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建改革關鍵在于理順黨和公權力關系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下面下設6個專項改革小組中，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尤其引人注目。

“從各個專項改革小組之間的關系來看，黨建改革小組是最為關鍵的一個環節。” 全國政協委員、中央黨校黨建部主任王長江對21世紀經濟報道解釋，因為在目前的體制下，盡管操作者是政府，但真正的決策者還是在黨，在黨委部門。所有政府的改革最終都要落實到黨的改革上。

在王長江看來，黨建改革的任務很重，改革的關鍵在于理順黨政關系。“理順黨政關系的突破口在，重申‘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這一十六大報告提出的政治理念，發展黨內民主，尤其是授權民主”，通過授權民主，建立起官員和老百姓之間的權責關系和責任機制，也可以增強執政黨的合法性。

關鍵在于理順黨和公權力關系

《21世紀》：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下面下設6個專項改革小組，這些小組既有涉及政府改革的，也有涉及黨的改革的。您如何看待黨的改革與政府的改革的關系？

王長江：在6個專項改革小組中，黨的建設制度改革、紀律檢查體制改革都屬于黨的改革的范疇，民主法制領域改革也有很大一部分屬于黨的改革的內容。因此，整體來看，黨的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中占有很大的分量。

從各個專項改革小組之間的關系來看，我認為，黨建改革小組是最為關鍵的一個環節。在目前的體制下，盡管操作者是政府，但真正的決策者還是在黨，在黨委部門。所有政府的改革最終都要落實到黨的改革上。現在到了改革的深水區，從理念到執行，不僅是政府面臨的挑戰，更是黨也無法回避的挑戰。

所以，黨建改革的任務很重，改革的關鍵在于理順黨和公權力關系。這一關系一直沒有理順，在現實中已經帶來了很多難題，亟待解決。

《21世紀》：黨政關系不順有哪些問題？

王長江：比如說今天飽受詬病的霧霾問題。其背后的原因很多人都會追溯到的地方政府的GDP沖動，導致資源環境的嚴重破壞。但這只是表象，更深層次的原因還在于我們現有的干部考核制度出了問題，說穿了，正是因為GDP導向的考核決定著官員的命運，所以官員才會拼命做大GDP。當然我們不排除少數地方在做大GDP與保護資源環境之間找到平衡，但這樣的例外，顯然不能掩蓋干部考核制度的根本問題。

其次，權力取得的邏輯也存在問題。按道理說，本來政府的權力是接受老百姓的委托而取得的，政府官員應該對老百姓負責，但我們的權力授受體制卻往往導向政府官員只對上負責，可以不對下負責。雖然有時官員也會承諾對百姓負責，但卻缺乏相應的制度，甚至有時還要擔著冒犯上面的危險。如果不能保證官員真正對老百姓負責，帶來的問題最終還是要由執政黨來埋單。

加大授權民主的探索力度

《21世紀》：現在黨建改革專項改革小組正在推進黨建改革，從黨建專家的角度來看，您認為黨建改革有哪些優先的任務？

王長江：近些年，我們的改革遇到了一個比較普遍的問題，就是各個領域改革向前推進時，往往會遇到天花板，推著推著推不動了。其中一個原因就在于改革已經涉及到黨自身的問題。我認為，在這方面，與其重新列出改革任務，不如下決心把過去改革遇到的涉及到黨的改革的問題梳理一下，列出重點，逐一解決。

在黨建各類問題中，有一個原則性問題需要引起人們的重視，那就是如何辯證統一地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制度與依法治國的方略。所謂民主，至少包含著授權、決策、執行和監督四個環節。我們在決策、執行和監督方面的民主，已經做出了很多探索，但在授權層面卻一直進展不大。在現實中，我們領導干部的產生還是較多地習慣于同級黨委或上級黨委的任命，憲法規定的人大的權力成了一種形式，這等于讓人民當家作主成了形式。糟糕的是，它也使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成了非此即彼、兩者擇一的選擇。

在我看來，堅持黨的領導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只有讓人民當家作主在黨的領導下得以真正實現的時候，黨的領導才是科學的、有力的。下大力氣研究探索授權民主的實現形式問題，是最終化解這一矛盾的關鍵。

《21世紀》：那么如何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改善黨內民主？

王長江：科學講的是規律性，比如民主就有其規律性。根據現代國家的理論，公民是公共權力的所有者，是有權決定把權力交給誰來掌握的主人。因此，選擇掌權者，把權力授予他們，是民主的前提。

在實踐中，我們對規律強調不夠，強調特殊性比較多。這有時會使我們在改革的路上猶豫不決，探索的步伐邁不開。也許你可以說這主要是考慮風險控制的因素，可是任何改革都要冒一定風險的。經過過去多年的改革，很多問題都解決了，剩下的都是大問題，如果要突破的話，就必須拿出政治勇氣來。

推進黨建的科學化，我覺得最需要做的就是建設黨內民主。在劃定不搞多黨制、不搞三權分立界線的前提下，我們就應該在黨內民主上多作嘗試。我們可以通過探索和創新，把民主體現出來的規律性的東西納入到可以承受的黨內民主的框架之內。

例如，民主意味著讓人們選擇掌權者，選擇意味著要競爭，因為有競爭選民才有選擇的可能。那么，執政黨就可以在各級領導干部的任用問題上，不再只是推薦一個候選人，而是推薦一定數量的骨干，通過法律程序的設計，讓當地的選民來選擇他們更放心的人。這樣選出的人既符合黨管干部的原則，也經過了民眾的選擇和認可，老百姓和官員之間的權責關系建立起來了，責任機制建立起來了，執政合法性也就增強了。

不能由被改革者主導改革方案

《21世紀》：根據您的調查和觀察，這么多年來，地方在黨建方面有沒有一些突破和創新，值得推廣？

王長江：在普通黨員和群眾的民主訴求越來越強烈的壓力下，地方和基層的黨組織進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比如前些年一些地方的鄉鎮領導班子直選。通過直選，讓更多的人意識到民主不僅是一種態度，更應有授權的理念，政府必須爭取多數人的同意。這樣民主的權威才可以提高。我認為這是很好的，但很可惜的是，這種探索推廣得不夠。

我們應該鼓勵到地方去探索和創新。地方和基層是直接面對執政黨遇到的挑戰和考驗的地方，有改革和創新的強烈沖動。對他們的改革創新嘗試，應當更多給予支持和鼓勵，不能為了表面的穩定，動不動就限制他們，出了一點問題就叫停。這等于一方面鼓勵大家去探索和創新，另一方面又讓改革者去承擔改革風險。實際上，地方創新的空間已經相對有限了，如果風險也全部讓他們承擔，誰還愿意為這個黨的事業去冒險？

《21世紀》：現在最重要和急迫的是上面的改革，而不是地方的創新。

王長江：改革需要上下互動。在黨建改革的推進方式上也需要改革。整體推進改革，就要有一個整體的設計，至少要有人進行專門研究。我不太贊同這樣的方式：遇到什么問題就召集有關部門，結果出來的對策都是“部門立法”或部門博弈的結果。有的改革可以這樣進行，但很大一部分改革不能這樣進行。讓被改革對象拿改革措施，往往是這些部門之間討價還價、互不相讓，決策成了部門利益博弈的過程，最終改革就變味了。我們需要更加超脫的改革決策設計。