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像戒毒一樣戒除管制

編者按：“為什么要像戒毒一樣戒除管制？”2001年春天，趙曉博士受托就放松管制問題對張維迎教授進行了長篇訪談，13年過去，我們發現絕大部分內容仍然非常適合今天。經授權，我們重新加以摘要編發，以幫助讀者理解正在進行的新一輪審批制改革的內在邏輯。

政府管制的惡性循環

管制者消滅了市場秩序中自我維持運轉的力量和機制后，會不斷為自己創造需求，管制的引入和加強將形成一種惡性循環。你管的東西越多，社會上的信譽就越差，坑蒙拐騙就越多，弄得你反過來進一步加強管制，不斷地增加人工的超經濟的手段。

趙曉：你說“要像戒毒一樣戒除管制”，全盤否定管制，是不是有些絕對？

張維迎：現在全世界都在恢復自由企業制度，自由經濟秩序，這是不可阻擋的潮流。

為什么要像戒毒一樣戒除管制？就是因為政府管制像抽鴉片，會上癮。管制創造出大量的既得利益者，這些既得利益者們會雇經濟學家、雇學者來為自己的存在“證明”合理性。這樣，管制將內生性地膨脹，越來越厲害。這是客觀上的問題。

主觀上呢？普通人往往不容易認識到管制的危害，在出現問題時，往往想到的是這個該政府管，那個該政府管。他不明白，當一個市場被政府管得太多的時候，就可能完全喪失免疫力。

政府管制會導致人們大量的短期行為和機會主義行為，講信譽就很難。如果大家都不講信譽，就會有人站出來說，需要政府維持秩序。這也就是說，政府或者說管制者其實是自己在為自己創造需求。他們把貓打死了，結果耗子滿街跑。然后，再假裝學貓叫，來嚇唬耗子。無奈耗子還是越來越多，于是就不斷地增加學貓叫的人。這樣，管制消滅了維持市場競爭、市場秩序的最重要的力量后，自己的力量卻內生性地不斷膨脹。

當然，中國的問題有點復雜，原來我們建立了許多消滅市場的部門、替代市場的部門，這些部門在轉軌時期搖身一變，現在又以規范市場的管制者的面目出現。但是他手里的權力范圍并沒有削減。這樣的話，規范市場、管制市場本身可能變成對市場的最大的損害，因此，戒除管制就更是重要了。

趙曉：我想將你的比方作點發揮。如果把貓比做市場競爭，它當然會消滅耗子，無奈計劃經濟把貓消滅了，而人們習慣了狗拿耗子。轉軌之后，貓還來不及繁殖，耗子多了起來，但人們誤以為狗太少，于是呼吁進一步養狗，可是狗太多，貓就沒法活了。

張維迎：這也就是說，管制者消滅了市場秩序中自我維持運轉的力量和機制后，會不斷為自己創造需求，管制的引入和加強將形成一種惡性循環。你管的東西越多，社會上的信譽就越差，坑蒙拐騙就越多，弄得你反過來進一步加強管制，不斷地增加人工的超經濟的手段。本來你可以正常吃飯，維持生命，現在有人對你說，你得病了，肯定是沒吃好，我把你的嘴堵上，給你打葡萄糖吧。然后就成天給你打吊針，結果發現你的身體越來越弱，他卻認為葡萄糖打的還太少，應該加大量，這樣一直到你死為止。

趙曉：最后完全扼殺了市場經濟的活力。

張維迎：為什么越管制，管制越多？一個原因是被管制者變成了既得利益者，它會以維護社會利益的名義要求政府不斷加強管制，來保護自己。這些法定壟斷者沒有挑戰者，沒有監督者，不會受到威脅。盡管他們的利益最大化與社會利益最大化不兼容，卻會編出好多說法，證明市場是多么的不完善，管制是多么的好，多么的重要，糊弄老百姓。所以管制的自我膨脹是很自然的。

弗里德曼以前講過，印度那些大商人老告訴政府，競爭不好，壟斷好，看起來頭頭是道，實際上是競爭對他不好。這里我順帶說一下，就是好多地方政府，名為保護“地方利益”，實際上保護的不是地方利益，而是地方官員的利益，頂多是地方某些既得利益部門的利益。

管制者會從供給一方推動管制的膨脹。施蒂格勒曾經分析過“管制俘虜理論（capture theory）”，證明好多管理者和被管制者到最后，本身變成了管制的既得利益，他們總是會找到更多的借口，建立起更多的規則，利用政府賦予的合法權力來創造出更多的管制來。僅這一條就使得管制完全變了味。

政府管制必然失敗

政府管制的基本假設，即政府是無所不知、大公無私、言而有信的政府，是不成立的。實際上政府可能是自私、無知、言而無信的，由此導致管制失敗。這就是從80年代開始，西方國家都進行所謂經濟自由化，對原來的管制重新考慮的原因。

趙曉：經濟學家們越來越傾向于讓市場自己調整自己，而不是靠政府管制，為什么？

張維迎：這是因為，市場本身糾正自身毛病要比政府糾正市場的毛病更為有效。因為市場上任何一個企業都面臨著激烈的生存競爭，競爭的壓力迫使它必須講究信譽，否則就無法實現利潤最大化。

經濟學越來越傾向于讓市場自己調整自己，而不是靠政府管制，還在于認識到管制的失效性。傳統上，當人們主張政府管制時，他們隱含地假定：第一，管制者是追求社會福利最大化的，大公無私的，仁慈的（benevolent）；第二，管制者是無所不知的（omniscient），擁有完全信息，譬如知道消費者的偏好，知道企業的生產成本，知道需求彈性，知道最優的價格訂在什么地方，等等。第三，管制者說話是算數的（pre-commitment），管制政策具有公信力。不過，經濟學家們現在已經發現，這幾個條件根本不存在。

政府管制的基本假設，即政府是無所不知、大公無私、言而有信的政府，是不成立的。實際上政府可能是自私、無知、言而無信的，由此導致管制失敗。這就是從80年代開始，西方國家都進行所謂經濟自由化，對原來的管制重新考慮的原因。

趙曉：請舉出一個管制失敗的具體例子？

張維迎：弗里德曼曾經研究過美國政府醫藥管制的實例，發現負責醫藥管理的那些官員，負有極大的責任――如果他們審批后，發出許可的藥出了問題，那是有責任的，但是，藥賣了多少錢，他并沒有收益。這樣，對一個理性的官員來說，把新藥的申請報告壓在抽屜里，就是最合理的選擇。只要不批準，就不會有新藥，當然也就不會有假藥。因此，在實行藥品管制后，美國新藥上市的速度大大減緩，其后果是很嚴重的，用弗里德曼的話說，大量患者因為吃不到更新更有效的藥而導致的死亡人數，可能遠遠超出了政府防假藥減少的死亡人數。這可以說是管制失敗的一個具體例證。

如果沒有政府管制，靠市場競爭及其信譽機制，更多更有高效率的新藥完全有可能及時推出，減少的死亡人數有可能更多。所以我這里想強調，我們經常賦予政府太大的責任，這不是一件好事。實際上，在市場當中你應該是讓直接的行為者去承擔責任，而不要讓政府承擔太多的責任。

管制越多騙子越多

管制越多，越是騙子就越有積極性賄賂政府，因為騙子賄賂成本低，只要拿到政府的批文，他就可以賺錢，而老實巴交的商人、守法誠實的商人，他們受自我約束，或者沒有額外的資金去賄賂政府，反而進不了市場。所以管制多的地方，反倒是好人難進去，騙子更容易出現。

趙曉：你說過“法律和信譽是維持市場有序運行的兩個互補的基本機制”，市場秩序必須以信譽為基礎，同時強調“對信譽的挑戰來自政府”。管制與信譽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

張維迎：這是個很重要的話題。總的來說，信譽機制靠市場競爭而形成，而管制常常會阻礙這一機制的形成，甚至完全破壞這一機制。對于市場的運作，我相信大多數批評市場的人遠遠低估了市場本身維護其運轉的力量，特別是信譽機制的力量。

我有兩個判斷，一是管制最多的地方，一定是騙子最多的地方，原因就在于管制消滅了市場本來應有的信譽機制。第二就是管制越多，越是騙子就越有積極性賄賂政府，因為騙子賄賂成本低，只要拿到政府的批文，他就可以賺錢，而老實巴交的商人、守法誠實的商人，他們受自我約束，或者沒有額外的資金去賄賂政府，反而進不了市場。所以管制多的地方，反倒是好人難進去，騙子更容易出現。

當騙子越來越多時，政府不會感覺到是因為他不該管，管的太多，反而誤認為他管得還太少。這樣，管制會自我強化、變本加厲，最后令信譽機制賴以形成的市場競爭無立足之地，企業信譽當然也就無從談起。

趙曉：是不是取消了管制就一定會有信譽呢？西方放松管制，是在產權清晰的基礎上進行的，而我們不是這樣，至少不完全是這樣。

張維迎：我們現在的麻煩就在于，由于這么多年的計劃經濟、政府管制，市場啊信譽啊這些好東西都被消滅了，一旦放開的確有可能更亂。好比這么多年，貓都殺絕了，狗抓老鼠，現在老鼠很猖獗，你說讓狗回家休息，人們就擔心短期內貓也沒有狗也沒有，會不會全是耗子。但如果老這么拖下去的話，這個問題怎么解決？

所以我們面臨著一個長痛與短痛的選擇。如果著眼于眼下，那就維持這個狀態；但從長遠來看，如果不逐漸放開，信譽機制就不會建立起來。

信譽的建立依賴于穩定的預期，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形成，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就像我曾經舉過的栽樹的例子，不是說今天這樹產權歸你的，你就有積極性栽樹了。如果你預期明天政府就會把樹收走，你仍然不會有栽樹的積極性，相反你會先砍了樹再說。因此，穩定預期的形成變得非常地重要，但在這個過渡階段可能會有好多困難。

管制越多腐敗越嚴重

政府獲得權力之后，這些權力最初的目的和它的使用方式可能完全不一樣。好比說我們授予管制者權力，本是出于非常善良的目標，希望它維持市場秩序。但是管制者有了這種權力之后，由于這種權力帶著租金，別人必然會來尋租，就會形成一種錢權交易。

趙曉：管制與腐敗是什么關系？

張維迎：各國的經驗均表明，只要存在著政府管制，腐敗問題就會隨之而來。管制越多腐敗越嚴重，腐敗問題越難解決。

這是因為，腐敗主要是權力造成的一個問題，而管制為腐敗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政府獲得權力之后，這些權力最初的目的和它的使用方式可能完全不一樣。好比說我們授予管制者權力，本是出于非常善良的目標，希望它維持市場秩序。但是管制者有了這種權力之后，由于這種權力帶著租金，別人必然會來尋租，就會形成一種錢權交易。

為什么會有賄賂行為？這對賄賂者和管制者來講是個“帕累托改進”。權力在你手里，可能分文不值，因為你不能直接使用這部分權力?，F在我送你1000萬，我拿到這個權力后，我可以撈2000萬，也就是說，這個權在我手里值2000萬，除去賄賂成本我還可以賺1000萬。但這樣的“帕累托改進”對整個社會來講是一種損失，譬如有人能用這個權力創造3000萬、4000萬，但他們的賄賂渠道不暢通，得不到這個權力。這樣，社會資源當然沒有用好。

政治市場和經濟市場不同之處在于，官員追求自己的利益，并沒有一只“看不見的手”來誘導他，使得官員對自身利益的追求變成對社會利益的追求，因此官員們利用管制權力謀取自己的私利，就容易構成對社會的凈損失。

把本屬個人的權利歸還個人

審批制在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最危險的一點，就是以規范市場的名義繼承了計劃經濟的作法。我一再呼吁，人們一定要有創業的自由、簽約的自由，這些權利一定要由政府轉移給老百姓。我想這一點怎么強調都不過分。

趙曉：那么，戒除管制應該從何做起？

張維迎：削減權力。削減權力其實是把大量的本來就該屬于個人的權利應該歸還個人。這門是我們家的，現在你把著門，我進自家的門還要給你小費，你說合理不合理？像這樣的管制問題必須盡快解決。當務之急，要盡快消除各種各樣的審批。審批制在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最危險的一點，就是以規范市場的名義繼承了計劃經濟的作法。我一再呼吁，人們一定要有創業的自由、簽約的自由，這些權利一定要由政府轉移給老百姓。我想這一點怎么強調都不過分。

趙曉：美國政府放松管制后，導致了“新經濟”的出現，放松管制對我國的經濟增長是否會有類似的促進作用？

張維迎：我問過大量的企業領導人，他們平均50－60%的企業時間都花在對付政府上，而且這個成本每年都要重復。所有的管制、審批制度解決之后，會產生多大的增長力量？我原來說國內生產總值可以實現增加30%，我現在還要更樂觀。

張維迎現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

趙曉現為北京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