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知道薦文3：為什么要禁止國家管理教育

編者按：新東方教育集團董事長俞敏洪在2014年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上表示：希望學校也市場化，讓有錢的企業家包下來。又引起人們對公立教育的思考，因此這期財知道薦文推薦古典自由主義大師斯賓塞的這篇文章，摘自其1850年出版的《社會靜力學》國民教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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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教育

我們關于國家職責的定義禁止國家管理宗教或慈善事業，因此它也同樣禁止國家管理教育。因為政府拿走一個人的財產超過為維護他的權利所必需，就是侵害他的權利，因而是顛倒了政府對他擔負的職責；又因為拿走他的財產去教育他自己的或別人的孩子并非為維護他的權利所必需，為這種目的拿走他的財產就是錯誤的。

假如說牽涉到兒童的權利，為維護他們的權利，國家干預是必需的，那么回答是，在兒童的權利受到侵犯以前不能表明進行干預的任何理由，而兒童的權利并不因疏忽對他們的教育就受到侵犯。因為，正如我們一再說明的，我們稱為權利的僅僅是運用各項機能這總的自由的任意再劃分；只有真正減少了這一自由——剝奪了原先存在的追求愿望目標的能力——才能稱為對權利的侵害。現在，父母不關心兒童的教育并沒有這樣做。運用各項機能的自由完整無缺。忽略教育決不會減少一個兒童盡可能按照最好的方式去做他愿意做的任何事情的自由，而這種自由就是公平所要求的一切。要記住：每一種侵害——每一種對權利的違犯——必然是主動的；而每一種疏忽、不關心、忽略，同樣必然是被動的。因此，盡管不履行一項家長的職責可能是十分錯誤的，但這并不等于破壞同等自由的法則，所以不能由國家受理審判。

對于經常宣稱的掌握在國家手里的教育的權利，假如沒有什么直接的反證，那么它使宣稱者陷入各種謬誤的情況就足以顯示它是無效的。姑且承認政府負有義務去教育一個人的孩子，那么根據一種什么樣邏輯能夠證明它沒有義務去負擔他們的衣食呢？如果有一條關于他們心靈發展的議會法令的規定，那么為什么不應有一條關于他們身體發展的議會法令的規定呢？確立對知識食糧的權利所持的論據應該同樣可以確立對物質食糧的權利——不，還不止于此它將：證明兒童應該完全由政府照顧。因為如果教育的利益、重要性或必要性被認定為政府應該進行教育的充分理由，那么食、衣、住和保暖的利益、重要性或必要性可以認定為政府同樣應該對這些事務進行管理的充分理由。這樣，不取消父母的一切責任，就無法確立那種宣稱的權利。

假如還需要進一步的辯駁，那就有對定義的嚴格考驗。不久前我們發現這項考驗對于假定的撫養權利是致命性的；我們將發現對于這假定的教育權利它也同樣是致命性的。因為什么是教育?在初等小學的教學和最具綜合性的大學課程之間，可以在哪里畫一條線，把國家可以正當提出要求的智力培育的那一部分，和它不能這樣提出要求的那一部分區分開來呢？在讀、寫和算術方面，有什么特殊的性質使得未成年的公民有權要求把它們傳教給他，而這性質卻不是地理、歷史、圖畫和自然科學所共有的呢？必須教計算是因為它有用嗎？可是，正如木匠和泥瓦匠會告訴我們的，幾何不也是如此嗎？正如我們可以從染色、漂白工人那里聽到的，化學不也是如此嗎？我們可以用來確定不同種類知識各自價值的衡量單位在哪里？或者說，假如它們的價值已被確定，怎么能夠表明一個兒童可以向民事權力機構要求具有這樣那樣價值的知識，而不是某些具有較小價值的知識呢？

假如倡導教育立法的這些人能夠證實他們的學說，他們將會把自己誘入一個陷阱之中。因為說政府應教育人民是什么意思呢？他們為什么應該受教育？教育是為了什么？很清楚，是為了使人們適應社會生活——使他們成為好公民。那么誰來說什么樣的人是好公民呢？政府：沒有其他裁判。誰來說怎樣可以造成這些好公民呢？政府：沒有其他裁判。因此這個主張可以轉變為這樣:政府應該把兒童塑造成好公民，按照它自己的判斷去決定什么是好公民以及怎樣可以把一個兒童塑造成好公民。它必須首先為自己形成一個標準公民的明確概念；在這樣做了之后，它必須制定一項訓練制度，一項看起來是根據標準產生公民的最適當的制度。這一訓練制度是它必須盡全力去實施的。因為如果它不這樣做，它就會讓人們變成不同于按它的判斷應變成的那樣，因而就沒有履行托付它去完成的職責。

如果這樣證明了它有正當理由去嚴格執行它認為最好的那類計劃，那么每個政府就應該做歐洲大陸和中國的專制政府所做的事情。法國的那項規定——根據這項規定，“私立學校必須從部長那里取得許可證才能成立,并可以因為一道簡單的部長命令而被關閉“——是向正確方向邁出了一步，但還走得不夠遠；因為如果國家允許別人執行它的使命，就不能不危及使命的正當履行。禁止一切無論什么樣的私立學校，如同普魯士直到最近還在實行的，更加接近標準。奧地利的立法也相當前后一貫地實行了國家教育的理論。根據該立法，由國家對國民的智力培育實行相當嚴格的控制。由于過多的思考被認為與良好的公民身分有矛盾，形而上學、政治經濟學以及這一類的課程的教學受到阻礙。有些科學著作被禁止。懸賞捉拿傳播圣經的人——當局在履行他們的職責時寧可把解釋這部書的權利委托給他們雇用的耶穌會會士。但是只有在中國，這種思想才得到合乎邏輯的充分貫徹。在中國，政府公布一份可以閱讀的書單；而且，認為服從是至高無上的美德，只批準出版那類對專制君主統治持友好態度的書。由于害怕革新會帶來不安定的效果，政府不允許教授任何不來自它本身的東西。為了達到產生標準公民的目的，政府對一切行為都行使嚴厲的紀律。“坐、立、行、談話、鞠躬”，都有極其精確的“規則”。“讀書人被禁止弈棋、踢足球、放風箏、踢毽子、演奏管樂器、訓練獸鳥魚蟲——所有這些娛樂，據說都浪費腦力，敗壞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