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經濟發展中的政府與市場

隨著經濟高速成長的環境成本日益凸顯，社會各界對于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經濟的關注也在不斷增加。生態文明建設和發展綠色經濟需要綠色金融的大力支持。深化中國綠色金融實踐，需要立足于兼具國際視野和中國特色的綠色金融視角，需要一個系統、全面、更具能動性的金融機構的積極參與。

綜觀全球的綠色改革浪潮，美國已將發展綠色經濟作為振興經濟的突破口；巴西的生物能源發展位居世界前列；在歐洲，英、德、法三國成為發展綠色經濟的主導力量；在亞洲，日、韓發展綠色經濟政策積極有力，印度也十分重視發展低碳經濟。

在世界綠色改革的浪潮中，我國政府高度重視發展綠色經濟，制定了一系列的綠色經濟扶持政策，實施了許多有利于綠色經濟發展的措施。

在具體實踐中，中國政府支持在農村和邊遠地區開發利用生物質能、太陽能、風能、地熱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中國政府認真引進先進風能技術，進行了許多項技術示范工程，推動風電的發展。近年來，中國政府還開展了十萬千瓦級風電場特許權的試點工作，用市場手段促進風電的發展。

由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和環保部共同推動的綠色信貸，既由多部門聯合對商業銀行進行行政監管，又通過金融手段在市場中鼓勵發展可持續融資，這一系列的管理辦法和實施方案等政策文件，為綠色信貸的實施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政府職能的再認知

我國的政府職能對于國家發展和社會建設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制度缺陷，還需要進一步完善。

首先，傳統行政職能往往偏重于區域性、局部性的產業規劃，沒有在發展層面立足于整體、長遠的全面規劃，不利于產業的合理布局和發展。綠色產業是呈規模型發展的產業，不合理的布局和結構安排都會影響產業的發展。

其次，個別地方政府對綠色產業理解上的偏頗也致使行政職能在規劃綠色產業發展時考慮缺失。要避免在綠色產業發展的過程中顛倒了特色產業和全面產業的規劃發展順序，這也是成功構建和發展綠色產業的關鍵。對綠色產業的內涵準確的理解和把握是正確發展綠色產業的前提和關鍵。

在新時期，政府職能也需要有新的定位。

首先，制度供給實現恩威并舉。我國已經制定出關于環境保護的各種規章，但外部性的普遍存在使得企業仍會傾向于繼續破壞生態。解決這個矛盾就需要將外部成本內部化，可操作的方法就是征收環境稅，并采用超額累進稅制等進行規范。企業為了獲得與以前同樣的利潤率，就要想辦法加大對環保設施的投入，以降低環境稅率，從而達到自覺注意生態保護的目的。

講究效果的政府應根據效果而非按投入撥款。地方政府是追求預算最大化的經濟人，那么解決問題可以設定一個思路：在最初的預算到位后，可以成立環境測評小組，其責任是為各地的生態保護工作評級，評定的級別越高，下期得到的補償金額就越多。我們現在也有專家環評組，但主要責任是檢查處罰。這樣的后果是專家來了地方就應付，專家走了一切照舊，地方政府缺乏改善生態的內在趨動力。改變一下方法，地方上為了爭取到盡可能大的獎勵，會產生提供優質公共產品的原動力。同時從官僚個人的心理成本來說， 名正言順的嘉獎比瞞天過海的欺騙要有價值得多。

其次，引導社會自治，構筑多元治理結構。發展低碳經濟，推動我國進入低碳社會，不只是政府的責任和義務，也需要全社會的力量共同參與，這就需要進一步引導公眾生態環境政治參與熱情，完善社會生態環境自治機制。倡導包括政府在內的多元主體生態環境合作治理成為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政府應及時公開生態環境信息，主動提升公民生態環境決策政治參與意識，積極拓展公民決策參與渠道。此外還應發揮非政府組織在生態環境保護中的價值引導和組織動員作用，逐漸形成政府引導并主導社會組織和公民個人共同參與的生態環境保護的多元治理結構，推動我國低碳轉型。

最后，健全政府綠色采購制度。透過政府龐大的采購力量，優先購買對環境沖擊較少的綠色產品，一方面可直接獲得環保效益并鼓勵廠商生產可回收、低污染、省資源的產品，另一方面以示范方式，帶動綠色消費，達到教育一般消費者的目的。目前，發達國家政府采購都有明顯的“綠色”特征，我國政府還應在工程、貨物和服務的采購中，搜集和監測相關產品、材料等數據，制定明確的采購標準。從長遠來看，應逐步與世界大多數發達國家和地區一樣，形成一種以“標準法”為基礎、多種方法并用的有效節能與環保采購政策體系。

發展碳交易市場

西方國家碳金融市場發揮巨大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交易機制的設定和交易平臺的搭建。發達國家的碳金融發展水平全球領先，作為一個新事物，其發展相對采取了謹慎的步驟，除了嚴格的交易機制安排，發達國家都遵循著分步走的原則，盡量降低發展過程中的風險。

發達國家的碳金融參與主體非常廣泛，既包括政府主導的碳基金、私人企業、交易所、也包括國際組織（如世界銀行）、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等金融機構、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廣泛的參與主體使得發達國家碳金融市場規模迅速擴張，為發達國家的低碳經濟發展籌集了大量資金，有力推動了低碳經濟的發展。此外，多樣化的碳金融交易工具大大活躍了碳金融市場，滿足不同的投資者和企業的需要。

隨著碳交易市場規模的擴大，碳貨幣化程度越來越高，碳排放權進一步衍生為具有投資價值和流動性的金融資產。因此，發達國家圍繞碳減排權，已經形成了碳交易貨幣，及包括直接投資融資、銀行貸款、碳指標交易、碳期權期貨等一系列金融工具為支撐的碳金融體系。碳金融大大推動了全球碳交易市場的價值鏈分工。碳交易權的計價結算與貨幣的綁定機制使發達國家擁有強大的定價能力，這是全球金融的又一失衡。

目前，我國碳金融發展存在幾個方面的主要障礙。

首先，對CDM和“碳金融”的認識尚不到位。CDM和“碳金融”在我國傳播的時間有限，國內許多企業還沒有認識到其中蘊藏著巨大商機；同時，我國政府及國內金融機構對“碳金融”的價值、戰略意義、操作模式、項目開發、交易規則等尚不了解，目前關注“碳金融”的除少數商業銀行外，其他金融機構鮮有涉及。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沒有用市場化來解決環境問題。此外，中國碳金融交易存在法律、監管和核查等問題。

其次，中介市場發育不完全。在國外，CDM項目的評估及排放權的購買大多數是由中介機構完成，而我國本土的中介機構尚處于起步階段，難以開發或者消化大量的項目。另外，也缺乏專業的技術咨詢體系來幫助金融機構分析、評估、規避項目風險和交易風險。同時，中國碳金融交易行業的基礎設計能力建設目前還沒有到位。

最后，CDM項目開發時間長、風險因素多。與一般的投資項目相比，CDM項目需要經歷較為復雜的審批程序，這導致CDM項目開發周期比較長，并帶來額外的交易成本。此外，開發CDM項目涉及的風險因素較多。

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正處在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進程的關鍵階段。目前，我國已成為世界溫室氣體第二大排放國，向低碳經濟的全面轉型將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碳交易本身是種金融運作，它是對排放權額度的轉化。將排放權作為產權來進行交易，意義在于引領實體經濟的發展。

我國的實體經濟企業雖然為國際碳交易市場創造了大量的減排額，但自身卻仍處在整個碳交易產業鏈的最底端。當前CDM機制下，主要認證機構都來自歐洲，而國內的金融機構對碳交易知之甚少。由于沒有相應的碳交易市場規則與制度，無法建立屬于自己的碳交易市場。又因沒有自己的交易體系，從而被迫喪失了相應的定價權。從長期看，碳減排問題更是一個爭奪未來新興碳金融市場話語權的戰略問題。

當前，發展低碳經濟已成為世界各國的共同選擇。因此，必須在未來的低碳經濟戰略中重視發展碳交易市場。首先，應了解、整合現有的國內碳交易市場，擺脫以國外買家為主的碳項目初級市場（碳遠期合約市場）。其次，在條件允許時，努力建立碳商品市場（碳現貨市場）。最后，為了能擁有定價權，必須建立碳金融市場（碳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市場）。在這個過程中，要不斷摸索每個階段所需的政策邊界和監管模式，出臺配套的法律法規，唯有設計出與國際法則接軌的、符合中國國情的碳交易規則及碳金融機制，并將其與調整產業結構和變革經濟增長方式結合起來，才能確保我國在未來走上自主的低碳發展道路，并最終實現跨越式發展。政府在制定經濟政策時，要將環境與發展問題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進行綜合決策。同時，讓碳金融交易市場發揮出應有的更大作用。

（作者系國家開發銀行金融研究發展中心主任，因版面有限，本文有刪節，原文請參見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網站www.cf40.org.cn） 返回21世紀網首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