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爾·克魯塞爾：中國福利制度應該提高經濟效率

中國正處在經濟轉型的歷史拐點，針對中國新的經濟改革中需要關注的要點，《中國經營報》記者專訪了斯德哥爾摩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委會主席佩爾·克魯塞爾（Per Krusell），他認為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對中國經濟轉型有重要意義。在他看來，既有的福利國家強調福利的再分配，而現代福利國家更強調推動經濟效率，這是兩者的最大不同。

《中國經營報》：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中多次提到市場化是經濟制度改革的核心，對此你是否認同？你認為中國未來的發展重點在哪里？

佩爾·克魯塞爾：其實我對中國算不上十分了解，但是公報的全文我還是仔細閱讀了。我十分認同這個核心。特別是其中提到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我認為，通過市場調配資源、開放更多領域讓民營企業進入，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初衷，在前期也起到很大效果。如今再次強調市場作用，會給予民企更多發展機會。我認為公報中還有許多內容都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更大的問題是怎么落實，這個不光在中國，而且在全球都十分重要。

《中國經營報》：對于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你有什么建議？

佩爾·克魯塞爾：傳統福利國家模式，一般通過失業保險，社會援助，包括醫療、教育、兒童護理在內的社會安全，以及包括工資、房租上限規定等措施實現。但這些措施存在各種問題，比如工資的抑制會產生對人力資本的壓低，長期的失業保險可能會導致失業者技能的喪失。

因此我建議中國應采納提高經濟效率的新現代福利制度，比如提供足夠的保險以讓工人和企業家愿意更多的冒險，在市場失靈的領域推動生產率的提高。

因為沒有好的社保體系，所以中國老百姓傾向于有錢就存下來，因此中國保有高額的居民儲蓄額。

如果有好的社保體系，那么大家可能更多地去自由投資消費，這樣對于經濟的促進作用是非常大的。

《中國經營報》：你是新宏觀經濟學創始人，金融危機之后，很多人對宏觀經濟學產生質疑，認為不能解決實際問題，你對這個學術發展有什么反思？

佩爾·克魯塞爾：之前宏觀經濟學沒太重視信貸市場的研究，但信貸市場有一個小沖擊會引發很大危機。

危機后很多人開始研究這個領域，但用的還都是現有的模型和研究方法。這些模型和方法本身沒有問題，問題如上所說，是沒重視那一領域，相信幾年之內，相關的研究能跟上來。

當然如果能預測危機，不失為一件好事，但是經濟沖擊本質上是很難預測的，這是不得不接受的一個事實。宏觀經濟學研究已經取得了快速進展，但對于政治體制如何影響政策和決策還有待進一步的理解。

我并沒有看到研究人員放棄以前的宏觀經濟模型，而是試圖用以前的方法論來進一步完善這些模型。那些批評宏觀經濟學研究的人，幾乎從未涉足這個領域，因而并不清楚這些模型究竟是如何發揮作用的。

《中國經營報》：由于身份特殊，所以你常常會被問到諾貝爾獎的事情，對于這樣一個問題，你會怎樣作答？

佩爾·克魯塞爾：針對“誰將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中國還有多久能出獲獎者”的問題，我的回答一概是“我不知道”。你問我是這個答案，李克強總理問我也同樣是這樣一個答案。

因為我們對此必須守口如瓶，正如你知道的我們評委會有多個成員組成，獎項產生的過程有一系列流程，保證絕對的嚴謹和嚴密。最終候選人及其推薦信上報給瑞典皇家科學院。所有候選人的名字都不對外公開，并設置了50年的保密期。

但是我認為諾貝爾獎不光是學術上的榮耀，更有國家民族的自豪感在里面。這是為什么所有人都不停地問我這個問題的原因。

對于怎么獲得諾獎，我認為必須在一個領域持續不斷地進行學術研究，當然除了努力，也還需要一點運氣。

佩爾·克魯塞爾（Per Krusell）從2008年至今執教于斯德哥爾摩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目前擔任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委會主席，世界計量經濟學會（世界頂尖經濟學家協會）理事以及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