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福林三問三答詳解“市場決定性作用”內涵

遲福林指出，競爭性地方政府驅動經濟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須果斷廢除GDP為導向的干部選拔機制。 （彭春霞/制圖IC/供圖）

見習記者曾福斌

以市場活力釋放經濟發展潛力，是不是市場決定性作用的首要目的？市場決定性作用會不會、能不能牽動影響改革發展的全局？市場決定性作用的關鍵是不是要改變現行的政府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方式？

在2013—2014中國經濟年會上，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遲福林連拋上述三問。

對第一問，遲福林說，13億人的大市場是我國的突出優勢。初步測算，到2016年，消費潛力至少有30萬億，到2020年可能達到45萬億到50萬億。如果考慮到消費引資的投資需求，估計到2020年，整個內需規模至少應該有百萬億。這成為支撐未來十年中國經濟保持7%增長的主要條件。

問題在于，這個巨大內需潛力要轉化為轉型增長的中長期優勢不是一個自然的過程。首先，取決于市場化改革的實質性突破。例如全社會的醫療需求日益全面快速增長，是一個大趨勢，所以釋放醫療市場消費需求的主要出路在于，一是政府加大公共醫療投入要加快放開醫療市場，支持鼓勵社會資本進入。二是加大監管、加快形成安全有序、有質量的醫療市場體系。其次，需要推動消費主導的投資轉型。未來十年重點要發展消費型經濟，不是不要投資，也不是投資多寡的問題，是能不能用市場需求結構來決定投資結構，使投資結構與社會需求結構相適應，由此實現投資和消費的動態平衡。

對第二問，遲福林認為，一是全面理解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其實不僅僅是指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更重要的是指市場決定資源配置。例如推動公共資源市場化，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市場競爭機制等。同時，農村土地資源配置能不能由市場決定？二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主要是經濟領域，但又不限于經濟領域。例如在文化產業資源配置中，市場能不能起決定性作用。

對第三問，遲福林表示，不可否認，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在推動經濟快速增長中功不可沒，問題在于政府過多、過大的行政干預和深入介入微觀經濟活動嚴重扭曲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對此，遲福林提出兩個建議，一是競爭性地方政府驅動力經濟增長方式難以為繼。這種增長方式盡管在短期內可以拉動GDP較快增長，但會為中長期增長埋下更大的隱患，這就需要更快的以公共服務為導向的中央地方財稅體制，并在此基礎上形成規范地方政府行為的制度約束。比如果斷廢除GDP導向的干部選拔機制，盡快建立公共服務和社會滿意度導向為重點的干部考核選拔機制。

其次，能不能推動政府監管由事前審批為主，向事后監管為主的轉變。負面清單管理把自主權還給市場主體，以負面清單管理為重點，重新界定政府與市場、政府與企業的邊界，是激發市場活力的關鍵所在，也是全面改革行政審批體制的關鍵所在。

遲福林建議在總結上海自貿區的基礎上，盡快出臺全國負面清單，推進實質性改革的突破。

“在這個背景下，本屆政府在明年有可能提前實現縮減1/3行政審批事項的目標。”遲福林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