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遠結構轉型優于短期經濟增速

3月3日，全國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開幕，中國正式進入兩會時間。與往常一樣，預測即將交付人大審議的政府報告中是否設定、抑或設定怎樣的GDP增長目標，成為了經濟金融界的焦點話題。

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把中國的主導航向調向改革頻道之際，如何處理改革與增長、經濟與生態、政府與市場等關系，無疑成為了既能突破短期經濟社會發展困惑，又能為未來拓寬潛在發展空間的重要命題。

當前市場普遍預測盡管今年經濟增長目標的重要性將有所下降，但基于穩增長的理念，若今年設定新增就業人口1000萬之目標，許多國內外投行預計中國今年的GDP增長率將被設定在等于甚至低于去年的7.5%的區間。其理據一是近期新華社發布的系列文章似乎在明示，決策層已做好了充分的經濟增速下降預期，一是業已率先結束的全國省級兩會上，有22個省下調了今年GDP增長目標。

不過，市場繼續依據穩增長（保就業）思維推測今年官方的GDP增長目標，可堪稱為“不思進取”。一則目前的經濟增長模式已處于臨界狀態。最新數據顯示，2月匯豐中國制造業PMI終值48.5，已連續多月運行于枯榮線下方，目前不斷井噴的信貸與PPI負增長和以現值為基數的稅收低增長等，反映要素的新增收入已無法有效轉化成經濟增加值（EVA），經濟增速面臨慣性回落，且扭轉它所需投入的成本或已高于其能獲得的回報。一則日趨嚴重的霧霾、水和土壤等污染，反映自然社會環境的可承載能力已步入臨界狀態，繼續強調GDP增長會使更多令人預想不到的生態災難不期而至。同時，目前國內整體債務已陷入自我實現的預期，加之人口老齡化下真實儲蓄率走低，繼續依賴投資拉動面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其實，保新增就業并非一定需要維持特定的GDP增長率，通過改革打破壟斷和放松管制所釋放出的市場空間，對新增就業的安置目前已高于由投資主導的GDP增長所能提供的新增就業，如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羅奇表示，服務業創造每一個單位的產值，創造的就業機會是制造業的1.3倍。通過改革推動服務業市場化，可在經濟減速等背景下保障新增就業。

而當前傳統經濟增長方式不可持續的癥結，在于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未有效理順，導致了經濟增長帶來了得不償失的負外部性。淡化GDP增長，不惜放棄短期經濟績效而勵志于改革，是旨在構建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權力歸位。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去年旋起的政府簡政放權的行政體制改革，及即將起航的金融、財稅、國資改革及社保民生等體制改革，無疑透射出決策層旨在通過改革厘清政府與市場邊界，規制權力，并通過為經濟做好后勤防護系保障，替代傳統的赤膊上陣之方式。

誠然，政府直接參與經濟建設、權力直接支配經濟社會資源，確實具有集中調動資源的優勢，并可短時間產生明顯的經濟績效；然而，這種增長是以破壞經濟系統為代價的，即本應提供市場程序正義、制度范式仲裁的政府作為一個經濟主體，讓權力進入權利市場，必將導致政府在公共服務等方面的缺位，市場關系的扭曲及經濟生態系統的破壞等。

由此可見，若當前決策層為落實改革而犧牲部分經濟增速的決心是堅定的，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很有可能會以保持經濟持續發展的模糊表述，及設定新增就業目標，以替代GDP增長目標，且其經濟增長的底線或將是防范經濟失速，以避免GDP增長干擾改革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