨，考慮到通貨膨脹以后，不僅僅是受到的金融危機的影響，在那之前我們經濟增長的驅動力主要是金融業、房地產業，他們其實并不提供多少的工作機會，而且這些大多數的經濟收入基本上都集中在了少數人的手中。這種集中化程度如果太高了，他就會限制經濟的增長。有一些不平等的現象是必須的，這也就是為什么中國在一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想獎勵那些勤奮工作的人，想獎勵那些有管理經驗，有管理能力的人，那些能夠為其他人創造新機會的人。但是如果貧富現象不平等，你的收入更少，更少的人會有能力教自己的孩子，這個國家的能力就會受到限制。二十一世紀的核心就在于你怎么能夠創造一個有活力的經濟，這個經濟成果又被全民所分享，有一個真正的社會團結和社會福利。

另外一個我們要考慮的是世界的不穩定性，大家看到金融危機很抱歉是從美國開始的，波及到英國、愛爾蘭，傳播到全世界，在很短一段時間內中國失去了3500萬的工作，因為美國消費者沒有錢買中國的產品了。如果穩定性特別嚴重，這也會限制經濟發展。因此二百年以來，基本上金融危機是十年以后才能恢復，因為大家一旦受了驚嚇，他們就不希望再承擔風險。他們僅僅抓住自己身邊的東西，對未來有一些擔憂。中國在眾多國家之前就恢復了經濟增長，這是因為中國的儲蓄率非常高，在恢復的最前期，在我們國內進行了經濟復蘇，而當時世界其他地區還沒有復蘇。

二十一世紀的社會中，我們必須要處理如何分享繁榮的問題，如果減少平等和不平等的現象，我們要創造更多的財富，創造更加公平，更加有活力的學社會，減少不平衡。最后，我們氣候正在變化，我們本地的資源在全世界各地都很貧困，因此中國現在為了解決水資源的問題，中國的工程師和中國的環境保護者認為南水北調的工程會有問題，因為本地的資源也有限制，他可能會成功，但他可能也會使兩條河的喝水都干涸。這些資源方面的決策是比較有挑戰性的，因為我出身于一個農場，所以我對這方面有經驗。我在這里這樣說，我相信我們必須要努力和別人以正面的形式來分享資源，但同時我們肯定也會以負面的形式分享一些情況和災難，因為在未來我們有共同的機會，共同的挑戰，共同的責任，因為我們是一個共同的社區。當美國和中國合作的時候，共同避免朝鮮核危機時就有一個共同的未來，這就是我們正面的合作方式，我們必須在這方面更加前進，做更多正面的合作，不僅是通過政府合作，同時也要通過民間的合作。

最后，請允許我說最后一點。如果你放眼全世界，人們不管在哪里合作，以創意方法合作都會有好的成果，不管這個國家是窮國、富國還是中間的國家，都是這樣。在我們南方鄰居墨西哥，過去十年間他們是兩個國家其中的一個，他們的經濟增長了，不平等性下降了。墨西哥每年貢獻工科畢業生跟美國差不多，盡管墨西哥的規模是美國差不多的一半，每年墨西哥總統和兩個反對黨的黨魁他們坐在一起設置他們的政治議程，經濟議程，他們使民營部門也能夠參與，共同討論。他們是不是每件事情都同意彼此，不是的，他們在大方向是一致的，因此這個國家的經濟就會一直增長下去。我相信大家會看到更多此類的現象，當大家坐在一起合作的時候就會有好的后果。我當時是總統的時候，我和江澤民主席、朱镕基總理共同合作，使中國能加入WTO。昨天有一個人跟我說，你剛才講的那個關于貿易是什么意思？我剛才說很有意思的故事，他說你什么意思？我說你難道我們兩個海軍互動，我們兩國互相抗議彼此嗎？我們現在經濟情況都比較嚴峻，我們肯定在貿易和經濟上有分歧，這其實是一個好的故事，當你共享未來的時候肯定會在某些地方有不同意的意見，所以你才要坐在一起解決這些問題。同樣，當我的基金會來到中國，六年間幫助中國建立農村的艾滋反應時候，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故事，衛生部給我們基金會辦公地點，和我們合作，因為我們有專長，在2010年的時候他們跟我說，謝謝你，我們不需要你們了，我們自己可以做了，然后我就離開了到了其他地區重新開始。幾天前在緬甸，他們讓我做同樣的事情，當大家坐在一起合作的時候就會有好的成果，當大家打仗的時候有人會贏，有人會輸，但是最終兩方都不會好。

我去年讀了最重要的一本書，《我們對地球的社會征服》，他的作者是一個獲得諾貝爾獎的微生物學家威爾森，他已經90歲了。從書中我學到了，生活在地球上螞蟻的數量比全世界人口的數量還要大，因為全世界有70億人，如果你把全世界螞蟻的重量放在一起比全世界人的重量還要重。他這本書的結論是，他作為一個生物學家已經工作了一生，同時他也是一個社會評論家，他追溯了不僅僅是人類的歷史，同時也是生物的歷史。根據我們地理年份追溯的歷史，他說你如果真正肯我們地球的歷史會發現，唯獨取得勝利生存的種族，就是那些會合作的種族，比如白蟻、螞蟻、蜜蜂和人類。他講了一個笑話，螞蟻在非洲雨林和南美的雨林中它們被天地所追殺，它們當時能夠感覺到自己會被殺了，有一些螞蟻爬到最高的草葉上來犧牲自己讓其他的同伴有時間逃跑。白蟻它們生活在溫暖的地方，它們生活在地下，它們在地上挖五個孔，它們只從一個孔中進出，其它的四個當做空調用。同時也不會使用破壞環境的化學品，也不用氟利昂。他其實想說的是，人類是合作的物種，因為人有意識，人類有意識的做事情，因為他們有意識，他們有心，他們有正確和錯誤的觀點，他們對其他的人類有同情心。因為我們比其他的物種要聰明，所以我們會很傲慢，我們很自私，同時我們認為比能做的還要多。

我其實很樂觀，但前提是我們必須要繼續合作，假如說我們變成個別的派別我們會發生一些紛爭，但如果我們合作各種觀點會彼此加強，使得我們有一個更好的未來。因此，我們不是要實現是一個政治的目標，或者是一個經濟的目標，而是使我們能擺脫目前的困境，使未來有更多的和平，為人類歷史寫下精彩的一筆。謝謝！

王波明：謝謝總統先生，為什么我把您介紹給我們的觀眾，我為什么把您介紹是威廉·杰斐遜·克林頓基金會，為什么不用比爾。

克林頓：因為我是一個小城鎮長大的，當時二戰剛剛結束的時候我出生了，那時候如果你要用很長的名字，別人會覺得你很傲慢，如果你用很長的名字別人不愿意跟你說話了，所以我們把名字盡可能簡短，用第一個名字會很簡短，這樣給我們一些粗獷之氣，使得我們能夠彼此相待，這是我們小鎮上文化相待。

王波明：我叫你比爾，不叫你威廉了。

克林頓：你叫我什么都可以，多數人在我政治生涯都叫比爾，你作為政治家別人還會給你起外號。

王波明：我們準備了這一節互動的環節，我們現在《財經》也有非常好的數字平臺，像微博等等。昨天我們推出了我們的微博平臺，現在看到有千萬的用戶已經登錄到了我們的平臺，而且問了幾千個問題，當然這幾千個問題你是無法都回答的。

克林頓：我如果回答4000個問題大家都要睡著了。

王波明：這些問題來自全國各地，有的甚至來自于偏遠的地方，有一個人來自成都市在四川省的省會城市成都，你也聽說過川菜是非常有名的。他問您一個問題，他想知道，我知道您是美國最聰明的總統，我還記得在八十年代的時候，你在電視上提出增加預算，你在廣告詞里說要增加預算。因此這位網友問您了一個問題，美國政府赤字的問題。

克林頓：如果你要把赤字變成一個正數字，中國人不用擔心債務違約的問題了。你們中國購買了我們2.5萬億美元的債務，這樣使得我們減稅有了機會，在好的經濟環境中，政府應該把預算跟債務進行平衡。但是這里有一個難題回答您剛才的問題，全世界如果你想長期預算平衡，而且你想經濟強勁需要有三點。

第一，你的政府目標有哪些，政府目標要清晰，取得清晰的目標以后必須要對支出進行控制，因為你有很多的支出。你還要有足夠的數字保證經濟是增長的，對于大一點的國家，老一點的國家，你要保證1%到2%GDP的增長，才能夠使你的預算平衡，3%當然更好。如果遇到了危機，比如金融危機，你的預算想平衡就很困難，而且在危機中情形會變的更糟，因為我們知道利率已經比通貨膨脹低了。如果利率比通脹更低，你要減少支出，你的收入從哪兒來？你需要私營部門投資產生就業，使得收入增加，使得經濟能夠上升。因此從短期來說，我覺得對于美國最好的方法是要在時間里把這些赤字取消造成一種效應，使得我們實現2%GDP的增長，這樣就會讓我們看到赤字下降，收入會增加。美國一直沒有很大的赤字，一直到1991年的時候，我們國家那時候開始要在國防上投入支出，我們稅收的水平非常高，如果要降低稅率又會減少我們的收入，所以從1981年到1993年，我們看到這個赤字上升到4萬億，我花了幾年的時間才使他下降取得更大的平衡。我們又進入另外一種經濟的理論，我們要開始照料老年人，人們看到我們一開始所創生的概念和最后的結果產生了差異。我們覺得這種挑戰也會來到中國，但是中國現在還有很大的增長余地。我們生長的環境看歐洲、日本、美國，他們還有其他的問題，但是我們在這十年前生產力由于技術的驅動是上升的，收入也增加，就業也增加。當我當總統的時候我們的增長是很興旺，通過IT增加了勞動生產率，所以我要保證這種好處讓全國所獲得，所得各個行業都能夠從高新技術行業里獲得好處。因此，IT在九十年代為我們提供了8%的就業率，為我們國家收入提供了30%，這樣使美國人民能夠貢獻這種昌盛。我們需要改變工作結構，創造新的就業機會，現在我們看到這種工作越來越難，因為你現在勞動生產率增加，你不見得生產率增加了會提高更多就業機會，因此對于國會和總統他們在爭論該怎么做，因為這是一個非常難的難題，在先進的國家，但是我覺得基本原則是不變的，你必須要關注高新技術，積極的創業，位年輕人提供就業的機會，尤其在美國，我們必須追求一些機會，給中年人，比如他們有六到一年失業了，我們要幫助他們重新就業，因為他們還有15到20年工作的年齡，這樣他們對子女才不會變成負擔，他們也想工作，但是經濟沒有給他們提供更多的工作機會，這我覺得是一個關鍵的問題。我愿意幫助美國政府減少赤字，要減少債務，如果降低不了利率你是帶來不了好處，關鍵是你要增加就業機會，這是我們要關注的。

王波明：我知道在美國你領導了一個非常讓人嘆為觀止的經濟上升期。第二個問題要問您的是關于斯諾登的問題，中國被美國所譴責，說中國是美國網絡空間的一個安全威脅。可是我們后來發現美國成了一個安全的威脅，因為他對美國一些首腦，包括對默克爾進行監聽，你怎么評論？

克林頓：我覺得中美兩國應該彼此誠實的告訴對方我們到底在監聽什么，這是我的答案。我是這么想的，美國政府在信息披露方面是不是有足夠的控制，現在電話、短信、郵件的量越來越多，因此美國政府需要監測某些個電話號碼有一些可以的跡象，有一些電話號碼似乎跟恐怖主義的行為有聯系的，因此這是一個關鍵的問題。如果美國政府他要決定什么時候監聽電話、短信、電子郵件，誰來做這個決定？決定權在誰的手里，這是關鍵的問題。斯諾登他覺得自己做的過分了，但是他不能夠抱怨的是，我們的安全工作做的很好，因為他是個年輕人，他只是給政府工作了六個月，他知道有700人得到了政府的政治審查，我們既沒有隱私也沒有安全感，大家都在笑，但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我的看法是，政府可能會被迫更加的坦誠說自己在做什么，在網絡安全方面。我們必須要更誠實，必須更加緊密的合作才能夠保護正當、合法的隱私。同時我們應該保留能力，探測那些通信的規律，預測未來恐怖活動發布的情況。當年我們那些情況都特別間，在我二十年前當總統的時候，大家知道互聯網上有多少個網站？有50個網站，我今天在這兒講了一個小時，全世界已經建立了數百個網站，當時連手機都非常的沉，世界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國內，各國政府必須對本國的國民更加的坦誠，告訴本國國民政治想監視的是什么，政府想保護是什么隱私，必須保證自己的國民要做到這一點。我同時要告訴大家，我們有一些歐洲的國家，他分析的數據和我們分析的是一樣的，但是他們花更多的錢把各個信息分割開，因此他們增加了那些保護隱私的機會，即便他們能夠探測溝通、通訊的規律，能夠預防恐怖主義。起碼因為斯諾登的事件，我們大家現在都開始思考隱私和安全的問題，我們必須要在此做更多的。美國、中國和其他人都必須要對彼此更加坦誠，對我們自己的人民要更加坦誠，告訴他們我們到底要監視的是什么。如果你既想要安全又想要隱私，我認為你是不可能的，我認為不可能再單打獨斗的，因為這是不現實的世界了，因為我們現在有這樣一種辯論使我們大家更加坦誠了。

王波明：下面的問題是跟美國外交政策和對華政策有關的，幾年前您的國務卿希拉里她有了重返亞洲的戰略，那些中國的鄰國他們其實都比較激動，他們對中國的立場，比如日本、越南，有很多人覺得越來越騷動，請您評論一下重返亞洲的戰略。

克林頓：首先，和我交談的那些人他們都認為很傾向于美國，其實并沒有逃離中國，逃離亞洲，因為他們都很高興，美國仍然和亞洲共繁榮，更進退，因為美國在亞洲已經有很長的歷史了。明年中國會舉辦APEC，APEC的會議二十年前是我啟動的，所以媒體報道的傾向和偏見，好像說我們想經濟上壓制中國，這是不對的，我們認為亞洲不僅僅是世界的一部分，他是經濟和全球進行融合。同時，他的經濟也會是全球最大的那一部分，有很多來自亞洲國家的人，他們都應該共同努力保護亞洲的和平和安全。我們和中國進行了合作，比如朝鮮核問題方面進行緊密的合作，我們相信這些爭端也許是中國和菲律賓之間的島嶼爭端，比如湄公河中國建水壩會不會影響下游或東南亞的國家，中國南海資源問題這些都要通過和平外交的方式解決，以全球能夠接受的方式解決，我并不覺得這其中有什么矛盾。我認為如果美國軍事和外交上都撤出亞洲是不明智，是錯誤的，我認為在中國和日本之間現在也出現了一些矛盾，如果我是中國，我會很高興美國最近剛剛跟日本重新簽訂了安全協議，能夠讓你們看到，由美國加入我們盡量避免在未來發生沖突。如果日本重啟經濟，雖然現在還不太明朗，但是我比較贊同安倍首相的經濟政策，如果日本的經濟能夠再次騰飛，使日本女性參加工作，日本的經濟就會持續增長二十年，日本的GDP也會大幅度增長。當然，他們沒有像中國的這些政策，為二十年日本可能依賴的是移民政策。同時，我們的未來都是共享的，我們不希望日本和中國之間出現矛盾，我們希望這些矛盾要埋在過去，不希望在未來出現，我們希望能夠從中幫你們一把。希拉里的確她推動了重返亞洲的戰略，但是她不是針對中國，而是希望在亞洲共同建立一個共享的未來，在共享的未來中我們大家都是贏家，不要有一部分是贏家，一部分是輸家，這就是我們說的分享繁榮。

王波明：我只有時間問最后一個問題了，這個問題是李亦非女士問的，她想問，您可不可以說一下在未來你會成為美國第一郎君。

克林頓：如果我知道答案我也不會說的，但是我誠實的跟大家說我真的不知道。我認真的回答您，如果我太太想去選總統我會支持他，我認為她是我共事過的最能干的公務員，當時跟她求婚的時候說她不應該嫁給我，她說我愿意嫁給你不是沒有說服力嗎。我跟她說，我愛你，想娶你，但是你不應該嫁給我，因為你的能力比我強，你應該回伊利諾斯州競選職位。她當時笑我了，她說大家都不會為我投票的，因為我只是一個脾氣壞的女人，這是四十年前，大家一定要記住這是42年前。這是我當時向她求婚的時候，她對我說了兩次“不”，我必須向她求婚三次才可以，所以她想競選總統我會支持她。但是如果有一些原因她不想競選，我也支持她。

對我們來說很有意思的，因為我們還感覺到自己還很年輕，很有活力。其實并不是我們說我們有什么野心，因為我們已經有了下一代，如果她想當一個好總統，可能是因為她現在所謂的抱負比35年前低了一些，她現在關心的是我們能為世界做出什么。我希望能夠在我一生中美國出一位女性總統，對世界來說，對美國來說這都是個好事。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她是不是要競選。在政治中沒有確定的事物，有人贏，有人會輸，大家都不知道確切的事情。但是我要重述，她是我共事過最能干的人，1971年我第一次見她的時候就相信，今天我還仍然這樣相信。

王波明：比爾，謝謝你今天的演講和訪談，讓我們再次以熱烈的掌聲感謝克林頓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