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正文：多地調低財政增長目標 難影響財稅改革大局

如何建立現代財政制度，如何進行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到的預算管理制度、稅收改革、事權與支出責任等改革議題？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采訪時表示，今年財政改革破題，是實質性的深化改革的需求。

預算改革及修法是核心

NBD：十八屆三中全會布置了系列的財稅改革方案，今年“兩會”上財稅改革也是重點，有哪些財稅改革方案會破題？

施正文：首先像“營改增”正在擴圍，無論是行業還是范圍，現在都在逐步擴大。第二，《預算法》正在修訂中，這是制定財稅改革的整體方案，也是細化三中全會決定的重要內容。另外，一般性轉移支付也正在制定完善中。今年“兩會”，按照國務院的具體原則和部署，財稅改革分階段目標會比三中全會更細化。像財政部正在制定財稅改革的整體方案，而且有實質性進展，像滾動預算、跨年度預算、綜合財務報告等在“兩會”上都會有所體現，這些財政改革都會逐漸推進。

NBD：目前國際國內經濟形勢復雜，多地調低財政收入增長目標，這是否會影響到財政體制改革的推進？

施正文：今年經濟形勢到底與去年有多大不同還不明朗，經濟增速可能會略有調低，但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環境治理，都需要通過增量調整，逐步解決發展中的問題，而不是整體經濟降下來。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增速不會下調很多，各個地方的財政收入增長會下調些，但下調有限，目前各地降低財政增長目標也是象征意義。從經濟發展速度和調整來看，財政實質變化有限。

今年財稅改革的破題，需要考慮現實因素，是實質性的深化改革，經濟形勢不是根本原因，而是誘因。今年要落實三中全會決定中關于財稅改革的很多目標和任務，因此需要實質性的舉措，這是直接原因。

NBD：具體而言，財稅改革涉及預算的改革，不知這方面會有什么進展？

施正文：稅制改革主要包括稅收支出及預算。而今年預算制度的改革是核心問題。預算牽扯到財稅的整體改革，三中全會決定里提到很多預算的要求，這又與《預算法》的修訂契合。今年應該要切實地推進《預算法》的修訂。預算改革和《預算法》的修訂是整個預算領域最重要的事情，今年是否完成修訂不好說，但肯定會審議，年內是否通過不好說，也可能明年通過。

預算的改革要做到預算公開和預算透明，是預算修改中最為實質的內容。預算改革還涉及到預算審查、財政整體管理水平以及人大審議的監督方式轉變等。另外，像地方多大程度上允許發債，實行什么原則，后期的監督如何，建立完整的債務管理體系，這些也是今年破題的重要方面。

地方稅體系待完善

NBD：稅收應如何改革？

施正文：我們最重要的問題不是稅負過高，而是稅負結構不合理。

稅收要在財政支出方面加大對民生的投入，讓收上來的稅真正利于民生，這才是合理的稅收制度。目前，我們結構調整主要問題是：第一，間接稅過高，直接稅過低。稅制改革，最主要的是提高直接稅的比重，尤其是房產稅和財產稅的比重，真正減輕企業負擔，消除稅收的逆向調節，促進收入分配的公平，這是大的方向。

第二，從稅收體系來說，目前中央稅和共享稅過多，地方稅的建設嚴重滯后，這是地方財政比較困難的根本性問題。未來地方稅的主體稅種主要是房產稅和消費稅。因此，一方面要加快房產稅的立法改革，另一方面要加快消費稅的改革。而且消費稅的改革能夠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具體而言，消費稅可由中央稅改成地方稅，另外，讓消費稅中的稅目大部分由生產環節征收轉到零售環節征收，這對轉變企業生產方式和政府定位有很大作用。另外，要加快資源稅和環境稅的改革。

NBD：目前我們正在進行“營改增”擴大試點，這對于稅制改革有什么影響？

施正文：“營改增”本身是促進經濟發展和產業轉型的重要方向，另外，有些稅收改革需要“營改增”來鋪路，間接稅要降，像增值稅的改革不僅是要合并稅率，還要降低稅負的規模，為稅制改革釋放空間。

增值稅的改革，要把營業稅并進來，同時適度降低稅賦的比重。因為“營改增”后，增值稅的規模太大，會使得稅收對分配收入起到逆向調節的作用。我們只有加大所得稅、財產稅的改革，才能扭轉逆向調節，解決分配不公的問題。

NBD：在財政支出方面，具體有哪些議程和改革措施？

施正文：支出改革也是今年最迫切的內容。財政支出涉及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體制，這需要加大民生的投入，加大對地方財力的保障力度。

另外，轉移支付制度要加快建立，建立財權與事權相適應的制度，才能使地方政府的職能充分保障。轉移支付涉及的是政府間的關系，需要制度性規劃，通過立法來推進。

這還需要劃分中央與地方的事權。“營改增”之后，地方的稅收越來越少，現在的改革是要將分稅制改革進行修改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